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革命：不确定性解析

大多数论者相信，我们正处在一场媒介革命中，其焦点是互联网的连接和传输效能，以及围绕互联网效能而兴起的难以计数的数字媒介设备和基础设施。但技术“制造神话”的悠久历史应该使我们态度谨慎【36】。新传播技术尤其制造了无数的神话(民主化、政治和谐、世界和平)，最新的神话是，信息尤其数字信息是自由的【37】。

伟大的印刷史家伊丽莎白·爱森斯坦[1]论述了15世纪至17世纪欧洲的“印刷革命”，她论述的一些特征值得我们回顾。印刷术完成了文化生产的一种转移，从抄书人缮写的各不相同的文本过渡到为众多读者使用的特色鲜明的印刷品，印刷术造就了一种发行机制(图书市场)，如此，“完全相同的图像、地图、图表可以让分散的读者同时阅览”【38】。结果，文本的数量激增，于是，17世纪的学者静坐书房里几个月就可能读很多书，比此前文人游学一生所能目睹的书还要多。其他隐性的结果接踵而至: 印刷术巨量的数据记录和归档功能;个人作者而不是集体写作的观念【39】。实际上，这就是传播完成的社会组织的革命，这场革命的首要前提是机印书的技术，不过，这场革命是在漫长的岁月里完成的。另外两位印刷史家费弗尔和马丹[2]指出，早期的印刷人是游徙不定的，他们随身带着印刷技术漫游。结果，西欧印刷术的传播经过了漫长的300年才完成，缓慢得难以想象【40】。

今天的媒介和信息革命虽有人怀疑【41】，与印刷革命相比，不知快了多少，其深度也堪比印刷革命。今天这一场革命不到20年就完成了，分割的地理疆界随之减少，此前的媒介基础结构(卫星与有线电视)的重要变革也被它覆盖。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伊拉克，打字机要在当局那里登记仍然是可行的国家审查制度，电视频道很少，并深受国家影响。到2009年，阿拉伯世界已有470条阿拉伯语的卫星电视频道【42】。近年，能上网的手机普及，国家的审查更加困难。互联网带来了信息生产的革命，从数量有限的离散形式(书籍、小册子、书信、报告、名录)发展到了任何形式和规模(网站)的信息单位，条件是: 信息单位要符合文本规范或形象格式的基本标准【43】。信息单位的集合如网站和数据库非常容易获取，能纳入集合的数据类型或容量很少受到限制了。数据量和归档量以几何级数增长，集体作者(维基百科)和个人作者(博客、影像网志)的新形式出现，一个新空间形成，正如万维网创建者蒂姆·伯纳斯-李所言，这是为我们“在一切层次上互动”的空间。学界和产业界的许多论者都相信，公共生活和个人生活的大片领域正由于信息革命而急剧改变【44】。

然而，三种立即的修正势在必行。数字世界里很大一部分信息处理的能力是掌握在个人手里的，他们凭借的手段是团队的局域网和专有系统(proprietary systems)。劳伦斯·莱西格(Lawrence Lessig)有一段著名的论断: 互联网开放的、端对端的结构正在成为明日黄花【45】。对“网络中性”是否能继续维持的恐惧挥之不去;日常使用搜索引擎的便利与谷歌因此而能搞秘密交易的能力令人不安。比如，谷歌与伟利松(Verizon)移动通信公司的秘密交易显然使联邦通讯委员会鞭长莫及。这样的秘密交易令人烦恼。如今，谷歌的市场垄断就受到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和欧洲竞争事务专员(European Competition Commissioner)的挑战。由此可见，我们不能简单地把互联网“空间”当成自由的、人人可用的空间【46】。

