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巨川的从政经历与贡献

杨巨川回国后，于1908年4月以常例部做湖南省新田、麻阳两县知县。

新田、麻阳地处湘西山区，是苗、汉杂居之地，民族纠纷迭起，械斗时有发生，匪患长期不绝，甚至个别县城曾被歹人长期占据，县府被迫移地办公。是当时著名的难辖之地。正如他在诗中所写的那样：

百里花封划水岭，频年蔓讼到瓜田。

蛮豁苗峒分明在，屏蔽华夷自古传。

——《由麻阳赴沅郡道出齐天界》

贫苦出身的巨川，对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他当官志在“泽加于民”。所以上任后，深入民间，体恤民情，重视农耕，革除旧制，协调关系。他讨厌“坐曹一片吆呼碎，衙子催人妆傀儡”的旧习，出行不坐轿，日间常身着便服穿草鞋，夜间巡视，仅叫一随从打着灯笼做前导。杨巨川在职三年，新、麻两县政通人和，民族和顺，狱无冤民。对此，杨巨川甚为欣慰，发出了感慨：

散布城头览物华，与存楼畔晚风斜。

西山无事防烽火，感格苗民今一家。

——《同韩新如司马登麻阳与存楼》

曳尾涂中又一秋，浮生空自说封侯。

丰城有剑无人识，夜半英光射斗牛。

——《感怀》

然而，此时的中国，风雨飘摇，危机四伏。杨巨川忧心时局，加之水土不服，勤政过度，患了“湿热泻下”的病。县邑医疗条件有限，故于1911年初夏，辞去县令一职，赴长沙蛰居，一方面就医，一方面设法与外界取得联系，以效力国家。

病中的杨巨川得到武昌起义的消息后，为中华民国的成立而欢呼，为政局的纷乱和革命力量的不足而担忧。他忧于心中，急于行动，拟有南京、北京之行，以参政国体。但因病势日沉，不能如愿，于1912年抱憾由湘西转道陕南，回兰州老家休养治病。

庸医不解培元气，归去来兮鬼载车。

——《病后杂吟》

杨巨川先生书法作品

1913年，杨巨川病初愈，应旧友甘肃省财政厅厅长王南轩之邀，暂任财政司科长，1917年卸任。后又任甘肃靖远征收局长，一年后复返兰州。1921年杨巨川被选为甘肃省议会会员。1923年5月，年过半百的杨巨川先生出任敦煌县令。当时交通不便，兰州到敦煌，需数十日，跋涉之苦，众人不堪。巨川则慨然西行，一路吟诵，骡车月余才到。

敦煌边远小县，夏日炎炎，冬日酷寒，良田不多，水源匮乏，只靠党河灌溉。雍正初年修水渠十条，已失修多年，又加上水约条规紊乱，使水利纠纷甚多，用水似用油。巨川先生“到任后首重水利，亲田间，奔走查看，调纷解难，重修规约，督场整修，虽祁寒盛暑亦不惮劳”。

他生活俭朴，勤民悯农，廉洁奉公，《重修敦煌县志》记载轶事二则：

一日秋征，往省视，见仓吏科量不平，大怒，立斥逐之，还其盈余于民。仓吏则其弟也。尝按省使至，略备一餐，餐惟肉一盂，余则蔬数盏。使者笑曰：“勿乃太简乎？”“丰亦何难，但不使百姓出冤孽钱耳！”平日两餐，唯蔬蒿寒菹而已，其廉约屡如此。至今敦邑父老谈及廉直吏，民国以来一人而已。

敦煌为世界著名的文化宝库，但当时国人对其价值认识无多，更谈不上保护。1921年，白俄七河省区司令、陆军小校阿年科夫率残部七百余人，逃入我国新疆，经驻军堵剿交械。新督杨增准将其一部安置于新疆，一部三百余人安排在敦煌。敦煌县令糊里糊涂，又将这些人安置在莫高窟中。三百余亡命之徒，在莫高窟中起居生活、营火造饭，真正焚琴煮鹤！这些人生活无靠，常常刮取壁画金粉或干脆铲掘壁画倒卖，对莫高窟造成了空前的破坏。因敦煌壁画所有颜料均为矿物质，其色泽经久不褪，且可回收反复使用，当地一些不良分子也常刮取金箔及颜料贩卖，甚至有偷盗“敦煌写经、流沙坠简”及铲掘壁画贩卖者。杨巨川到任后，见此现状，非常痛心，他亲往查看，出示明禁并严惩不法分子。同时设专人管理，制定管理条例，落实僧俗管理人员的薪金待遇。(https://www.xing528.com)

严令保护莫高胜迹，并常亲临查看，严令管理人员尽职尽责，切实保护，古物破坏之风始得制止。

——《重修敦煌县志》

当杨巨川大力整治敦煌，方见成效时，北洋政府甘肃省督军兼省长陆洪涛冒天下之大不韪，借口筹备军饷，竟然开放烟禁，叫百姓种罂粟，大派烟款，而地方小军阀及土豪劣绅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借此大肆搜敛，荼毒百姓。杨巨川为此向省府反复电文交涉，力陈此为祸国殃民之举，断不可为，并联络部分旧友，欲说服省府收回成命。省府不但不采纳，反而向敦煌县派了五万两银子的烟款，并命令酒泉道派人催促。

杨巨川对此愤恨至极，又无力抗拒，他不愿同流合污，于是愤然辞官归里。在途经布陇吉尔（今瓜州县）时题诗启壁云：

只重金钱不爱民，黑心付出影留真。

水云荡煞莺花界，误尽苍生是此人。

敦煌父老闻之杨巨川要归故里，齐聚于城外塔井备茶水半途相送，同时还特制了一柄万民伞相赠，以酬谢杨巨川任职期间奉公勤民的辛苦和卓越政绩，杨巨川心潮澎湃，感慨万分。

盈盈壶果饯行程，

乡老依依诉别情。

塞上长征已倦游，

斯民憔悴最堪愁。……

一载清劳酬锦伞，

万家遗爱在沙洲。

——《敦煌塔井题壁》

后来，杨巨川的后代将万民伞连同进士匾献给范家坪的杨家家庙。1958年生产队将杨家家庙当仓库用，万民伞连同进士匾就都不知去向了。

杨巨川离任走了，《重修敦煌县志》忠实记述了此事：

……时，地方种罂粟，政府寓禁于征，赦三使，索罚锾五万两，公（杨巨川）以百姓负担过巨，执不可。电文交驰三四往，继之以辞职。省府不能留，以安西县长陆恩泰代，恩泰甫下车，认罚锾二万五千两，拷掠，囚系盈庭，追亲数月不已。百姓咸称巨川之慈也。

敦煌地方有识之士及乡民，感念杨巨川兴修水利，保护莫高窟，廉洁奉公，力主禁烟等善行，在县城东门外为其立碑一块，上刻“清正廉明”四个大字述其功德。

继任县令陆恩泰接手敦煌时，发现杨巨川只带两车书离任，随身最值钱的东西只是一本琴谱及一张古琴；而县府内，账目一一清楚；他深知这是一个忠厚清廉之家，可遇而不可求。于是约为儿女亲家，遂成秦晋之好。

杨巨川自敦煌辞官归兰后，敦煌民众又呼声甚高，省府上下莫不愕然大哗。因议长杨思（新中国成立后为甘肃省政协副主席）出面相请，杨巨川于1925年冬出任固原县县长。到任时，正值军阀混战，时政反复，贪官盛行，不到一年就再次辞官。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再不出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