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社会与世界:社会理论实践

实际上，社会理论发生过两次“实践”转向。一是布尔迪厄早期的研究，一是与西奥多·莎茨基(Theodor Schatzki)有关的广泛的社会运动。在很大程度上，两次转向都和维特根斯坦的反思有关;维特根斯坦对哲学未能把握日常思维和行为的动力学进行反思，试图从理论的视角“解释”这样的失败【35】。然而，在从实践和广阔的社会思想中吸取种种启示时，这两次转向是尖锐对立的。

布尔迪厄用“实践”的观念，一定程度上是为了论战。他用这个概念来指认人类学结构主义者尤其被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1]误解的日常生活里的特征: 日常行为的时长、行为的具体性。这些特征都不能简约为抽象的“总体”，也不能简约为抽象功能的表现。最重要的是，虽然布尔迪厄认为日常行为有“逻辑”，但这一逻辑不是结构主义者所谓的“系统”，是不能从其结果(列维-斯特劳斯从神话里演绎出的系统)中读出来的。布尔迪厄认为，这一逻辑是不那么明显的“生产原理的系统”，这一逻辑生成的条件使实践成为可能【36】。他摒弃“阅读”社会、社会仿佛很容易解释的方法，取代这种“阅读”方法的是他调查的方法，他研究行为的前提条件;这里所谓的前提条件是: 实践要分析，分析者自己的实践需要分析。布尔迪厄这一洞见至今是相当激进的。然而，他描绘实践如何由前提条件(尤其“习惯”的概念)决定的观点，却更富有争议【37】。对他而言，人的习惯是后天学会、随后又被复制的，“处在意识水平之下”【38】。我们将在第四章里看到，这样的描绘至今对我们理解当代媒介文化有启迪意义，不过，它不能把握媒介实践的总体情况，因为很多媒介实践是人们有意为之的行为。

西奥多·莎茨基、安德里亚斯·雷克维茨(Andreas Reckwitz)等人更晚近的实践研究实用的范围更广【39】。不过，作为社会解释，他们的研究有一些局限，促使在某些方面我们回到布尔迪厄。就像对布尔迪厄一样，对莎茨基而言，“实践”一词不仅有描绘的功能，在超越社会理论的两难困境(个人对社会、机构对结构)中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而且达到了理论的高度。布尔迪厄也研究了这些两难。莎茨基认为，实践本身是一种有独特秩序的场所;“在这里，理解有了结构，可理解性被阐明了。”【40】独特的习惯(如游泳或打纸牌)的独特的组织性能构成了大范围的“社会秩序”。实际上他认为，组织行为使习惯各不相同，它们在实践的组织中反复回归。安德里亚斯·雷克维茨对这一路径的评论颇有助益:“实践……是程式化的行为，含若干互相联系的成分: 身体活动形式、脑力活动形式、‘事物’及其用途、理解的形式的知识背景、技艺、情绪状态和动机知识。”【41】

在对习惯做法的多种解释的组织功能中，莎茨基所作的区分是: ①“理解”;②“显性规则”; ③“目的、计划、信念”【42】。通过其性能和提供的语境，这些功能要素有助于习惯做法的复制。并非每一种习惯做法都拥有以上的全部要素;实际上，唯有他所谓的“整合性习惯做法”(如游泳、农务、烹饪)才含有全部要素，其功能是为组织次一级的习惯提供微型的规则。他所谓的“分散型习惯做法”(如描绘、排序)只和层次①有关系，换言之，通过理解，这一习惯衍生出同类型习惯做法的一个集合。我们可能会问: 游泳里的规则究竟是什么? 即使这些规则清楚，它们对整体的习惯做法又有何意义? 我们不妨将这些拷问暂且搁置，先说莎茨基观点的重要意义: 在社会里获得的实践范式使行为人能彼此理解日常的活动。安妮·斯威德勒(Ann Swidler)解释说【43】，这一路径不是用心灵主义的“文化”观(如内在“理念”或“意义”)来解释行为模式，而是偏重实践中达到的协调，这就是莎茨基所谓的“语境构建的生活的整合”【44】。

由此可见，实践理论有助于将数字革命的那些大话转化为具体问题: 人们所做的与媒介相关的是什么样的事情? 人们所说(心想、相信)的与媒介相关的是什么样的事情? 我们不希望媒介饱和的世界的组织对应“前饱和世界”(彼时的受众活动可以被认为是与日常生活分离的)的组织。而且，实践理论廓清了一个道理: 为了确定与媒介相关的习惯做法如何区分的原理，我们就不能单靠媒介研究者或社会研究者的直觉。在与媒介相关的问题上，我们必须仔细考察人们在做什么、说什么、想什么。关于这条原理的应用，参见文本框2.1“推特与实践理论”。

文本框2.1 “推特与实践理论”

推特是2006年创建的一个微博平台。它吸引并支持若干不同的做法，这些习惯做法是生活形式，需要予以区别。因此，推特有力地说明了实践理论的价值。推特的成功吸引国际模仿者，中国的新浪微博即为一例。

