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习惯及其影响力-媒介、社会与世界

实际的做法未必都是习惯，但常常是习惯: 习惯性重复是行为稳定并成为积习的一种方式。我们的习惯不是孤立的，它们在大的习惯网络中是连在一起的。牵动一个习惯，整个网络结构就会被扰动。孤立地考察时，媒介习惯比如看电视的习惯(见第一章)的变化比较慢，常常不如媒介造势的大话变得快。有些与媒介相连的习惯最好是被当作许多媒介习惯结成的复合体，不足为奇;有时，与媒介不相连的习惯也可以被视为这样的复合体，这也不足为奇。这些复合型习惯可能会牵引出“行为序列”(action sequence)【95】。或引起多种行为的互相影响。接下来，我们考虑一些例子，其中难免有一点猜度的成分。

1. 跟上新闻

“跟上新闻”的习惯值得研究，率先追求这一理念的是挪威学者英基·哈根(Inge Hagen)【96】。斯堪的纳维亚人视新闻消费为义务，这种意识之根是新教徒“阅读乃义务”的意识【97】。

在更广阔的层次上，“跟上新闻”的复合型习惯是国际范围内普遍的兴趣，能推进用新闻继续生活的更复杂的复合型媒介习惯，有助于人通过新闻消费来面向一个公共世界【98】。今天数量激增的新闻界面可能意味着，跟上新闻可能是许多小习惯做法的结合: 不仅包括看黄金时段的电视新闻，或在固定时段听广播新闻，而且包括在午餐时扫描一下电脑上的新闻主页，接收手机上的短信，在朋友的电子邮件或博客里跟进一条新闻线索，在回家的路上取一张免费报纸翻阅等【99】。你在每一种习惯上所花时间的长短、你如何延伸阅读、在多大程度上将其与背景新闻联系起来进一步探索，这些习惯多有不同，甚至千差万别。新闻跟踪的习惯和人口统计变数的相关性是一个新的重要研究领域。

媒介产业的经济模式和工作习惯正在自我调节，以适应变化中的跟上新闻的时空分布模式。“9·11”事件后即时新闻的消费戏剧性地说明【100】，网络新闻的消费常常是上班时在笔记本电脑上浏览的，这样的消费模式是许多人每日功课的一部分。以阿根廷为例，这一点认识影响了新闻网站的组织，这已为帕布洛·波切考斯基(Pablo Boczkowski)的研究所证明。表面上，这应该引向跟上新闻习惯的延伸和充实，分散工作环境里的注意力，使新闻消费转到相反的方向，以至匆匆掠过标题而不深入【101】。配有新闻软件的能上网的“智能”手机司空见惯，跟新闻的时空形貌正在变化，可能会继续剧变，但剧变的原因植根于日常习惯的组织中，那不是抽象的公民义务。

2. 评头论足

一种复合型习惯值得研究，我称之为“评论”。一些有文字社会的突出特征是评论的习惯丰富多样: 犹太神秘哲学的传统是一个经常被提到的例子，但古代世界普遍缺少文本，所以手稿传到手中时，常有许多前人(注经者)的批注;传到今人的传统文本有许多中世纪抄本的希腊文本【102】。今天，我们正在进入一个评论的时代，原因却刚好相反: 因为阅读和观看的东西无限量地增加，我们需要发出信号、彼此帮助到信息洪流中去挑选信息。同时，由于一些相关的原因，我们发送评论和信号的能力被数字媒介大大拓展了: 我们视之为理所当然的是，发一封邮件、上载一个链接，我们就瞄准了自己读过的有趣的东西，并引起世界另一端的某个人的注意。评论的范围大大拓宽了。

这一变革名曰“互文性”，始于20世纪60年代，凯伦·特伦波姆-韦因布拉特(Keren Tenenboim-Weinblatt)一篇文章对此作了精彩的点评。如今，互文性不是潜藏在文本中，不需要学者去抽象演绎，它是我们使之发生的事实，在我们日常的工作和休闲活动中，我们评论的习惯就产生互文性【103】。

在媒介经济学中，评论是越来越重要的一个因素，传媒的组织机构试图把读者点击其他网站的下行(downstream)信息流货币化，重要的产业越来越依靠网民在社交网站上上行的链接【104】。但评论的基础结构浮现出来时，对媒介的广义社会学而言，评论还是一种很重要的习惯。吸收行为者网络理论而形成的实践路径有助于我们追溯评论的历史。以前，大多数人的媒介评论在以太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对着电视机的吼叫、书里的涂鸦、对朋友说的一句话，都荡然无存了。现在，我们的评论自动保存在网站上，别人看得到了。然而，这样的评论发生在很多网站上，横贯了许多习惯。这种复合型的评论实践是如何组织的? 这种新组织如何改变人们理解评论的宗旨? 对广义的媒介文化成员的地位而言，这样的组织方式有什么含义?

