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视为实践的四大好处：社会理论与数字媒介实践

“媒介为何物是需要拷问的，而不是预设的。”

——布莱恩·拉金【1】

第一章评述了媒介与社会关系的几种不确定性，它们可能会令人望而生畏。为了前进，我们需要一个简单的出发点，这就是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所谓的摩擦(friction)【2】。“实践”既提供了出发点，又提供了摩擦的观点。将媒介视为实践，将“人们所做的事情……视为一种行为形式”【3】。如此，我们既发现需要探索的庞大阵容的事物，又找到了有用张力的源头，也就是那种对媒介进行理论抽象的本能。在审视社会学和媒介研究晚近的“实践”范式前，让我解释将媒介视为实践的四大好处。

第一，实践与规律性相关，也就是和行为的规律性相关【4】。社会学本身对规律性感兴趣，而不是对机缘巧合、偶然发生的事情感兴趣。媒介社会学关心的是与媒介相关的行为的规律，以及语境和资源的规律;这些规律使某些类型的与媒介相关的行为可能或不可能。除非有许多层次的规律和秩序，否则我们就寸步难行。实际上，我们生活在“世界”上的感觉就建立在这样的背景秩序上。我们的媒介习惯与其他习惯结成大的组合(日常的“程式”、“日程”、“生活样式”)，这是我们看到并依靠的秩序的一部分。

第二，实践是社会性的。在社会理论晚近的“实践”转向的背后，隐藏着人们对维特根斯坦后期语言哲学的兴趣。这个关键的一步将语言视为行为，此前的观点是将语言视为意义的表达，而意义的表达必须与世界“符合”。如此，维特根斯坦试图挑战把语言作为总体的大屋顶理论，代之以语言用作工具箱的观点。他说:“试想工具箱里的工具: 有榔头、钳子、锯子、螺丝刀、直尺、胶水瓶、胶布、铁锤和螺丝钉——语词的功能和这些工具一样众多。”请注意维特根斯坦构想这个行为本位的语言观里所隐含的社会语境: 他将这个社会维度称为“生活的形式”。“生活形式”(forms of life)指向的是人们常做的事情，不必为之立法。用他的话说，“人们在语言的使用上达成一致……那不是意见的一致，而是生活形式的一致”【5】。根据这个观点，语言是一套约定俗成的开放的习惯。许多人认为，这是思考其他习惯的跳板。维特根斯坦自己的表述中的难点是一种不确定性:“生活形式”是否局限于普世相同的习惯呢? 抑或涵盖更加偶然、文化形塑的、需要常规力量的习惯呢【6】? 维特根斯坦强调语言的社会性——使工具箱能运行的相互依存，这显而易见。这个观点和韦伯[1]创建社会行为本位的社会学不谋而合，所谓社会行为就是以他人为取向的行为【7】。习惯不是个人特异的行为;习惯是社会建构体，承载着整套的能力、约束和权力。

第三，实践指向我们所做的许多事情，因为它们与人的需求有关。这并不意味着一套固化的、由普遍人性界定的需求。即使我们认为人的生活总是某种协调，但我们稍后会看到，协调活动的性质依托相互依存的背景;在具体的时空条件下，相互依存是社会生活更普遍的特征，包括由媒介支撑的生活。在这一章里，我们探索与媒介相关的习惯如何由基本需求形塑;这些基本需求有协调、互动、社群、信赖和自由。毋庸赘言，没有简单的办法把“需求”映射到习惯之上;但在下文里，你应该记住我们揭示的形塑多样性的需求。(www.xing528.com)

第四，实践和行为的联系为我们以规范的方式思考媒介提供了独特和重要的基础，我们可以问应该如何靠媒介生活。自亚里士多德以来，伦理学的悠久传统对价值的理解不仅靠抽象思维，而且以实际的和潜在的行为为参照。亚里士多德说:“人的善性是符合美德的灵魂的活动。”【8】所以，如果要探究如何凭借媒介生活，最佳的出发点就是把媒介当作实践来思考。第八章将进一步探究这个问题。

在这四个方面，媒介研究的实践路径提出问题的参照，不是把媒介当作物件、文本、感知工具或生产过程，而是在行为的语境里参照人正在用媒介做什么。这样的媒介社会学感兴趣的是直接指向媒介的行为;行为指向媒介，却未必以媒介为目的或目标;行为的可能性由媒介先前的存在、在场或运行来决定。我们可以把这些兴趣结合成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将其作为本书其余部分的参照点: 人们正在做的什么事情与媒介有关系?

这需要一个广义的“媒介”定义(见第一章)，不仅包括传统的媒介(广播、电视、报纸、电影)，而且包括其他一切移动平台和固定平台，获取或传输任何内容(机构和个人生产的内容)的平台都包括在内。正如弗里德里希·克罗兹所言，形塑行为的媒介的体系性(systemness)有许多形式【9】。

我们拷问媒介实践的问题不应该局限于媒体业界或媒介史的直接关怀。实际上，截然不同的历史能激发有关媒介的一些有趣的问题。以记忆和记忆术的历史为例【10】，在前现代，信息储存和流通的稀缺使记忆术和回忆术优先，但今天信息的超丰裕状态使选择和组合的技艺优先吗? 媒体所炒作的媒介变革的普遍性用“网络一代”之类粗糙观念，炒作年轻人和老人的分别，说年轻人是“数字土生子”，老一代是“数字移民”。这样的炒作于事无补【11】。苏珊·赫林(Susan Herring)指出，“网络一代”是成人概念，使我们难以把握传播的需求及其解决办法如何变化(或不变化)，使我们难以清楚了解，如果有变化，传播的需求及其解决办法的变化有多快，又需要克服什么样的阻力【12】。这并不否定重要的变化正在发生: 对许多国家的年轻人而言，计算机已然是社会基础设施必不可少的一部分【13】。同样，谁也不能否认，文化生产和传播在过去的15年间已经巨变;然而，即使在英国和美国这样的国家里，相当多的人连上网的基本条件也得不到保障。如果网络内容的生产者在美国都有性别和阶级的分层，那么，预报之中的从“只读文化”到“读写文化”的转移也得不到保证【14】。在这种富有争议的景观中，向多种实践开放的研究路径是有好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