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变革与社会超饱和

如果用线性发展的眼光看媒介，媒介对社会和世界的重要性是无法把握的【14】。当媒介嵌入了广义的文化和社会过程时，紧张和矛盾随即发生。在伟大的小说《追忆似水年华》(In Search of Lost Time)里，马塞尔·普鲁斯特[6]描绘小说叙事者第一次打电话的感觉，同时把第一次打电话的经验杂糅进许多后来的记忆里:

电话铃声转瞬即逝……那是微弱的声音、抽象的声音，远方的声音被克服了，亲爱者对我们的说话声消逝了……但那声音是多么遥远! 我常常听那说话声，不无痛苦……在那最亲近的表象里，我更清楚地感受到了虚幻。那一刻，我们仿佛就在咫尺之遥，伸手就可以拥抱亲爱的人。好像是真实的存在，且声音似乎很近——实际却相距遥远!【15】

这段文字记述传播媒介引起的隐痛。普鲁斯特捕捉住了媒介在日常生活里固有的暧昧角色——“真实的存在……实际却相距遥远!”不过，自那时起，电话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了，我们不再像他那样感到紧张【16】。雷蒙德·威廉斯[7]也觉得现代媒介的意义暧昧:“现代传播很大一部分内容……是不平均分享的意识的一种形式，由外部发生的事件组成。这样的内容似乎是发生的事情，由强大的方式传输和辅助;在这个世界里，我们没有其他任何感知到的联系，但我们觉得，这样的内容既处在我们生活的中心，又处在其边缘。”【17】

我们无法回到普鲁斯特和威廉斯谈及的变化之前的世界了，那些变化已经嵌入我们对于何为世界、世界如何的设想。不过，我们所谓“传统的”(19世纪中叶的)媒介隐入日常生活背景很久以后，仍然使我们感到困惑。解读唐·德里罗(Don De Lillo)1999年的史诗般小说《地下世界》(Underworld)的路径之一是: 它表现广播电视既维持美国社会神话又给它添麻烦的作用，小说是对这一作用的一系列的沉思默想【18】。

自唐·德里罗的小说问世以来，许多进一步的变化发生了。首先，电视和其他媒介的形象大量滋生:“生活经验成了媒介在场的经验。”其次，逐秒更新的继续不断的移动通信兴起，广播和人际交流在网上覆盖，任何人都能靠卡斯特所谓的“大众自我传播”(mass self-communication)在网上生产并发布内容。我们还在尝试理解，这些最新的变化如何整合进日常的习惯【19】。

媒介使个人最细微的行为都为之一变，同时又改变了我们最宏大的生活空间。以搜索引擎为例，如今它们成了世界上最重大的商务焦点之一，而15年前它还是不为人知的社会形式。谷歌为我们说明搜索引擎“做什么”: 它用浏览器为我们提供习以为常的东西，这就是约翰·汤林森(John Tomlinson)所谓的“世界信息资源的瞬间、无限量获取”。这一变化的正面效应我们业已司空见惯: 我们“查找东西”时，常常不靠图书或指南，而是靠“谷歌一下”。一位律师朋友告诉我，“如今的法律就在谷歌上”;人们了解孩子的病症时，用谷歌搜索;昔日英国黄页的总编承认，“25岁以下的人没有一个知道，我们编辑黄页的是些什么人”【20】。

有一个故事最生动地反映了这一场变革。5年前，有个人装死携妻潜逃，这一丑闻成了英国报界的轰动新闻。一个决定性的时刻突然来临，《每日邮报》(Daily Mirror)一位读者证实，这位“去世的”男人与其妻子在巴拿马现身了。他把一串含三个关键词的词组“John and Mary and Panama”键入谷歌，查到了这个男人的行踪。她对记者说的话很有趣:“我是怀疑论者。在今天这个时代，谁也不可能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总会有一点行踪，总会有蛛丝马迹。”【21】这位坚持不懈的谷歌用户捕捉住了司空见惯的互联网的暧昧性: 既是个人发现的手段，又是集体接触的方式，还是确保互相跟踪的媒介。

