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你用不用社交网，你都不可能觉得社交网的空间很陌生。我们知道有些人想到的社交网是什么样的概念: 他们需要告诉他人的是什么类型的故事;他们担心隐私受损而对叙事加上限制;“上网［脸谱网、人人网等］”是可资识别的习惯;很大程度上，习惯的规范取决于其所处的文化环境以及文化容许的框架。不同的平台产生不同的联想;正如高桥利惠(Toshie Takahashi)最近对日本社交网站Mixi和聚友网的研究所揭示的那样，聚友网与远方朋友和国外网站产生联想，部分原因是，聚友网从美国引进日本的时间比较晚【80】。但让我们用实践路径的开放性提一个略加变换的问题:“上脸谱网”可以纳入的媒介实践的大家族是什么样的?
我想说，那个家族就是“在场”。我指的是一大套媒介提升方式，个人、群体和机构都可以把有关自己的信息和表征放进信息流，以维持自己的公共存在。“公共”一词肯定是太简单了: 丹尼尔·米勒(Daniel Miller)指出，脸谱的“公共”维度产生于“私人领域聚合”【81】。“在场”不等于邀约三五好友讲新闻;也不像在公告牌上发通知，其受众并不确定。因为“在场”指向一个公共空间里永久性的网站，其显著特征是信息的生产者展示自己。无论他的基地是哪些平台(当然，人们变换平台或跨越多个平台)，“在场”的行为涉及比较宽的领域，目的是回应日常生活里正在出现的一个需要: 身体在它所处的物质空间之外寻求它在公共领域里的存在，去构建个人的对象化(objetification)【82】。媒介平台、媒介技能和媒介使用构成“在场”实践的前提，实践行为可能会强烈地反映在这些前提下，但“在场”首先不是“关于”媒介的实践。“在场”是自我的工程: 青春期成长过程中日益自动化的那部分。正如达纳·波伊德(danah boyd)颇有说服力的对美国的研究所示，“在场”是年轻人的公共参与，因为他们在面对面公共空间里参与的能力受到局限。日本是另一种情况，“在场”是成年人自己与远方父母关系的调节手段，意在追求更流畅的、不那么拘谨的交流。韩国的情况与日本类似，上网手机流行比较早，手机上的“迷你网页”(minihompy)成了个人“在场”互相联系的主要手段:85%的韩国互联网用户用“迷你网页”交流【83】。“在场”变化中的规范化期望是否在产生新型的政治呢【84】? 我们把这个问题推迟到第五章去讨论。
“在场”可能是简单的自我推销。但在不能自由迁移的年轻人中，在分散(自愿的或非自愿的)的家庭中，“在场”是必需而不是选择: 是“保持联系”或“抱团”的基本的下限，当然还含有友情和为人父母的大范围的实践【85】。“在场”产生相互依存的新问题: 有人必须读你的帖子，你得相信他们知道到哪里去(或不到哪里去)寻找你流通的材料等。这把我们引进另一位经典社会学家诺伯特·埃利亚斯的领地，他论述相互依存规范的兴起。个人如何确定，什么才是维持他们与同侪借用媒介在场的恰当水平呢? 什么共享的故事能表达在场的新义务的意义呢?什么是可以接受的在场的极限——空间、连续性和强度方面的极限呢? 须知，我们不能确保，究竟是谁会看到我们在场所做的事情【86】。(www.xing528.com)
今人“在场”的习惯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新的习俗，这个问题尚不是很明确。社会联系的规模肯定是新的，但要记住，过去在欧洲社会的精英圈子里，“社会”露面是义务，法国和英国的精英圈子就有这样的习俗。这意味着出席舞会和聚会，有时亦闭门谢客，来者在门口留下名片，说明与主人的关系，使其能认定客人，却不必开门迎客。在《追忆逝水年华》里，普鲁斯特一定程度上记述了19世纪中叶那个世界的式微，并如何让位于大众媒介的公共世界，这是两个标准截然不同的世界【87】。透过社交网站和互联网上的“在场”，我们看到类似19世纪中叶那种“社会”的复活吗? 那个迎面而来的世界的规模、风格、速度、节律截然不同吗? 什么相关的习惯正在兴起呢? 对权力和规范而言，人们评估彼此在网上表现的习惯意味着什么呢【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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