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的应用与实践-媒介、社会与世界

描绘人们用媒介做什么曾经是非常简单的事情: 看纪录片，听广播连续剧，读周刊或日报，上电影院，翻书。已然扎根的变化使这一基本的景观复杂化: 录像机引起的时间迁移，带硬盘的新型数字录像机带来的时间变化。数字媒介环境的补救性技术进一步发展。诚然，有些媒介包总是有不确定性的: 我们不曾系统地了解不同的人如何读一张报纸(先看体育版、时尚版或头版新闻?)。但在无限量的互联网超文本中，媒介消费的规模、秩序和语境等方面的不确定性是一切媒介消费固有的特征。

我们再次看到，这样的去稳定性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丽萨·基特尔曼(Lisa Gitelman)认为，媒介技术的“使用协议”至关重要【82】。媒介消费数十年间稳定的一个因素是使用方便。对消费者而言，媒介产业提供的信息和娱乐包是很方便的: 黄金时代的新闻播报，每天早上投递和受到的报纸，美日每周准时播出的肥皂剧。短缺曾经是决定方便与否的一个因素: 广播电视台和报纸数量有限，使媒介资源短缺。但到了信息丰裕的时代，方便就产生了不同的结果: 方便的东西未必是大型的媒介包(总是植入了广告)，而是每天十次在网上浏览的主要新闻【83】。过去，媒介消费的旧习惯殊途同归: 人们开关收音机、电视机时能猜想，别人正在和他们做同样的事情(生产商可以做同样的猜想);可是昔日这样的景观不会再现，至少不会简单再现。我们必须把方便放进变化中的工作、家庭和休闲如何组织的背景中去理解。新的习惯网格正在形成，我们对它们的描绘尚不清晰。我们考察的出发点是人们五花八门的使用媒介的方式: 把全家福传到脸谱网上让分散在不同国家的亲友看，在电影频道上看老电影，搜索地球另一端的天气情况。

有些决定性的潮流已然成形，比如纸媒版报纸的消费业已下降，尤其在英国和美国的年轻人中。下文将要回头说这一趋势的经济语境，不过请注意，在有些国家比如斯堪的纳维亚的国家，情况略有不同，年轻人消费报纸的势头仍然强劲;也许，都市捷运系统里的免费报纸证明提供了报业活力的基础【84】。其他媒体的情况更加复杂。公认不错的电视网新闻在美国也在走下坡路;正如阿曼达·罗兹(Amanda Lotz)所言，这不过是长期而言“电视网新闻死亡”的初露端倪，却不是电视网新闻的死亡。即使在美国，网络新闻的渗透也是被夸大了: 正如美国广播公司世界新闻部的总裁乔恩·班纳(Jon Banner)所言，“我们的电视广播使任何网上新闻形同侏儒，大概在可预见的将来会继续维持这样的地位”【85】。即使在美国，看电视新闻所花的时间自1996年以来几乎没有变化，那是互联网大发展之前的一年。在英国和德国，把电视作为新闻源的人比依靠其他新闻源的人多出许多倍。即使在互联网渗透程度很高的丹麦，电视新闻仍然是主要的新闻源;最近的一次调查显示，欧洲的阿拉伯移民主要依靠的也是电视新闻【86】。

纸质报纸和电视新闻是人们预测媒介景观剧变时最喜欢考察的两个因素。但如果我们看都市消费的总体情况，实际的统计数据与鼓吹旧媒介死亡的夸大其词很不协调，这一景观颇有戏剧性。在美国，2005年人们看电视的时间多于1995年(那是互联网普及之前)，2008年的收视率继续上升。在英国，2002年和2007年间，看电视的情况没有变化，2008年、2009年和2010年间，收视率连续上升三年。在德国，2002年至2007年，总体上的收视率也在上升【87】。诚然，电视节目被后续的网络转播盖过风头的情况(如音乐电视《山丘》［The Hills］)是有的，但正如托比·米勒(Toby Miller)所言，另一个电视节目收视率立即占上风的情况(如美国版的《办公室》［The Office］)也是有的【88】。原因之一是，用遥控器“按键”看电视节目在许多方面符合人们日常的欲望: 需要跟上肥皂剧，需要熟悉的背景以舒缓沉默的家务，看体育赛事的直播，而不是读报纸上的体育新闻【89】。尽管有这么多矛盾的现象，在可预见的将来，电视也许仍然是多数人首选的媒介，无论电视节目是如何播放的，无论网络上用了什么样的宣传手段【90】。这是英国的传媒独立监察机构(Ofcom)用作政策基础的设想。然而，在2006年，索妮娅·利文斯通、蒂姆·马克汉姆(Tim Markham)和我的“公共连接”(public connection)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与一般人的看法有矛盾【91】。(www.xing528.com)

媒介宣传和实际的媒介使用分道扬镳，很有道理。我们很容易忽视两者脱节的关键形式，包括许多人主动选择不购买或使用某种技术的情况，这是迄今仍然被忽视的媒介研究领域【92】。基于媒介技术新潮的研究报告常常使我们误解技术变革的速度，因为它们低估了习惯的惰性。习惯不像新闻天天变。不错，用多种媒体完成多重任务的情况比以前多了，但在多种平台上与亲友交流的能力正在成为许多人基本的能力，不分贫富。但复杂情况难以对付，所以简化网上媒介使用的新方法正在成为惯例。菲利普·拿波利(Philip Napoli)察觉到互联网的“大众化”(massification)，大多数在线活动围绕少数几个网站进行，网站的数量比我们预料要少【93】。简易的新设备比如i Phone简化了我们与多元一体媒介的界面。从更宽广的视域来看，媒介技术只有在日常语境中与我们的大范围习惯结合在一起，与我们办事的方式结合在一起时，我们的媒介习惯才会变化。手机应用软件的力量在于，它们能重构我们与媒介互动的基本习惯。在这里，大范围的权力博弈动态隐含的命题是很深刻的: 正如苏姗·哈尔彭(Susan Halpern)所言，“通用软件一问世，它必定是谷歌网的软件，而不是普世的软件”【94】。

单从技术的立足点看问题，媒介实践与世界的啮合是不能预测的。媒介的界面和应用快速变革时，把握这样的结合与脱节尤其难把握。雷蒙德·威廉斯对“移动私人化”(mobile privatization)的技术进行的探讨颇为著名，这是比较早的洞见: 一方面，增加的移动性(商品、人员和信息的移动)使家庭成为自足的“私密”场所，人们在此看电视，从这里驱车外出;另一方面，家园和共享的公共空间的旧形式出现了新的脱节。变化中的媒介生产的新视野出现了，比如《卫报》编辑艾伦·拉什布里杰(Alan Rusbridger)就提出新闻的“共同化”(mutualization)理论;这样的新视野透露更多的新结合，而不是脱节【95】。

媒介使用习惯的变化和大范围的习惯包的变化是一致的，我们日常的实践由这些习惯包组成。比如，在政治抗议时期就大量使用社交媒介，但政治动荡却是大范围变革的蹩脚向导，因为政治动荡是例外而不是常态。娱乐和“使生活结为一体”的基本需求也许是更有用的向导。乔纳森·克拉里(Jonathan Crary)指出，社会和文化“注意力的态势”(以及不注意的态势)随历史而变迁，倘若此说不错，全球媒介的议程向娱乐的迁移，也许就是日常的媒介使用正在发生的最大的变革【96】。这就使我们过渡到下一个问题: 媒介生产经济学底层的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