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研究背景：媒介实践对社会影响的新范式

大量的媒介研究将焦点放在媒介文本上。但实践路径的媒介研究使媒介文本去中心化，去文本中心化的理由是: 绕开难以解决的“媒介效应”问题。我们怎么知道哪一个媒介文本以什么具体的方式改变了受众的行为呢? 关于“媒介效应”的隐约的设想仍然充斥于媒介分析中，在日常的议论中也比比皆是。实际上，如果我们从媒介文本的消费着手分析，这些隐约的预设在所难免。文本路径认为，文本本身有价值，既然如此，除非你知道文本的细节对大范围的社会过程有意义，为什么要把媒介文本作为首要的研究焦点呢? 一般而言，这正是难以说明的地方【15】。

另一条路径从生成媒介的制度结构入手，政治经济传统和晚近的文化经济传统就是这样的路径【16】。媒介和文化领域里的产业和市场分析本身有重要意义，对理解限制这两个领域的参与和产出的压力至关重要。但即使媒介产品的生命历程从此开始，媒介生产也不是媒介社会学或与社会学相关的媒介理论独一无二的出发点。为什么? 因为媒介生产的结构尤其集中与合并的动态关系并不会告诉我们，媒介产品在社会生活中有何用途。

媒介的“效应”问题在政治经济学中被取代，但未被解决;这个问题对许多媒介研究路径都是挑战。“主导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17】，以及晚近不那么精致的、名流花边新闻对日常生活影响的叙事，都受到这个问题的挑战【18】。“媒介理论”论及媒介的社会影响时，都面对一些独特的问题。比如，马特·富勒(Matt Fuller)用“媒介生态”的概念对媒介“系统”和媒介“对象”做唯物主义的记叙时，就遭遇到一些问题。他用“媒介生态”来“表示过程与客体、存在与事物、模式与物质的大量的动态的关系”【19】。显然，他这样看媒介对日常生活贡献的“体系性”有一定的范围;实际上，我们将在第四章里讨论，“表征”潜入软件界面和搜索引擎将产生长远的后果;我们可以再深入讨论这些界面依靠的可编程性(programmability)的标准，列夫·马诺维奇(Lev Manovich)多年前就谈过这个标准【20】。不过，我们仍然要知道，可编程性层次上的差异如何在日常实践的层次上产生重要的差异。与此相似，富勒的“生态”定义没有纳入使用或解释模式的叙述。所以，在系统层次上，他最后的假设是社会“效应”本身，而效应正是生态概念要研究的问题。富勒这条数字媒介研究路径，以及其他软件优先的研究路径都有一个问题: 它们绕开了表征在社会排序实践中的作用。

摆脱这一僵局的哲学路径是将日常生活作为实践来描绘，例如多种“生活形式”互相交织，包括表征、解释和反映的惯例。维特根斯坦认为，表征和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是在实践中构建的，它们是人的生活不能再简约的要素【21】。和吉利斯·德勒兹(Giles Deleuze)超越康德哲学相比，维特根斯坦这一步同样激进【22】，但其中涉及的对日常语言和理解的暴力要少得多。

实践路径不始于媒介文本或媒介机构，而是始于与媒介相关的事件，含一切松散和开放的关系。它提的问题很简单: 在各种情景和语境中，人们(个人、群体、机构)在做什么与媒介相关的事情【23】? 人们与媒介相关的实践如何与广阔的动因联系? 从潜力上看，这一路径的结果是媒介研究的新范式【24】。

人们用媒介做什么? 20世纪50年代率先提出这个基本问题的是伊利胡·卡茨(Elihu Katz)【25】，但随之而起的使用和满足方法论聚焦于个人对“媒介”(受限客体)的使用上。我们这里讨论的媒介研究的实践路径强调的是社会，其重点不限于媒介使用的关系，而且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媒介研究也是其预兆。早期的受众研究强调，消费那一刻是通过媒介文本生产意义的“确定的时刻”(determinate moment)。由此生发出整套家庭生活习惯的重要研究，看电视的习惯就进入了这样的研究，和早期的计算机辅助通讯研究有一些交叠【26】。稍后，研究者开始超越具体的媒介消费语境。伊恩·安(Ien Ang)问道:“生活在媒介饱和的世界里……这是什么意思呢?”【27】我自己研究中考虑的问题是:“在大型媒介机构主导的世界里生活……这是什么意思呢?”【28】与此同时，旨在“把握当代‘媒介文化’”里所谓“第三代”的受众研究兴起，它审视与媒介相关的开放的身份构建过程【29】。这种研究是否仍然需要具体文本“受众”的概念，彼时并不那么清楚。稍后，电影研究中发生了转向受众的研究，强调“电影消费是一种活动”，在时空里组织的活动【30】。其他媒介研究人寻求一个较宽泛的术语，或用“中介化”(mediation)，或用“媒介化”(mediatization)，以把握更大范围的文本流通;第六章将再议这些词语。(www.xing528.com)

那时，受众研究难以和人类学里兴起的媒介兴趣区别开来。在20世纪80年代初，在论“电视部落”的博士论文中，人类学家埃里克·麦克尔斯(Eric Michaels)回忆他1979年对德克萨斯州阿玛瑞罗新教徒的研究，揭示了人们对媒介进行评估的巨大差异【31】。十年后，费伊·金斯堡(Faye Ginsburg)给“大众媒介”的人类学方法论所下的定义颇具特色，读起来像是在对媒介研究的在整个领域进行预测:“我们研究的特色是以人及其社会关系为中心，而不是以媒介文本或技术为中心;把媒介作为社会形式来分析所提出的经验问题和理论问题，不是我们关注的中心。”【32】

再过十年后，专攻媒介的人类学家伊丽莎白·伯德(Elizabeth Bird)写道:“我们实在不能把媒介的作用从文化里分离出来，因为媒介牢牢扎根于文化的网络里，只不过个人以不同的方式表述媒介而已……‘受众’无处不在，又无处可寻。”这和平淡无味的“媒介饱和”的表述截然不同，因为她坚持说，“作为个体的人，我们没有‘媒介饱和’，至少没有以任何可预见的、统一的方式进入媒介饱和状态”【33】。此间，围绕信教的家庭如何调节媒介消费的问题展开了辩论，辩论内容包括他们如何规避或挑选媒介信息输入的习惯【34】。我们看到，聚焦于媒介实践的研究路径使我们对当代媒介文化上的总体认识要复杂一些。

到2005年前后，媒介研究开始摆脱文本源头的束缚，聚焦于媒介实践的多样化。此间，正如第一章所示，媒介实践的整个景观开始扩张并快速变化。凑巧，在媒介研究和日用媒介中，一种理解这些变化的方式正在广阔的社会理论中兴起:这就是实践理论。

[1]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德国社会学家、政治经济学家，社会学奠基人之一，著有《基督教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经济与社会》、《学术与政治》、《经济与历史支配的类型》、《支配社会学》、《经济行动与社会团体》、《中国的宗教与世界》、《社会学的基本概念》、《非正当性的支配: 城市类型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