下一步讲我们如何形塑自己与“媒介多元体”的总体关系。两个复合型习惯颇为有趣。

3. 开放一切渠道(www.xing528.com)

现代性的一种主导叙事手法是，即使我们的移动能力和空间传输能力有所增加，我们生活的基础结构仍然要求，我们把更多的时间花在相对受限的私密空间里: 这就是安东尼·吉登斯所谓的“经验的存封”(sequestration of experience)【105】。然而，无论我们身处何方，现代媒介都造成了越来越多的、继续不断的信息输入，于是，另一种截然不同的现象成为可能:“连接的存在”(connected presence)【106】。

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就能对来自四面八方的内容永久性地开放，并维持潜在性回应的态度【107】。许多论者认为，继续不断保持联通的习惯(甚至冲动)是“数字土生子”一代的特征【108】。如此，在一切频道上维持开放的状态，这是一切新型便携式界面(如i Phone手机)的营销前景的要素之一。诚然，对一切东西开放是根本不可能的，但“可以被联系上”的需求形塑着一个新的习惯做法，看得出来，这个习惯有别于以往的、建基于间歇性交流的媒介消费模式，有别于大众媒介和人际媒介清楚分割的习惯。如果维持一切渠道的开放，那就意味着，个人的取向永久性地超越自己的私密空间，超越在这个私密空间里流通的媒介【109】。

在过去的若干历史时期即媒介稀缺的时期里，更加“向世界开放”所需要的刚好是相反的形貌。在中世纪的欧洲，那就意味着大多数时候都把自己孤立起来，像修士那样，以便对来自上帝的讯息更加开放【110】。如今，我们生活在超饱和媒介的景观里，我们向世界开放的截然不同的方式正在出现，这是刚好和自我“存封”相反的开放方式: 自觉自愿地向尽可能多的渠道开放，以期向已知的他人和更广阔的世界开放。

4. 筛选

开放一切渠道造成了严重的问题【111】。只有靠相当程度的背景选择，这种积极回应的态度才可能成立。在前现代，远方的消息是“奢侈品”，最多不过是靠巧遇送达你的【112】。现代性产生经常来自远方的日益增多的新闻流，不过，在过去的20年里，新闻流成了日常生活中不得不管理的问题。直到最近，虽然有少数例外，文本分析偏重文字的模式几乎都不强调人们不收看/收听/阅读的东西。斯图尔特·胡佛(Stewart Hoover)和同事研究的就是一种例外。他们研究美国家庭积极限制孩子使用媒介的情况。在今天的媒介环境中，筛选几乎就是一种生存的技能【113】。

筛选之所以必要，不仅是因为送达我们的海量信息和传播，而且因为同时送达我们不同类别的信息流有矛盾，这些矛盾需要我们多花一些时间去解决【114】。罗伯特·哈桑(Robert Hassan)指出，“网络时间”的即时性使日常生活负担过重，但打开邮件、点击链接、回复短信总是要花费我们的“日常时间”。筛选的功能越来越多地被委派给了技术界面比如i Phone，它们提供的媒介门户是实现筛选后的结果，背后有大量的商务谈判(比如，《卫报》的内容经过筛选后成了手机的“应用服务”)。从大量的“应用服务”里挑选后，人们就把无限量的媒介环境里很大的一部分信息剔除出去，结果就产生了一个“被选中”界面。可以说，这是一个定制的“媒介多元体”——既可以管理，似乎又相当个人化。

筛选还具有相当多的个人化含义。空间可用度的时间表设置总是要被用来给人提供“难以被找到”(inaccessibility)的时间段。在20世纪70年代，专业人士圈子里似乎在减少他们“可达性”(accessibility)范围【115】。但到了21世纪初，谢丽·塔克尔(Sherry Turkle)生动的研究结果显示，压力来自另一个方向。“躲藏”(在上网，却不让他人知道自己在上网)，另一种更简单的方式越来越常见，那就是打电话。塔克尔引用一个21岁的大学生的话说:“我不再打电话，我没有时间唠叨。”面对面互动的开放性被砍掉了: 一个16岁的学生告诉塔克尔说，她喜欢阅读文本，不喜欢打电话，“因为打电话的感觉是，‘约束少得多’”;“不过她承认，‘年岁稍大时，我会打电话与人交谈’”【116】。

在这里，筛选和大范围的问题有关系: 社会协调依靠广阔的联系，既需要与媒介相连的系统性过载，又受其伤害。这个结果是不是新的“控制危机”呢【117】?用詹姆斯·贝尼格(James Beniger)的话说，新的危机不是像以前那样信息太少，而是因为信息太多呢? 如果是那样，像贝尼格发现19世纪的危机那样，我们是不是可以希望，新的重要的适应性习惯做法尚处在胚胎期呢?

[1] 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1922—1982)，美国社会学家、符号互动论代表人物，著有《避难所》、《邂逅》、《公共场所行为》、《污记》、《互动仪式》、《框架分析》和《交谈方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