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与社会：仪式作为社会形式

新技术常常提升“分类式”身份。

——克雷格·卡尔洪【1】

象征性边界……是社会行为者对物件、人、习惯甚至时间和空间进行分类的概念区分。它们是工具，个人和群体借以在现实的定义上争论并达成一致。

——米歇尔·拉蒙特和维拉格·莫尔纳【2】

我们需要证明的是，用社会自身标准来判断社会是荒谬的，因为社会的分类是社会宣传的一部分。

——昂利·列斐伏尔【3】

一个年轻人走到开罗的一堵墙壁跟前，用油漆涂抹脸谱网的大写英语词FACEBOOK时，那是什么意思? 是传授知识? 是宣传品牌? 是表示聚会的参照点?抑或是表示大范围的社会变革? 这样的不确定性暗示一个宽泛的问题: 我们如何从第二章介绍的看似无穷多样的与媒介相关的习惯过渡到对与媒介相关的权力的理解? 我将在接下来的四章里分阶段讲解这个问题。

把握媒介与权力的关系问题有一定困难，这和社会理论里大范围的问题有关系:在大型、复杂、多孔隙、媒介密集、全球连接的社会里，权力和政治秩序发挥什么作用?日益增加的碎片化的媒介节目并不意味着，媒介权力业已消亡。以英国和美国为例:其他一切证据都说明，媒介增长繁花似锦，媒介生产去中心化，能用上媒介的界面令人眼花缭乱，尽管如此，媒介却高度集中在名流文化上，这不完全是媒介市场“推力”的结果，媒介还深入了日常生活和社会规范。我们如何解释这表面上矛盾的现象呢?

作为起点，让我们回顾波德莱尔[1]早期的媒介洞见。他说:“媒介运输系统(或……媒介权力的再生产)在形式的层次上起作用。”【4】他所谓的“形式”指的是社会形式，而不是媒体节目的格式。他对最基本的大众媒介构成社会形式或关系感兴趣，他所谓的形式就是媒介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社会分割”【5】;在数字时代，这样的分割更见复杂。如果要发挥这一思想，那就需要吸收“分类”的概念。这就使我们回到第二章所论的实践: 类别仅仅是关键手段之一，借此，具体的习惯嵌入并复制更一般的权力特征。这还使我们进入有关当代社会形式和社会秩序的一些重要的论辩，我们在第一章末尾已经对此做了暗示。一切人类生活都需要一定程度的稳定和秩序，一个永恒的问题是: 用权力不平等的话说，我们要付出多大代价来寻求稳定和秩序?

对社会形式的兴趣是法国经典社会学家迪尔凯姆的突出特征，实际上，社会思想分类的理念是社会秩序的固有要素。我们可以把这一传统追溯到最近法国人围绕波尔坦斯基和劳伦·泰弗诺(Laurent Thevenot) 的《论正当性》(On Justification)展开的辩论。泰弗诺注意到迪尔凯姆“丰硕而有限的传统”对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分类思想的影响【6】。迪尔凯姆设想，“集体的认知分类和人们归属的集体之间的关系极其重要”【7】，但今人不会这样看问题了。这也是泰弗诺的局限。波尔坦斯基和泰弗诺的价值社会学坚守分类的观念，但它被置入的语境和迪尔凯姆的语境截然不同。他们认为，在社会里和世界上，没有固定的成员身份，没有天下一致的社会价值观;在我们是谁、我们的归属问题上，没有不变的确定性，只存在多种“正当性规范”(regimes of justification)，它们互相竞争，以界定价值和社会生活领域。表面上看，这个观点和媒介使象征性资源集中、以系统的方式聚焦于社会价值的观点有矛盾。但在他和伊芙·恰佩洛(Eve Chiapello)合著的更著名的《资本主义的新精神》(The New Spirit of Capitalism)一书里，这个社会价值多元论的目标并不是放弃批评，只不过是调整其立论的基础，从日常生活的话语资源去进行批评。(www.xing528.com)

在《论正当性》一书里，波尔坦斯基和泰弗诺区分六种正当性(justification)，常见于日常围绕价值与合理决策的争论中。它们是:“家庭”价值、“名气”价值、“市场”价值、“产业”价值、“文明”价值和“激励”价值(基于“创造性特色”)。他们摒弃社会空间先定的观点，不接受一种正当性比另一种正当性优先的观点。实际上，他们的方法论有力地承认日常生活里价值的多元化。他们摒弃一种形式的社会批评，将其与布尔迪厄挂钩，但实际上那种社会批评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社会学里很盛行。按照那种批评的诊断，权力是一种独特价值直接或间接强加的，这种价值适合权力的利益【8】。彼得·瓦格纳(Peter Wagner)指出，大体上，他们重新思考价值的生成和竞争，考察价值如何提供一个新的基础，将政治社群的演进置于社会进程的基础上【9】。对媒介研究而言，他们辨认的一种正当性引人注目，这就是“名气”，他们理解的名气是“在公共舆论里的能见度”【10】。不过，他们没有提及媒介。

