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炳
1984年，我受组织任命，负责《教与学报》编辑部的工作。此前，我在灵台县从事中学教师工作已经16年了。从一位中学教师到报纸主编，其间职业转换跨度还是比较大的。当时，正值改革开放的初期，全国教育类的报刊屈指可数，对于文化教育相对落后的大西北而言，更是凤毛麟角。因此，如何办好这份报纸，对我来说心中的工作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好在“近水楼台先得月”，我的大姐莫耶不仅是著名的诗人、作家，而且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创办过学生进步期刊《火星》，做过《女子月刊》的编辑，新中国成立后又曾担任过《人民军队报》总编、《甘肃日报》副总编，她自然又成为我业务上的老师和顾问。事隔多年看大型文献纪录片《大鲁艺》，当听到《延安颂》的歌声，看到大姐莫耶的照片时，心情非常激动，它引发我对大姐的很多回忆。
大姐原名陈淑媛、陈媛，笔名白冰、椰子、沙岛。1937年10月，她怀着抗日救亡的民族大义奔向延安时改名莫耶。“莫耶”是古代传说中的铸剑者，也是宝剑名，晋代干宝的《搜神记》中记载了这个传奇。鲁迅先生的小说《故事新编》中之《铸剑》也生动地讲述了这个正义战胜邪恶的故事。大姐加入抗日救国的革命行列时以之为名，用意很深，它表达了一个少女正义凛然的气概和崇高的志向。
大姐孩童时期就聪明活泼，聪敏好学，而且往往出口成章。10岁那年春天，大姐与大哥赛诗时即景吟出：“春日景色新，行到山中亭，亭中真清朗，风吹野花馨。”一时被乡中誉为才女。
莫耶故居
1932年，大姐随父亲移居鼓浪屿，就读于鼓浪屿慈勤女中。她的作文《我的故乡》深受国文老师赞赏，被推荐给《厦门日报》发表。从此更引发了她的写作热情，无意中引导她走上文学写作之路。
据母亲和乡亲们说，大姐小时候就思想解放，富有同情心，有正义感，敢于据理直言“犯上”。如在当时充满着封建习俗的山乡，她敢于在山溪瀑布下洗澡，并拒绝裹足；在父亲纳妾的时候，她曾在作文中直言斥责，数落父亲。在厦门，她看到处在社会底层的黄包车夫的苦难生活，目击鼓浪屿这“万国租界”里日本浪人横行，外国水兵欺侮中国女学生的暴行，心中激起强烈的义愤，不断写出诗文寄往上海《女子月刊》发表；还写了小说《黄包车夫》在厦门地下党创办的《火星》旬刊创刊号上发表。
在厦门上初中时，大姐从大哥处找来了大量进步书刊阅读，如苏联小说《铁流》《毁灭》和丁玲的《在黑暗中》、冰心的《寄小读者》、谢冰莹的《从军日记》等等，她想，女人只要有志气，也能和险恶的环境斗，和黑暗的势力斗，女人也能当兵。这些进步的作品在大姐的脑海里开辟了新天地，使少女的心灵中萌发了向往革命的意念。她把自己的感情诉诸笔端，写出了一篇篇宣传妇女解放、向往光明的文章。
1933年，才15岁的大姐在《蓝天》杂志上发表的诗歌《无声的期望》已显示出她早熟的思想和对社会深沉的思考。现将这首诗抄录于后：
无声的期望
风！疯狂地，吹得人睁不开眼；
天！苦着脸，蕴藏着无声的期望；
宇宙凄惨地在冷颤！
狂吼的雷声，是壮烈的号音；
闪烁的电光，是紧张的火讯，
报道：大难将要到临。
这许是宇宙悲惨的命运，
也许是大自然所造成。
这灰色的宇宙呀，
将要经过一番洗刷，一番重整。
雾般的雨丝，飞飘得满天，
顷刻间，石子般的雨点，把整个宇宙打遍。
宇宙的哀呼，振动了人们的心弦；
粗大的雨点，仍任情地，任情地，
肆虐凶暴的威权。
路！咽吞着泪水，
树！哭得眼泪淋漓，
屋！干抽着气，
万物在呜咽，宇宙在啜泣。(www.xing528.com)
作于1933年10月14日雨晨
大姐的进步思想和初露的写作才华被国文教师陈海天（地下党员）所赏识。1933年福建“闽变”发生后，陈海天组织大姐等几位进步学生创办了《火星》旬刊。
1934年秋，大姐到上海《女子月刊》社当校对、编辑，后来曾任主编，走上了她梦寐以求的独立自主的生活道路。1936年，上海女子书店的《女子文库》出版了大姐的第一部书——独幕剧集《晚饭之前》，署名陈白冰（时年18岁）。《女子月刊》有一期曾以大姐的照片作为封面，并题写“女作家陈白冰善写诗歌剧本”。