第二种必需的修正是，表面上无限扩张的全球连接中，新的隐性断线(disconnection)正在兴起。20世纪90年代以来，数字鸿沟问题凸显。在有些国家比如美国、丹麦、韩国，互联网应用的水平很高，互联网世界似乎成了普及的参照点。但英国政府没有这样的设想。如果放眼西方之外的世界，断线的问题就更加尖锐;在那里，年薪能买一台电脑的情况相差很大;在许多地方，拥有电脑的个人是极少数【47】。同时，在各国内部，使用互联网的男女就有明显的分层，比如在中东，阶级和族群的差别也很大。美国学者埃伦·塞特(Ellen Seiter)指出，“精英和都市专业人士的孩子与穷孩子使用电脑的情况有质的差别。”使用电脑的“良性循环”与技能和社会支持有关;缺乏技能和社会支持的人则陷入“恶性循环”: 不平等现象可能会延伸到社交网络世界中【48】。(www.xing528.com)

第三种必须考虑的修正是，互联网在地域上大大扩展了，从英语主导的互联网变成了许多语言以上网的集体霸权，但地区(阿拉伯、中国、日本等)之间的用户却难以互通。也许，互联网膨胀太盛，任何一种研究框架都难以把握实际情况。仅中国就有4.2亿网民，其中的3.64亿人用宽带，1.15亿人住在乡间。然而，一个关键点不用置疑，任何概括都难以成立: 国家和地区的居民在全球互联网上占有地位十分悬殊。正如詹姆斯·柯兰(James Curran)所言，如果你的母语或熟练掌握的语言是英语，你拥有众多读者的机会就会比马拉地语(Marathi)的作者高出许多倍。换言之，单一的数字媒介的世界是不存在的，表面上看有这样一个世界，但那是幻觉，其基础是不平等产生的全球逻辑，这一幻觉掩盖了不平等的实质【49】。

我们考虑数字媒介的社会影响时，正面肯定“革命”的预言就更加复杂了。首先，拥有一台个人电脑并非联通互联网的唯一路径，因为互联网的使用是由社会协调的。因此，不能紧紧依靠个人上网的统计数字来理解互联网革命;同时，全球的不平等模式驱动了跨国界的劳工迁徙，迁徙形塑社会协调的资源和需求。其次，使用技术的基本可能性是一回事，技术在实践中如何被用于实践是另一回事，两者差别很大。正如雷吉斯·德布雷(Regis Debray)所言，“习惯比工具的历史更加悠久……如果媒介是‘新’的，使用媒介的环境就是‘旧’的”【50】。实际上，书籍的悠久影响产生了许多因素;这些因素合起来产生了19世纪和20世纪初标准的阅读习惯: 阅读的制度性语境和联系;新文化常规;日益壮大的资产阶级越来越多的休闲时间;甚至日落后家里的照明也增多了【51】。互联网革命的一个加速器是，它不仅能把内容而且能使软件(即基础设施)在同一媒介里配置和流通。书籍在传播革新中实现了飞跃，因为它能传播图表和其他技术描绘【52】。然而今天，重要的传播革新依托的软件基础设施可以通过互联网在全球传播，不需要任何人、任何物体的移动! 试想想澳大利亚人的开放式编辑系统Indymedia;1999年， Indymedia首次被用于西雅图爆发的反对世界贸易组织的抗议活动;再想想另一个开放式编辑模板Ushahidi website(“见证网”)，它用于非洲的灾难报道【53】。

要而言之，尽管激动人心，但当代媒介变革的非线性世界的显著特征还是极端的不确定性。基于“数字一代”的预测取代了市场营销的吹嘘，成了所谓的严肃分析，却犯一个根本的错误: 把生活舞台上的行为与真正的历史变革混为一谈了【54】。同理，我们生活的时代无疑是媒介产品在共同平台上汇合的时代，但对我们栖居在独特的“融合文化”(convergence culture)里的说辞，我们还是应该予以质疑【55】。克莱·舍基最近建议，“新工具提供的机会越大，我们越不能全面地从过去的社会形态来推断未来”，媒介和社会权力配置的宽大界面就最不确定。普鲁斯特是对的，按照他的评述，以下的判断是荒谬的:“秘而不宣的东西……就是在阳光下被揭示的东西。”【56】

更具体地说，今天的任何媒介理论都必须要研究六种不确定性。在晚近的现代性中，这些不确定因素与分殊性和反身性的广阔过程都有关系【57】。若要理解这六种不确定性，最好的办法就是用媒介制度和技术的具体动力关系来予以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