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理论的价值在于，它就人们行为与媒介的关系提出了一些开放性的问题。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潜在的复杂性，我们举实况转播足球赛的例子。一个在电视上看球赛的人可能是某球队的粉丝，那是他情绪的释放;对另一个人而言，他陪伴侣或孩子看球可能是为了履行他的责任，或与其分享快乐;也许对同一家庭的另一个人而言，足球这一媒介的详细内容并不重要，它只表示家庭里空间使用的一种方式，随时间而有所变化的方式;对一个在公共空间里看球赛的人而言，那可能是群体团结的一部分;对另一个人而言，那可能是为了消磨时间，只要有朋友按响门铃，他就可以立即关电视不看;一旦有精力，他就回头做事情，不再看下去。当然，我不是指出这种“不确定性”的第一人【52】。
单从“文本”(比如实况直播的球赛)入手，单凭人们如何阅读文本(媒介研究最早的出发点)，我们不可能把握人们在用媒介做什么。唯有足球粉丝“阅读”文本的方式可能会具有研究意义，因为只有他们看球赛才是大范围实践中核心的、不可替代的成分。在上述例子中，政治经济的研究路径是重要的研究背景，只有在球迷看球赛的情况下，政治经济的研究路径才能成为前景;经济压力决定他在哪里看球赛，甚至决定球赛的结构。我们转向大范围的协调问题时，人们参与球赛的实践类型众多(从球迷到家人互动，再到社区中心或酒吧的群体团结，直到变换一下所做的事情)，但他们所做的大体上是同一件事情——同时看电视;只有在理解文本的协调形式时，阅读文本的方式才具有核心的意义;只有在文本的内容具有非同一般的共享意义(重要的运动赛事和政治事件、肥皂剧和系列剧的高潮)时，阅读文本的方式才具有核心的意义。
在数字融合的时代，实践路径的开放性特别重要: 实际上，在“媒介多元体”(推特、短信、脸谱连接)里的其他媒介引导我们迅速离开文本原来的边界，比如实况转播的“文本”原来的边界。(www.xing528.com)
媒介研究的重点从偏离文本(及其直接感知的生产)，转向与媒介相关的一大套做法，我们就能更好地把握这些习惯做法产生的社会过程【53】，这些做法不但涉及生产者和表演者，而且涉及互动的受众以及想成为表演者的受众，还涉及公众里没有看球赛的人，他们也可能都受到那个大背景的影响。这样的研究路径改变了我们对脱口秀的看法: 艰苦的劳动投入了让主宾邂逅的过程，从中选出合适的场面播放，由此产生的文本仅仅是那个实践过程的一个侧面【54】。一个类似的路径有助于把握仿真媒介和名流文化(见第三、四章)。实践路径使我们追寻和媒介相关的做法，但不和任何一套具体的文本相关: 比如，教育工作里使用媒介源头的做法，个人自述喜欢用的媒介，政治、医疗或司法系统使用媒介的情况，实际上无论哪里的工作情况——实践路径并不和这些具体的文本挂钩(见第六章)。实践路径还把实践与权力系统的联系纳入视野。在这里，实践路径与新媒介的其他研究路径是兼容的，比如里弗洛(L. Lievrouw)和利文斯通就将新媒介定义为“人造物”、“习惯”和“大范围的社会安排和组织形式”【55】。这里不存在忘记媒介象征性权力的问题: 在第三、四章里，我们将论及这个过程的方方面面。
总之，“媒介”最好被理解为一个广阔的实践领域。像莎茨基所谓的一切习惯做法一样，“媒介”在基本层次上是社会现象，社会行为使人的习惯做法稳定，并使之互相区别。我们需要为实践这个领域画像，这就需要一些起步的标杆，哪怕有点粗糙的标杆。本着这一精神，我先介绍单一的媒介实践，然后再介绍比较复杂的媒介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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