大姐到上海后，常与左翼作家接触，并深入工厂了解女工生活，思想逐渐“赤化”，成为当时上海进步作家群中的一分子。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在上海逝世，22日安葬于虹桥万国公墓。当时，上海各界为鲁迅先生送灵，大姐也加入了送灵队伍。
大姐当了《女子月刊》编辑后，更是把妇女解放当为己任。1936年11月，大姐回故乡东溪，创办了妇女识字班，并动员大嫂、二嫂出来教课。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爆发。深蓄在大姐心中的爱国热情和对日寇侵略者的民族仇恨，使她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七七”事变第二天，大姐与南国社戏剧家左明组织了上海救亡演剧第五队，大姐担任编剧及文字宣传工作。
“八一三”沪战后，闸北被日军占领，救亡演剧第五队投入抗战宣传和救助难民的工作，随后即出发到西北大后方进行救亡宣传，9月到达了古城西安。这期间，大姐创作的抗日救亡剧作《军号》在《西京日报》上发表。
在当时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长周杨同志的帮助下，救亡演剧第五队给党中央写了一封信，表达了他们想去延安的愿望。很快，延安党中央宣传部派了一位姓孙的同志到西安来接他们。10月，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帮助下，抗日救亡演剧第五队终于摆脱了国民党特务的盯梢和纠缠，顺利地到达了革命圣地延安。大姐那时虽只有19岁，但却已成长为一名抗日救国的文艺战士。
抗日救亡演剧第五队是当时沦陷区及大后方第一个到达延安的文艺团体。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接见并宴请了全体队员，大姐莫耶和队长左明被安排与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一桌吃饭。我大姐生前曾对我说过，毛主席在饭桌上说：“现在延安的文艺家多了，是不是办一所学校啊？”中央其他领导都表示赞成。毛主席接着说：“那就叫鲁迅艺术学院吧。”接着，大姐和全队同志由党中央的洛甫同志（即张闻天）介绍，集体进入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学习，大姐担任了救亡室文娱委员。
1938年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成立时，组织上将大姐从抗大调入鲁艺第一期戏剧系学习。1938年夏，著名作家沙汀、何其芳来到延安，鲁艺成立了文学系，大姐又转入文学系第一期学习。就在鲁艺学习期间，大姐创作出了著名的《延安颂》歌词（原名《歌颂延安》，首次演出后，中央宣传部征得大姐的同意改为《延安颂》），由音乐系同学郑律成（朝鲜人）谱曲。在此之前，大姐还创作了纪念“一·二八”淞沪抗战的歌词，由音乐家向隅谱曲。《延安颂》首次在延安礼堂为党中央、毛主席演出时，博得中央领导的肯定和称赞，毛主席首先带头鼓掌。于是《延安颂》的歌声响彻延安城，传遍各抗日根据地，甚至传到国统区的革命群众和海外华侨之中，成为一曲激发抗战爱国热情的颂歌，引发革命青年奔向延安，投入抗日救国的行列。如著名音乐家时乐蒙等就是唱着这首歌从河南奔赴延安的。
新中国成立后，《延安颂》被多部电影用作背景歌曲，如《南岛风云》《峥嵘岁月》《椰林曲》《永不消逝的电波》等。近年，中央电视台播放的大型电视连续剧《延安颂》的开首曲就是用的大姐的这首歌。大姐这首著名抗战歌曲《延安颂》，1993年6月5日还被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列入“20世纪华人经典作品”。
1938年冬，八路军一二〇师师长贺龙同志回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时应邀到鲁迅艺术学院做报告。他号召鲁艺同学到前线去，拿起文艺武器为革命战争服务。大姐积极报名，参加了鲁艺组织的实习队，跟随贺龙同志奔赴华北前线。大姐到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后被分配到八路军一二〇师政治部战斗剧社任编剧教员。大姐热情又勇敢，谦虚又好学。1939年，她跟随部队挺进晋察冀及冀中平原长途行军作战，随时搜集素材，创作出大批剧本、歌曲，由剧社向广大军民演出，产生巨大的宣传鼓动作用。
