范畴的作用：超越理解，组织社会实践

范畴是一个稳定的标准，将一个语词与其反义的语词区别开来，如此，“神圣”和“世俗”有别(此乃迪尔凯姆的宗教仪式范畴);同理，在我的媒介仪式叙述中，“媒介”的人物/事物/世界有别于“普通”(或曰非媒介)的人物/事物/世界。范畴不是弱性或暂时性的差异标记: 这个差异界定分明，足以表现为人体行为，也足以转移到人体行为上。如此，范畴差异能与人体的组织联系起来，能把迪尔凯姆的研究和朱迪思·勃特勒(Judith Butler)近年的性别和性行为研究联系起来【67】。围绕范畴差异组织的仪式行为是通过人体学习范畴差异的好办法，是学会“实际掌握”的好办法;布尔迪厄认为，“实际掌握”范畴差异是仪式实践固有之义【68】。这样学会的范畴差异，以及由此派生出的排序都被视之为自然: 通过媒介行为的实施，使看似自然的行为得到确认而被视之为自然。

范畴的排序作用大大超越了莎茨基关于理解的排序作用，习俗是通过理解聚合的。范畴的作用不限于组织习俗;它们还确保，学习范畴的形式是强制性的、可重复的和有意义的。这并不否认，仪式有一定的散漫性和临场发挥性;但这样的自由度之所以可能，那是因为其背景有一个清楚的模式化形式。

宗教理论家凯瑟琳·贝尔(Catherine Bell)认为，“人体被赋予了仪式‘感’”，但人体仅仅是广域的仪式化过程的终端。完备的仪式给人这样的感觉: 某些行为形式的地位较高，这样的感觉强化了广域的等级结构。仪式化的正规边界标记暗示事物的“较高”等级，“一个涵盖面更广的权威秩序位于眼前的情景之外”，这样的秩序贯穿社会生活【69】。同样，媒介仪式(比较特殊的)时刻和进行区分、标记边界的媒介实践的广袤领地是连在一起的，同时又得到这一领地的支持，这一领地里嵌入了媒介的区分和边界，行为人的思想和言行自然而然地在这里发生。

试设想人们从非媒介“世界”进入媒介“世界”的场所，比如拍电影或其他媒介生产正在进行的地方;在这里，非媒介人期待邂逅媒介人物或事物，比如名流，或指望为媒介客串比如当群众演员。在这些情况下，人们的行为差异以浓缩的形式复制这样一个理念: 媒介是社会“中心”的切入点，他们上镜的呼唤在此得到承认;看见名流时，他们或向后退，或向前拥;名流出场前，他们原地不动等待，看见名流进场时向前拥，以凸显他们跨越的边界【70】。如此，人们把范畴差异化为持久的组织空间: 这个地方留给名流或贵宾，那个地方留给“普通人”。“媒介世界”的特殊性如今已成为理所当然的旅游品牌的基础: 影视基地成了旅游目的地，比如电视连续剧和电影《指环王》(Lord of the Rings)的拍摄基地【71】。这也是完全成熟的媒介仪式(如我们进入电视演播厅去“向世人”讲述自己故事的时刻)所依靠的边界和范畴差异。

媒介仪式范畴有助于媒介实践的仪式化: 媒介人或名流的地位特殊，他们在媒介里的现身使他们这个特殊范畴得到保障;“直播”的范畴标示被特别挑选出来同步播映的场景【72】;“仿真”范畴指的是媒介机构以权威姿态选中、使之逼真的场景和人物。诸如此类的范畴存在于当代的媒介实践中，是卢克·波尔坦斯基所谓“决定是什么的领地”的组成部分。这些语词适合社会实践的广阔组织构架(我们的习惯做法以许多方式指向了媒介，第二章已做介绍)这就赋予仪式化的范畴特殊的力量。这些范畴因此而成为波尔坦斯基所谓“再现什么是集体的，或至少什么是与集体相关的……工具”;结果，这些语词(实况、仿真、名流等)的参照点似乎涵盖了整个社会领域【73】。

