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对社会产生的规模化影响

媒介产生影响的最重要的方式之一是社会、经济和政治的规模: 这就是媒介的空间和地域表征暗示的规模(见第四章)，以及媒介在空间里的流通和连接所产生的规模，本章集中讨论这后一种规模。

媒介是在空间里的流动过程。媒介“在空间里”运行，因为它们促成了内容和传播的组织，结果就产生了“媒介里的”空间，曼纽尔·卡斯特将其称为“流的空间”(space of flows)【127】。媒介使社会、经济和政治的过程实现很大的规模的协调。实际上，媒介改变了我们言说社会的规模，不过，媒介又将不平等(首先是能见度的不平等)嵌入这个过程中【128】。通过媒介，我们获得了在世间生活的感觉，获得了世界大事的视野;通过传播，全球规模的资本主义得以维持，结果造成了潜在的反叛资本的全球范围的新规模【129】。然而，全球化本身掩盖了相当大的复杂性。全球化的主要理论家认为，全球化的主要特征是“网络的广阔性”和“互相连接的深刻性”;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这些特征总是留下一些未被揭示的领域，即连通性较少的地方【130】。

关于媒介改变社会规模的作用，人类探奇的心理历史悠久。20世纪初，报纸使加布里埃尔·塔尔德[3]震惊:“即使报纸使所有的读者……感觉到自己的哲理身份，它也不会关注对人人都有趣的当前的和同步发生的事情……报纸为公民的生活注入活力，煽起心灵和意志统一的运动。”【131】但20世纪初媒介造成的规模的外观不同于今天。今天看来，波兰作家布鲁诺·舒尔兹(Bruno Schulz)的情绪离我们多么遥远啊。1938年3月，德国入侵奥地利时，那是走向致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夜。他在给友人的信里写道:

如果我回信不及时，请别生气。空间的遥远使文字那么孱弱、无效、无力，不中肯綮。漫漫空间尽头的收信人似乎只有一般的真实性，只有不确定的生存状况，就像小说里的人物。这成了写信的阻力，剥夺了写信切中时局的及时性，使之在汹涌而来的现实面前就像是犹豫不定、意义暧昧的手势。【132】

在电子邮件和网络电话的世界里，我们共同生活的传播空间无穷大，其强度和速度是几年前难以想象的。斯科特·麦奎尔(Scott Mc Quire)启用了一个新词“关系空间”(relational space)，表达媒介转换日常经验和社会空间“形貌”的作用【133】。(www.xing528.com)

由于日常有关跨国连接甚至全球连接的设想，由此而生的“时空距离拉大”(time-space distanciation)【134】得到了强化;在很大程度上，这样的设想扎根于我们的数字媒介经验里。连接和流动的新例子时常发生，令人注目。2009年6月，一段手机视频显示，示威者内达·阿贾—索尔丹(Neda Agha-Soltan)倒毙在德黑兰街头，这段视频绕过伊朗的互联网镇压送到推特账号上，经过在国外的流通后又回到伊朗;第二天，那一幕在同一条街的旗帜上重新露面【135】。2007年1月，杰德·古蒂(Jade Goody)针对真人秀电视节目《名流老大哥》(Celebrity Big Brother)里一位宝莱坞女演员的种族主义评论，激起怒潮，这段视频在优视网上流通，不出几个小时，就使出访印度的几位英国大臣遭遇到政治危机。类似的例子也见于数字时代之前。1988年奥林匹克拳击赛期间，美国电视节目里一段种族主义的评论从美国驻南韩的军事基地泄露出来，激怒了韩国人【136】。不过，在这个比较早的例子里，那样的文化流是偶然发生的。在《名流大兄弟》里，推动抗议怒潮的力量成倍增长: 视频在分散的网络中流通，这说明，优视网跨越文化边界把媒介和受众联系起来了。因此，我们必须重新调整规模，用以衡量媒介显示的事件有何意义。

媒介流的全球化使国别的复杂性增加，使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与文化的互动更加复杂。但如果用空间被消除的观点来看诸如此类的变化，那就错了【137】。无论联系如何紧密，一切空间都有“结构”(安德烈·杨森［Andre Jansson］语): 都有基于社会表征的秩序和等级的模式;用这些模式来衡量，当代生活是“流体”、能“自由流动”的观点就土崩瓦解【138】。固然，互联网有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连通的属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互联网的效应被去地域化(deterritoralization)了。萨吉娅·萨桑(Saskia Sassen)指出，表面上去物质化(dematerialization)的过程里存在着“物质条件”，这些条件在地域和权力结构中分布不均。因此，媒介不会消除规模的等级，而是产生重构规模的效应。媒介和长期针对媒介中心主义神话的斗争，正是萨桑所谓的全球化世界的组成部分;她把这样的斗争称为“多样性的、有一定规范的秩序”。在此期间，各国的媒体在人们消费的媒体中仍然占很大一个百分比【139】。

媒介与规模的关系和社会理论的一个领域有关，人们在讨论媒介时罕有提及这个理论: 行为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行为者网络理论生发于科学社会学和俗民方法论[4]对传统的描绘语言有所怀疑，坚信人的习惯有可塑性。但反思行为者网络理论前20年的历史时，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摒弃该理论中每一个成分，包括其中的连词符“-”。他认为，该理论只不过是循环论证的方法，追寻构成世界的人和物作为行为者在空间里的流动。他摒弃人们对规模(微观-宏观区分)的传统理解，断言:“社会领域不存在规模(微观-宏观)的变化，规模可以说总是平坦的、折叠的……每一个地点都可以被视为框架和归纳。”对他而言，不存在自然的社会“规模”，不存在“大”或“小”;只存在延伸，因此不存在“社会现象”典型发生的独特的规模【140】。这一论断挑战媒介与“宏观”或“微观”的自然联想。不过，拉图尔这个观点可以用来解释: 为什么伊尼斯所谓的“空间偏向”的电话能强化空间相邻的网络，无论通话双方相隔距离的远近【141】。但与拉图尔这一洞见相伴的问题是: 他忽略了行为累积和沉淀的语境。与此相似，约翰·乌里(John Urry)呼吁创建研究“流动性”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mobilities)，他抓住了“流动性”与家庭、想象力和基础设施的关系;须知，家庭、工作场所、社会交往点的关系都需要诸多流动来维持，资源和常规的地域性积累也需要诸多流动来维持【142】。

对社会规模更加精到的理解并不等于放弃法国社会学家达尼洛·马图切里(Danilo Martuccelli)“社会生活的本体论性质”。他认为: 人们在协调和竞争中生活，对行为的“约束”和“压制”在空间里积累【143】。下文很快要回头讲这个观点对媒介理论的一个关键的意义。我们先转向有关当代媒介的最后一个不确定性: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