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与社会实践:重要的理论与实践

作为背景，我们回眸一瞥第二章介绍的围绕实践理论的论辩。至少对莎茨基而言，研究实践的意义是摒弃通用社会秩序的理念。对他而言，有秩序分先后的习惯做法，别无其他。莎茨基的实践理论与媒介记述之间存在深层的紧张关系，那样的技术把媒介描绘为社会权力的制度和社会形式的创立者。使用媒介的一种做法是“建构现实”;既然媒介内容再现世界，现实的建构就是媒介实践不可简约的一部分。在他看来，实践路径使我们能将建构现实视为所有人都必须从事的实践，这个过程有无限多样性、多元性，而且是不汇集的。按照这样的解说，实践理论挑战总体社会“秩序”的理念【18】，除非把这样的秩序理解为局部解释的做法逐渐建构起来的。但无论莎茨基立场的诉求是多么抽象，我们的世界并不是抽象的;我们每个人的一举一动都在一个先已存在的世界里发生，这个世界是历史的产物，在历史过程中存在众多分享资源的斗争;这些资源里包括使解释固化为范畴的权力，范畴反过来又有助于实践的组织。作为个人生活的参照点，所谓“现实”的建构并不是无限多样的，却以令人注目的方式汇聚;媒介制度对那样的汇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19】。

在此基础上，把握广阔的权力等级如何通过社会表征来运行，有一定困难，不仅对实践理论而言有困难。为了了解这样的困难，让我们回眸社会理论的历史。以彼得·伯格[2]和托马斯·卢克曼(Thomas Luckmann)一段话为例，这段社会建构主义的经典名言见《现实的社会建构》(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日常生活表现为人们诠释的现实，他们觉得这是浑然一体的世界。我们社会学家把这个世界当作自己分析的对象……普通人不仅把日常生活的世界视为理所当然的现实……这个世界源自他们的思想和行为，他们视其为真实的现实。【20】

根据这个观点，日常世界是一个自我矫正的“整体”，建立在其成员的“思想和行为”上。我们可能禁不住要更新并采纳他们两人的观点: 媒介有助于日常生活和研究的信息输入，这样的信息输入整体上地拓宽了日常生活。但这可能引起两个问题。首先，如果设想日常生活是一个“整体”，一个前提就越来越难以站住脚，因为社会组织的规模日益增大;第二，没有考虑到不平衡的权力关系，这样的权力关系潜藏在媒介底层，形塑着媒介内容的意义，而媒介内容是见仁见智的。

实践理论本身摒弃了社会建构主义的整体论，这是对的;但在莎茨基等人版本的实践理论里有一种怀疑态度: 大规模的运行(如媒介权力)是否能提供有益的洞见，帮助我们理解实际情况下的无限多样性【21】。由此而滋生其他的问题。他们忽视了媒介机构为了维护权力的利益而修补世界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波尔坦斯基指出一种危险: 使日常的常识标准化，既忽略日常生活评价中的不稳定性，又忽略建构从言论到现实的权威所采用的制度性方略【22】。他们的实践理论还低估了媒介制度在建构世界框架里的积极作用，对这一理念嵌入日常解释和行为里的作用，他们的实践理论也估计不足。

我研究社会秩序的路径有独到之处。我坚持认为，尽管实际上存在着不可否认的多样性，媒介权力的研究在大型社会里还是有效的: 关键是理解权力嵌入社会的多种方式，以及它如何在实践中得到有效的实施和配置。这里有一个环通向两篇经典的传播学论文。凯利[3]说，“现实是稀缺的资源。”获取这一资源(在大型社会里控制所谓“现实”建构的有效权力)是媒介权力之根本。柯兰[4]在一篇早期论文中为凯利作了历史方面的补充，他对现代传媒的社会整合功能和中世纪欧洲天主教的功能进行比较。他说，若要发挥作用，媒介权力就像宗教权力，必须以人们赞同的实践形式运行: 媒介权力不仅要主导大众传播媒介，而且要主导柯兰所谓的“心灵生产机制”(专业文化、教育)，要主导仪式权力或魔力【23】。(www.xing528.com)

我们研究社会形式和权力里媒介角色的方法论与旧式的意识形态理论不同，那些理论专注于研究集中化讯息的自动化力量。我们需要对数字时代权力如何被复制的视域有更广阔的理解。媒介规定社会现实的角色是开放的: 并非事先充分决定的。这个角色建基于权力嵌入日常实践的具体物理过程: 这些过程总是有限度的、不完全的。有时，它们至少容许与之竞争规定性的世界构建方式。但关键在于，这种过程的产出具有“普遍化”的效应。换言之，它们对我们言说世界的通用话语的能力产生战略性的影响，这些影响嵌入进一步的实践有助于世界的组织【24】。理解媒介对社会运行的权力意味着: 一方面要注意媒介话语在日常生活里普世化的力量，同时要承认日常生活里实际的评价和组织的多元性(不存在单一的“社会秩序”)。后现代主义把社会形式描绘为多种解释的游戏，“没有任何‘中心协调’”，这样的后现代主义话语完全没有把握住媒介权力的复杂性【25】。研究这种复杂性的最佳切入点是仪式的概念。

[1] 查理·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1821—1867)，法国诗人，象征派诗歌先驱，现代主义创始人之一，著有《恶之花》、《巴黎的忧郁》、《人为的天堂》、《美学管窥》、《浪漫主义艺术》等。

[2] 彼得·伯格(Peter Ludwig Berger，1929— )，美国社会学家，主攻社会学、宗教社会学、神学，著书20余部，要者有: 《与社会学同游: 人文主义视角》、《现实的社会建构: 知识社会学论纲》、《现代性、多元性和意义危机》、《神圣的华盖: 宗教社会学精要》、《多种全球化: 当代世界的文化多元性》等。

[3] 詹姆斯·凯利(James Carey，1934—2006)，美国新闻学家、传播学家，媒介环境学第二代代表人物，著有《伊尼斯与麦克卢汉》、《作为文化的传播》等。

[4] 詹姆斯·柯兰(James Curran)，英国传播学家，著作颇丰，要者有《不承担责任的权力》、《媒介与社会》、《媒介与权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