媒介仪式的基本模式建立在这些范畴和词语上;反过来，这个基本模式又产生特别有效的应用方式，包括规则分明的游戏【74】。这是“游戏文档”的领域;通过媒介的“现实”表征以竞争的形式建构，规则分明。英国版的《学徒》即为一例(见文本框3.1)。

文本框3.1 英国版《学徒》(www.xing528.com)

《学徒》(英国版)之所以很受欢迎，那是因为它给人一个可以改进的希望: 通过一连串极端人为设计的测试挑选参赛的人，测试由制片人和企业家艾伦·休格(Alan Sugar)评估。在人口众多的国家，这个节目向人们传授职场有用的生意经。其定位是娱乐节目，不是纪实片，这不应该使我们忘记，BBC担保这个节目逼真的宣示。BBC娱乐节目管控人简·勒什(Jane Lush)说，节目的宗旨是“把生意经送给那些从未想过适合他们创业的人”。“对讲”制片公司的编辑部主任黛西·古德温(Daisy Goodwin)说:“这是真正有意义的第一个节目——显示在职场成功真正需要的素质。”由于这个节目赢得了大批受众，新工党政府给艾伦·休格封爵，授予他上院席位，聘他为政府顾问。

《学徒》不仅给胜者披上神圣的光环;通过该游戏的地位，它排除了一切可能对一些规则发起的挑战，使基于这些规则之上的价值(参赛者个人的进攻性、在艾伦·苏格尔爵士咄咄逼人言辞前岿然不动的能力)不会受到挑战: 与游戏价值相左的价值得不到提倡，除非它们能调整游戏的整个结构。有时，在游戏的边缘，参赛者作出正面的评价，认为收视者看到的东西“正常”: 英国版《学徒》第二季播映后的讨论中，一位第一季的参赛者为第二季里那些咄咄逼人的问题辩护说，它们正好再现了“你将要工作的文化环境”(即波尔坦斯基所谓的“仿真考验”: 2011: 103—110)。但节目本身从来就不必作正面的辩护，因为其规范从来就没有遭到任何参试者反对，而且是写进了游戏规程的。英国版《学徒》说明，仿真游戏是有效工具，仿佛能向我们展示一种现实，同时却遮蔽了其他现实，捍卫了被展示的现实，使之不受到挑战。仿真电视游戏的结果是窄化社会现实，使之适合新自由主义的职场(Couldry 2010: ch.4;Hearn 2006;Mc Carthy 2007;Ouellette and Hay 2008;Boltanski and Chiapello 2005)。然而，仿真节目总是建立在仪式化权威之上，它们展示的现实带有媒介机构的权威。

欲知英国版《学徒》更详细的分析，见Couldry and Littler(2011);欲知美国版《学徒》的分析，见Hearn(2006: 626—627)。

媒介仪式完成了，但媒介仪式的组织工作并未完结。媒介仪式(仪式本身及其理念)有助于组织其他习惯做法，用它们以权威姿态确定的表征和范畴使其他习惯做法扎根【75】。仪式习惯确定必须倚重的范畴和区别的新形式，并随即组织其他仪式习惯。这样的仪式习惯之间的关系未必能阐述得一清二楚，但它们的“载体”是参与者展示的动作，参与者进一步的动作(模仿、重述、重写)展示了他们体认到的知识。凭借媒介表演的典范角色将是第四章的重要主题。

让我们考虑当代媒介仪式化的两个维度: 媒介事件和名流文化，借以完成这场讨论。这将使我们展现媒介仪式研究的最后一些主题，使我们再现一种宛若社会秩序的东西。

[1] 罗伊·拉帕波特(Roy A. Rappaport，1926—1997)，美国人类学家、美国人类学学会会长(1987—1989)，著有《仪式和宗教在人类演化里的作用》、《生态、语义和宗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