然而，当这一冲击和与之平行的其他变化嵌入日常生活，并渗入了生活的每一个层次时，我们又如何把握其影响呢? 暗喻可能有所帮助。罗杰·希尔维斯通说，媒介对世界的影响可以用一个暗喻:“辩证”【22】。“辩证”(dialectic)一词源于希腊的“会话”一词，捕捉住了会话成分的关系，它们互相通气，却各有分别。我们大家(个人和群体)都对这一辩证关系有所贡献，凭借媒介，我们获得两种设想:“存在什么”(what there is)和“能做什么”(what can be done);我们的贡献不是个人选择的行为，而是由宏大基础设施的变化形塑的，这些新变化又是由经济力量和其他力量驱动的。辩证方法论使我们能探究出人应对媒介差异的灵活性，展现出媒介之间的“交流”(traffic)，我们将其称为“补救”(remediation)【23】。

“辩证”一词捕捉住了媒介的累积“容量”及其对日常生活的“系统性”影响吗?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也许还要用另一个暗喻: 托德·吉特林(Todd Gitlin)的“媒介洪流”(media torrent)意象，这是图像和文本的“超饱和”洪流，使我们的日常生活目不暇接、穷于应付。几年以后，他这个意象就整合进了“比特流”软件的名字中;比特流使大文档(电视节目、电影)分解为比特，以无数平行的比特流在互联网上传送。不过，我们不习惯媒介的“洪流”，因为媒介洪流在规模和深度上都不断膨胀: 连人们对媒介的评论也在加入这股洪流，吉特林分析“媒介流”以后，汹涌而起的博客、掘客网的推荐、优视网的糅合(mashup)和推特的微博都在加入这股洪流。可见，“媒介流”的暗喻只引导我们走到这一步，它甚至没有考虑今天消费环境的饱和，数据源和信息传输方式比如电子标签芯片充斥其中、使之饱和了【24】。(www.xing528.com)

在这里，“超饱和”一词的技术意义耐人寻味。这是化学和热力学术语，指的是: 溶液中可溶的物质过量，“超过了溶液在常态下能溶解的限量”【25】。可见，超饱和是不确定性状态，是可溶物与溶液平衡态的偏离。这种非平衡态是特定变化的结果，比如温度或压力变化引起的不平衡。媒介引起的社会超饱和意味着不确定的、非平衡的状态;社会生活的每一个层次都充满了媒介的内容，起因是特定的压力;空间压力突破广播领地的疆界，时间压力引起具体事件的周期比如全球的政治危机。然而，即使“超饱和”更精准含义的使用也是有限度的，它不足以捕捉住当代社会里媒介的密度。这是因为，社会生活可以解释，而液体却不能解释它罕有的气泡。不过，“超饱和”这一暗喻至少能使我们理解生活的阶段变化;媒介饱和时，社会秩序的可能性就发生变革。在此，情况已经明朗: 我们需要联系社会理论来研究媒介。

[1] 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902—1985)，法国年鉴学派第二代著名史学家，著有《菲利浦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法兰西的特性》、《地中海考古: 史前史和古代史》、《文明史纲》等。

[2] 保罗·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1901—1976)，奥地利裔美国社会学家，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研究范围涉及大众传播、选举与选民心理、市场研究、民意测验、失业、教育心理、数理社会学等领域，讲究社会统计程序和操作过程，强调定量测量和定性的评价，著有《社会科学中的数学思维》、《选民的抉择》、《定性分析》、《应用社会学导论》等。

[3] 罗伯特·默顿(Robert K. Merton，1910—2003)，美国社会学家，长期供职于哥伦比亚大学，结构功能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著有《17世纪的英格兰技术与社会》、《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理论社会学》、《科学社会学》、《科层结构与人格》、《大众信念》、《科学发现的优先权》、《科学界的马太效应》、《社会学中的结构分析》等。

[4] 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1955— )，英国科学家、万维网鼻祖，在欧洲粒子物理实验室创建了万维网，写成了世界上第一个网页浏览器(World Wide Web)和第一个网页服务器(httpd)，无偿提供万维网服务。

[5] 哈罗德·伊尼斯(Harold A Innis，1894—1952)，加拿大经济史家、传播学家，加拿大传播学派奠基人、媒介环境学派第一代代表人物，著有《帝国与传播》、《传播的偏向》、《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史》、《现代国家的政治经济学》等。

[6] 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l Proust，1871—1922)，法国小说家，在法国文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代表作为《追忆似水年华》(7卷)。

[7] 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1921—1988)，伯明翰大学教授、英国文化批评学派代表人物，著有《文化与社会》、《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编写《传播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