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媒介实践：媒介、社会与世界

在一些要害的方面，当代数字媒介尚不足以定型【58】。15年前，媒介研究的关键要素(文本、生产的政治经济学、受众研究)业已到位。受众研究的迷你革命提出了新问题，比如文本与受众如何互动? 那些问题似乎还处在可控范围。虽然有人预言，技术革新(家用录像机问世，卫星和电缆使电视频道成倍增加)会改变研究对象，但这样的根本改变尚未到来。受众(受众研究是我的兴趣所在)似乎仍然很大程度上扎根于媒介服务的国别风景中。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开始理解媒介在维持国家风情里的作用【59】。

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媒介研究横向拓展。我们开始看到，除了观看、阅读和收听之外，受众还做许多其他的事情，粉丝研究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领域;媒介不再被认为是一个生产——分布——接受的封闭环形路，而是一个跨越空间的广阔的中介化(mediation)过程。媒介研究和与媒介相关的工作和睦相处的关系在人类学中兴起了【60】。互联网、万维网和手机把计算机辅助的传播和移动媒介推到研究工作的前列【61】。结果就出现了不确定性的问题，传统媒介制度的集中化权力是否会被网络生产和消费的比较分散的空间取代呢【62】? 但是，到2005年，媒介研究的景观基本上还是维持不变。

2005年以来，媒介和媒介研究里发生一种更大的变动。数字媒介的融合大大加速了。上传照片和视频已司空见惯;评论别人的博客、糅合和自我介绍也司空见惯。手机上网越来越容易，人们接受和流通媒介的能力迅速增强(以几何级数增长)。社交媒介迅速增长(英国、美国和许多国家的脸谱，巴西和印度的“奥库网”［Orkut］，中国的 Ren Ren 网，日本的 Mixi 网，韩国的“赛我小窝网”［Cyworld］)，添加了一个全新的维度。我们所谓的“媒介”，以及管束媒介组合的规则大大地拓宽了: 媒介研究的“什么”这个对象变了。《经济学家》(Economist) 2005年问得好:“什么是媒介公司?”【63】

我们要谨防把这一切变化归于技术一种因素。我们所谓的“媒介”(传播基础设施)的变化总是技术、阶级、社会和政治力量交叉所产生的结果。在前数字时代里，“媒介”是数量有限的生产/发行源头向外辐射的产物;“媒介”的接收者是“大众”即“受众”的成员。但这样的格局并不是技术的必然产物，广播的早期发展史就是证明: 广播在美国、法国和英国的路径各有不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美国，广播大发展，成为一对一或多对多的媒介。法国和英国探索的则是偏离中心的、包容性的“社区”生产模式【64】。这种非大众模式逐渐消减，几乎被媒介史删去了，它反映了这样一种发展模式: 开发从一点到多点的商业机会和政治机会。国家规模的媒介生产和流通需要丰厚的资本，资金密集型的大众媒介很符合现代国家日益加强的集中化组织【65】。

目前正在发生的另一种变化也不能简单归于技术发展的可能性。我们熟悉“整天看电视”的家庭(“constant TV”household)。但今天的情况已然变化，即使在设备比较好的国家比如英国，74%的人用宽带，50%的16岁至24岁的年轻人用手机上网【66】。大量时间上网在许多国家已司空见惯，使用新媒介的活跃人士随之出现。圣战者吉哈德把视频传上网，实际上谁都可以把视频上传优视网;名流在手机上发推特;游行示威者手握摄像机拍摄。由此可见，正在变化的不止是媒介的对象“什么”，还有媒介的使用者“谁”。如此，约翰·汤普森所谓的大众传播里“生产者和消费者根本断裂”的情况不再那么单纯。今天，互联网使个人的信息能抵达大量的受众，这使我们想起电话问世初期个人在电话线上向“世界”演唱奏乐的情景【67】。不过，如今的传播范围和基础设施所受的局限已截然不同了。专职的生产/发行不仅投入自己的内容，而且刺激和管理“用户生成的内容”;另一方面，媒介消费者或受众成员有无数的机会贡献自己的内容，他们能对制度性媒体的生产评头论足;当然，谁抓住这样的机会倒是未成定局。有人赞扬传统报纸网站的互动社群，亦有人对此抱比较怀疑的态度【68】。有人看到了更根本的变化:互联网从“出版的媒介”变成“交流的媒介”;视频从中心发行的文化媒介变成了“人际化网络的延伸”【69】。我们能看到媒介产出的崩解、“大众媒介”的凋谢吗?或者是另一种情况，我们低估了今天新媒体公司比如谷歌的兴趣呢? 它们有志于维持高质量的媒介环境，让搜索引擎在这里运行吗【70】?

