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中心神话：比较视角及数字媒介实践

过去无人怀疑，媒介机构是描绘世界的象征性权力和手段高度集中的受益者: 这种权力过去表现在建筑形式里，现在依然如此，埃里克森(S.Ericson)、里戈特(K.Riegert)和阿克斯(P.Akers)论英国、俄国和中国建筑的文章对此做了研究，很有原创性【45】。但如果今天的数字媒介对这个出发点提出了挑战，那又如何呢? 媒介资源在多元化，媒介机构的产品容纳了用户生成的内容;和广播时代相比，我们的注意力越来越指向了互联网的无限量空间。在势不可挡的信息洪流时代，象征性实践如何生成“意识形态系统”呢? 又如何生成超越“狂野的信息洪流”呢【46】? 媒介机构如何吸引足够的注意力、拥有足够的合法性，而继续成为媒介仪式的焦点呢?

这里关键的问题不是在于媒介仪式语词的流动性，比如“实况”一词在广播的参照点就在历史上移动，而且大多数媒介的语词都难以把握;关键问题在于媒介仪式语词在争夺注意力、争取合法性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首先要注意，网上的媒介世界与仪式所需的注意力集中并不是不兼容的。肯·希利斯指出，在美国，互联网扮演社会核心的角色，虽然和电视相比其集中性比较分散;社交媒介(如推特)的同步性使新型的协调仪式涌现出来，迈克尔·杰克逊之类的名流去世时哀悼者同步化的祈祷就是一例【47】。第二，媒介意识并不要求，媒介的地位(作为观照社会和政治的优越视角)不受挑战;实际上，正如我们在第一章里所见，媒介的优越地位和媒体一如既往的经济活力，在维护媒介化中心(mediated centre)的斗争中，正遭遇风险。在数字时代，媒体(以及依靠媒体的其他制度)维护吸引力与合法性的斗争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在加剧之中，并要求生产方创造媒介仪式的新形式。此间涌现出来的“社会”途径的塑造靠的是媒介机构最重要的需求: 在追求经济活力的过程中，维持自身通向社会的核心地位【48】。因此，媒介仪式在社交媒介的发声可能受娱乐逻辑的支配，就像政治叙事受娱乐逻辑的支配一样。

媒介中心神话这一观念遭遇的挑战之一是，它含有某种集中化的意思: 媒体设施是国家驱动的现代化的载体，这种集中化与西方国家的经验相关，与其他地方的政治经济斗争却未必相关。媒介仪式的观念适用于中国、瑞典、荷兰、澳大利亚、美国和菲律宾，证明这个观念并不狭隘【49】。但我起初对媒介仪式的描绘无疑设想得太容易了，只把国家当作其参照点，对跨国的媒介仪式的认识不够。

马尔文·克雷蒂(Marwan Kraidy)近年对阿拉伯电视真人秀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深刻的问题。克雷蒂不否认媒介仪式的存在，但他坚持认为，我们对媒介仪式意义的解读关键是要看，媒介机构和市场是什么样的关系，要看国家举措和宗教机构的关系，要看什么样的关系适用于具体的国家，适用于中东这样的跨国地区。在那本较早的书《媒介仪式》里，我对国家和现代性的叙述太聚焦于自由主义民主国家和新自由主义民主国家。克雷蒂证明，媒介仪式和媒介中心神话与关于现代化的愈演愈烈的争论是可以兼容的，这样的争论对阿拉伯国家几十年来维持的“现代性”叙述发起挑战【50】。与此同时，在中国这样的大国，维持一个“中心”、一个媒介中心是非常困难的，所以你必须寻找维持媒介仪式的条件，你找到可能是反中心(counter-culture)。这不会引向后现代的相对论，反而磨砺了我们对中国之类的国家里政治斗争的理解;在那里，工人阶级的抗议借助新媒介形式，公共事件丑闻浮现出来。在高度阶级分化的菲律宾，国内的媒体很贴近工人阶级消费者，这些人不太可能接触精英追逐的跨国媒体。黎巴嫩之类的失败国家里，反国家的行动者可能会培育自己的媒介“中心”，比如黎巴嫩真主党创办了“灯塔”电视台【51】。注意，仪式观念不妨碍它从外向里去挑战一个社会中心，形成想象中的反中心信念【52】。(www.xing528.com)

由此可见，摆脱媒介中心神话的观念(以及相关的媒介仪式观念)极为重要。我们要摆脱具体的媒介形貌的任何设想，不能受长期支配媒介研究的媒介形貌的羁绊;英国、西欧和北美的媒介形貌束缚我们太久了。那就是说，我们要理解媒介机构在其他许多地方将自己建构为社会中心的功能，它们成了接入大范围“中心”参照点，我们不能仅限于知道媒介与国家形成了密切关系的地方，英国、法国和日本的媒体与国家的关系就比较密切。在印度，真人秀节目竞争生成了“共同体”，它们非暴力的竞争激发了耐人寻味的吸引力;正如阿斯文·普纳桑贝克(Aswin Punathambekar)所示，这可能证明，在深刻的族群和政治紧张之后，可能会出现非暴力的竞争。媒介仪式在东欧可能也有相关的意义，传统国家教育理念和全球的娱乐文化的关系是有矛盾的【53】。

媒介中心神话意义重大，至少是因为国家仍然具有重大的意义【54】。国家框架的长效性和媒介等机构越来越不稳定的宣示互相纠缠，以调节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与此同时，日常实践里国民忠诚和凝聚力的宣示，就成为克雷格·卡尔洪所谓的“制度合理性的前政治基础”。即使流动性很高的人也觉得，日常的习惯(含媒介习惯)能强加国家的框架，而且其有效性还令人吃惊【55】。但从中世纪城邦以来，媒介与制度权力的关系一直在许多层级上起作用【56】，所以我们不必对今天的复杂性感到吃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