推特只容许140个字，但推特很容易与其他文本、声频或视频链接。起初，它是一个博客平台，有若干优点: 对发送者而言，由于其基本的共享格式和强加的简短篇幅，很容易在移动中发送，在手机上就可以完成;对接收者而言，简短和即兴思想的感觉都是其好处。推特的基本用途在救灾时自然展开，在2011年日本的海啸和美国的“艾琳”飓风中，推特都派上了用场。转发推特的习惯做法强化了这个讯息流通过程。(www.xing528.com)

推特平台Prima facie(亮相)可能会产生混杂的、去语境化的噪声，但从这个基本出发点，衍生出多种习惯的做法，这些做法各自与特定的读者或推特账号连接。

首先，地位高、身份吸引人、拥有拥趸者(哪怕人少)的个人能把推特作为不必获授权的评论手段。对制度结构和权威，推特有去稳定的作用。在竞争激烈、媒体可能高度关注的领域(见第六章)，有力的个人虽然过去很少发声，却可以用推特来影响事态。比如，球员可以在俱乐部宣布新人加盟之前发布新球员到达的消息(曼联队的领队亚历克斯·弗格森［Alex Ferguson］回应这篇推特时说，推特“浪费时间”，见2011年5月20日《卫报》)。

第二，媒体地位高的个人(如名流)能用推特维持长期“在线”，他们不拘一格的亲和性适合构建一个粉丝众多的基础(英格兰的滑稽演员史蒂芬·弗莱［Stephen Fry］是这方面的先驱，但现在用推特已司空见惯)。

第三，群体可以围绕一个推特地址或哈希标签(hashtag)形成，人们可以在这里发表评论(或提供信息): 如果成功，这就使不曾有身份或符号资本的群体获得在场的身份。在阿拉伯之春等示威活动中，抗议者用哈希标签结成群体，协调快速行动，因各自的观点而名噪一时或臭名昭著。媒介研究的实践路径不仅有助于我们区分推特的不同用途，而且使我们不至于猜想、未经仔细考察证据时，我们就知道推特博文有何用途。在2011年8月的英国骚乱中，政府和有些人匆匆忙忙就假设，推特(和脸谱)的主要用途是挑动骚乱，致使有人呼吁在不稳定时予以禁止。然而，《卫报》的调查显示，推特更常见的用途是对骚乱做出回应;这个结果呼应了阿拉伯之春的辩论，有人假设，推特是埃及抗议者动员的关键工具，后来证明，这样的假设是夸大了(Lewis，Ball and Halliday 2011;Beaumont 2011)。

莎茨基论及日常生活表面下的“社会性组织”(tissue of sociality)【45】。然而，他和布尔迪厄有根本分歧，除了地方语境中冒出的个人习惯做法构成的秩序外，他否定任何社会秩序。他坚持认为，明白的理解、具体做法的规则和目的存在的地方是社会秩序的唯一场所。莎茨基排除大机构比如媒体(第三、四章予以讨论)的宏观形塑功能，因为他坚持把社会秩序的功能局限于理解，仅限于单个习惯的“整合”。他显然在走极端。在脸谱网或优视网里，多种习惯做法结合起来形成复杂的习惯做法，这又该如何理解呢? 复杂的习惯形式上可以识别，无须大量显形的描绘，因为我们日常的习惯做法通过日常惯例的基础而反复再现【46】。与此相似，广为人知的技术的功能可见性(affordance)形塑使用者共享的理解。再者，行为者网络理论也可能提供有用的补充，因为它感兴趣的是不同的行为、物件和行为者如何集合起来构成稳定的、横跨大范围的形式。特里斯坦·希尔曼(Trillistan Thielmann)最近指出，“行为者网络理论并不预先决定，在行为链的哪个环节去发现媒介”【47】。这有助于我们理解宏观的“数字构造”比如金融市场如何生成新的社会形式、我们日常“整合”的习惯做法又是如何反复组织起来的【48】。

社会学家伊丽莎白·肖弗(Elizabeth Shove)指出，我们常常忽略了社会排序的一个层次，因为它隐藏在表面上平凡的对方便、控制和舒适的需求中【49】。肖弗鼓励我们审视“习惯做法的复合体”，考察一种习惯做法适合另一种习惯做法而产生的秩序。手机的“应用服务”是一个完美的例子。“应用服务”和手机的其他功能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至今尚无人分析的变革引擎，采用了一个全新的媒介/数据界面。植入了“下一趟回家的火车”信息的电话软件使你的手机个人化，很有力;同理，韩国公司为穆斯林市场开发的“朝圣电话”(Qiblah phone)嵌入了穆斯林做功课的提示信号和指向麦加的罗盘【50】。使人能在试衣间里扫描衣服的“应用软件”(以比较价格、核对朋友的看法)【51】，是合乎实际的应用、促成方便和社会嵌入的新形式。在这种细微的应用中，实践理论接上了地气。

[1] 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1908—2009)，法国社会人类学家，结构主义主帅，认为人类行为是一个交流系统，著有《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结构主义人类学》、《原始人的思维》、《图腾崇拜》、《悲惨的热带》、《野蛮人的心灵》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