可以说，今天主要的商务媒体博弈者并非程序商、新闻社或电影公司，而是谷歌(含其属下的优视网)、脸谱和苹果。它们制造并销售设备、平台和搜索引擎，媒体端口要依靠这些产品。把许多媒介使用流结合起来，合成实用的“整体”的，正是这些博弈者。塔里顿·基里斯皮(Tarleton Gillespie)指出，“平台”是业界频频使用的字眼，用以表达这样一种理解的观念: 对新平台的需求没有尽头。所以，2011年夏天撰写本书的时候，我正在等着看，微软以85亿美元并购网络电话公司Skype以后，是否能跻身主导媒体的万神殿【71】。诸如此类的变化在两个层次上发挥作用。首先是平台上传递什么内容的层次，以及相应的变化;在这个层次上，内容的类型成了标准的消费品。主要的制片商(时代华纳、21世纪福克斯)策划的优质的视频点播(VOD)可能会导致一个决定性的变化，使电影需求转向家庭。同时，谷歌还在探索在优视网上发行新电影，在智能手机上看电影。与此同时，“云游戏”(cloud gaming)时代正在吸收个人化的媒介习惯(独自在单台游戏机上玩)，确保游戏人越来越依靠把大群人联系起来的网络基础设施【72】。第二个层次是内容如何传递、有何变化的层次。通过嵌入的应用软件，我们不断获取信息，被一步步引向互联网上的专利区，那是简单的搜索无法进入的专利区。这就是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erson)和迈克尔·沃尔夫(Michael Wolff)看到的一幕: 开放存取的“互联网死了”【73】。

我们必须如履薄冰。虽然拥有新颖的传播可能性，有些媒体还是一如往昔。广播部分上网了，但广播声音的世界仍然是许多人生活中日常的背景。又以电视为例，21世纪初，常有人宣告“电视的终结”【74】。无疑，电视的性质从起居室角落的大匣子变成了一位作家笔下的“无固定场所的屏幕的集合”，从遥控器操纵、只能以一种方式(广播、电缆或卫星传送)收看的媒介变成了“母体媒介”(matrix medium)，与其他数字媒介平台和内容连接，提供越来越灵活和动态的传播方式【75】。我们不再把单一实体的电视视之为理所当然，电视的内容是由许多电视公司生产的，如今的“电视”是一个浩大的空间，许多多媒体巨头在这里竞争【76】。陌生的新手进入这个空间: 报社(《太阳报》、《纽约时报》)在自己的网站上播放自己的视频，或储存他人生产的视频(《卫报》)。不过，虽然许多国家黄金时段的收视率降低，看电视的人照常看，而且看的人还很多;“电视仍然是中国最普及、影响最大的媒介”【77】。威廉·乌里奇奥(William Uricchio)认为，电视可能要回到它出道时的“多元形式”(pluriformity)，那是大批受众形成之前电视的特征【78】。显然，如果思考新媒介(互联网?)如何取代旧媒介(电视? 广播?)，我们就不能把握日益拓宽的媒介环境。

一波又一波新兴的饱和媒介如奔腾的洪流冲击着富国的居民:

(1) 从少数地基电视频道到数以百计的有线电视和卫星电视频道;

(2) 越来越快、连续不断地接入互联网和万维网;(www.xing528.com)

(3) 用“移动”电话接入其他媒介;

(4) 广播和报纸靠数字化报纸网站上网;

(5) 发送内容的网站在互联网上极大增长，既搞自上而下的发行，也容许照片、电影、电视和音乐的横向交换;

(6) 作为新的界面，脸谱之类的社交网和上述的网站链接，或仅仅用来与朋友接触并调动我们的支持者;

(7) 在时间和空间中多点对多点不断广播的界面比如推特;

(8) 为i Phone手机、安卓手机、黑莓手机等移动设备提供的媒介应用服务。

近年的媒介饱和浪潮不断积累，使“饱和”不足以表达真实的情况。媒介具有沉淀的复杂性，宛若风景之复杂。但每个人的小天地是如何浸淫在媒介的世界里的呢? 就是说，人们如何积极主动地到媒介的风景里去挑选呢? 这个问题尚难以确定【79】。

准确地说，我们从什么范围里挑选媒介呢? 或者说使用什么媒介呢? 以上问题建立在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研究的基础上，但那仍然是范围有限的基本媒介【80】。现在我们体验的却是“媒介多元体”(media manifold)，构成一个发送平台的复杂网络，背后支撑这一网络的是互联网有效而无限的储存。虽然发展不平衡，但这多种多样的媒介是我们大家都可以想象得到的，因为一切媒介都已经数字化，或正在数字化，成为基本上同类的信息比特。许多设备和器材(固定的和移动的)接入互联网，这就意味着，我们越来越多地使用彼此连接的许多媒介，而不是单一的媒介。人类学家马蒂亚诺和米勒(M.Madianou and D.Miller)把这种多样性命名为“多元媒体”(polymedia)【81】。但用这个词的风险是，它可能只含有多元性的意思，难以表达媒体连通性的形貌，那才是至关重要的意思。所以，我仍然在这里坚持用“媒介多元体”这一术语。那样的“多元体”(manifold)似乎无处不在，却又无处具体存在;我们只不过不同程度地嵌入了这个多元体。

在此，有关媒体界面的概括都不足以表达真实的情况。使用的习惯是关键，习惯不仅是简单的重复: 任何习惯都通过多重实践而趋于稳固，多重的实践建构新的生活方式，在家里是这样，在广义的日常文化里也是这样的。这使我们过渡到第二种不确定性: 媒介的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