我们需要从这个多元主义的“价值”论吸取教益，以用于媒介社会学研究。首先，这一价值论路径是开放的，对价值如何嵌入日常生活持开放的态度，但它并不排除具体形式的封闭性。根据泰弗诺的解释，对正当性规范的实际需要的根据是，需要“在高度个人化的、局部的经验的基础上共享经验”。解决价值规范(value regimes)竞争的基础是，什么样的秩序有“最大的合法性”。他们把合法性译解为“公平”，这是他们与经典政治理论重要联系的一部分，不过，正如泰弗诺所言，架构合法性的宗旨仍然是“社会对人的需求，人们要在均等和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分享’”【11】。在这里，系统性的相互依存至关重要。

所以我们问，媒介机构在提供共同的参照点、支持价值规范的合法性中发挥什么作用呢? 在其新作《论批评》(De La Critique)里，波尔坦斯基给媒介制度的象征性权力提供了比较清楚的铺垫，但他的铺垫也是隐而不显的。如第一章所示，波尔坦斯基研究决定“现实”(reality)的权力，他那个版本的“现实”对实用的功能生效，而他所谓的“世界”(monde)的底层是多样的，实际上有部分的不确定性。他迈出了关键的一步，这一步对媒介社会学有潜在的助益。他认为，制度决定和证明“是什么”的角色和价值的底层不确定性构成辩证的关系: 由于这样的底层不确定性，制度(国家、政党)就必须尽可能发挥决定“现实”的功能。他还探讨了这种阶段性发挥作用的机制，包括“价值检验”(tests of worth)和“现实检验”(testsofreality)机制【12】。稍后，在本书媒介仪式和“仿真”游戏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在他的基础上做一些发挥。

然而，对媒介机构具体的现实工作，波尔坦斯基和泰弗诺却没有予以解释，甚至就没有提及(波尔坦斯基把证明的权力留给了国家)【13】。我认为，这种解释不足的情况和当代社会价值确定性的不足(underdeterminacy)也有关系。媒介制度并没有提供凝聚共识的价值，解决确定性就显不足;更准确地说，它们不经意间为价值和现实提供了最有力而合理的验证。正如我们在第一章里所见，在媒介制度行使这种功能的环境里，媒介仅仅是许多制度行为者之一，它们是必要因素，并且在互相竞争中维持自己露面的共同空间(common space)。

为了展开发挥这个问题，我想回头看我的《媒介仪式批判》(Media Rituals: A Critical Approach)【14】，同时在三方面对我的主张予以强化: ①进一步澄清，共同空间建立在价值多元论的设想上，而不是价值凝聚的基础上; ②进一步有效地阐述，在全球价值不确定性加快的时代，共同空间的理念适用于许多社会和媒介文化; ③延伸共同空间的理念，以便理解象征性权力——“决定有什么”(波尔坦斯基语)的权力——集中化的效应，还要理解其他制度的权力，包括企业主和品牌制造商的权力【15】。

在这里，迪尔凯姆和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提出的、波尔坦斯基和泰弗诺在多元主义价值社会学继续使用的范畴(category)概念，是至关重要的。范畴是一种关键机制，井然有序(常常“仪式化”)的实践使用并体现这些范畴，借以复制权力;范畴以特定的方式标记并分割世界。如果没有某种进入游戏的实践特征比如“范畴”，实践的多元性和权力的运行机制就无法联系起来，在媒介领域是如此，在其他任何领域也是如此。如果理解范畴的作用，我们就豁然顿悟，虽然这个世界无比复杂，但它仍然像是一个平平常常的世界。

注意，研究权力的这条路径不依靠陈旧、静态的社会秩序概念: 相反，其焦点是开放的秩序形成机制(包括有关社会秩序的宣示);尽管当代社会实际上存在价值多元，各种制度包括媒介还是在根据这种开放的机制运行，因为实际上社会秩序并未达到充分实现的境界。正如昂利·列斐伏尔清楚所示，两种观点没有矛盾，实际上还相互关联: 一个观点摒弃总体社会体系的理念，另一个观点解构社会生活和公共生活里秩序井然的尝试(语录见本章之首)。

杰弗里·鲍克(Geoffrey Bowker)和苏珊·雷伊·斯塔尔(Susan Leigh Star)强调社会秩序里的分类研究，强调社会秩序的记录和结构;他们摒弃一种空疏的后现代主义，这种主义“不注意模拟实况的建设，也不注意基础结构里的实况，但支撑形象或事件的……正是这样的基础结构”【16】。鲍克和斯塔尔还挑战有些人的宣誓: 在我们这样复杂的社会里，符号系统是难以为继的。实际上，有关复杂性的论述走的是另一条路子: 当代社会的复杂性一定程度是建立在分类工作上。我们需要理解媒介机构在分类研究里的作用。这种分析框架可以用多种建构方式: 用作媒介生产的民族志延伸，进入广阔的媒介世界;用作“信息权力”的分析;用作“文化图示”的理解，其合法性和社会结构不可分割【17】。范畴在很多层次上运行，从标签到物体的形貌，从卡通人物到品牌或徽标。一切范畴既是实物又是其中的结构内容，范畴有为社会提供秩序的表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