1940年春，剧社成立编剧创作组，大姐任组长，组员有成荫、王元方、朱丹、严寄洲、赵戈等。她不仅创作剧本，还参与编印出版油印刊物《战斗文艺》。这年，晋绥边区文联成立，大姐被推选为文联常务理事（时年22岁）。在晋绥边区文联成立大会上，贺龙同志在讲话中说：“莫耶，是我们一二〇师出色的女作家。”
从1938年到1940年夏这短短两年时间里，大姐除了与张可、刘肖芜合作创作了曾轰动延安的大型话剧《丰收》外，还创作了大型话剧《讨还血债》《齐会之战》《水灾》《一万元》，独幕话剧《叛变之前》《到八路军里去》，歌剧《荒村之夜》等剧作和一批歌词及舞蹈。著名电影导演严寄洲在《忆莫耶同志》一文中说：“莫耶不仅是个剧作家、小说家、词作家，而且还是一个编舞家……剧社舞蹈队演出的反映抗战题材的集体舞，基本上均出自莫耶之手。”大姐以她高度的革命热情和卓越的工作成绩赢得了领导和同志们的信任和赞扬。
大姐写的《艺术工作者的生活》还被收入《五月的延安》一书，于1938年在重庆出版。
大姐在学习和搜集创作素材时非常刻苦，干起工作来总是不知疲劳。她口袋里总是装着笔记本，随时随地采访、记录，记录群众生动的语言，记录战斗和生活的素材，坚持天天写日记。为了适应战争年代快节奏的需要，她常常在行军、作战的间隙靠一茶缸开水，一把炒豆，一夜就写出一个戏，第二天就排练演出。
1955年，莫耶从部队转业到甘肃日报社任副总编时的照片
1940年以后，大姐除了创作供战斗剧社演出的剧本外，还经常写小说、战斗故事等作品在《西北文艺》《晋绥日报》《抗战日报》、延安的《解放日报》等报刊上发表。
1948年秋，解放战争进入解放全中国的历史阶段，大姐随《战斗报》社被调回延安，跟随第一野战军挺进大西北。1950年，大姐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被任命为西北军区《人民军队报》社主编、总编辑。1955年秋，国务院发出部队军政女干部一律转业地方工作的通知。大姐服从组织决定，转业到《甘肃日报》社任副总编辑。
俗话说“老姐若母”。自1955年我离开家乡来兰州投奔大姐，从中学、大学到工作，都是在大姐的关怀下走过来的。初二年级时，我被评为学校的“三好学生”，校长给我佩戴“三好学生”奖章。我给大姐汇报后，她很高兴，并鼓励我写入团申请书。
大学毕业前夕，大姐有一天把我叫到她跟前，对我说：“你们就要毕业分配了，有什么想法？现在党号召年轻人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你是干部子弟，更应严格要求自己，是不是到下面去工作啊？”我答应了她，回学校后，就在《大学生毕业分配志愿表》上填了“到农村去当中学教师”的意愿。就这样，我在农村中学工作了16年，到“文革”结束后的1980年才回到兰州。
当时，年过花甲的大姐已出任甘肃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有了重新工作的机会，她勤奋笔耕，创作出反映贺龙和文艺战士一起战斗生活的电影文学剧本《战地火花》，创作了献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中篇小说《春归》，反映老干部焕发青春的中篇小说《青山夕照明》和短篇小说《走资派与放羊娃》，编辑出版了自选集《生活的波澜》，并且写了一批有关怀念彭德怀、贺龙、关向应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回忆文章。
晚年的大姐因心脏病多次住院。但就是在住院期间，她也没有停止写作、工作。她总是说：“难得有现在这样的好时光，我有好多工作要做，怎能老躺在病床上呢？”这期间，她写出了与疾病做斗争的实录散文《生命的拼搏》，写出了回忆录《战斗剧社在晋察冀》，整理了一部四万多字的《一本幸存的敌后日记》，整理编辑了散文集《烽烟集》、中篇小说集《春归》、战斗故事集《枪林弹雨见英雄》等，还写出了自传体长篇小说《信念》的第一部《父与女》的初稿和反映“文革”题材的长篇小说《野火狂飙》的初稿。她曾给我说，计划写电影剧本《延安颂》。
为什么到了晚年，且重病在身，她还能在文学的道路上创造出如此丰彩的业绩？大姐在中篇小说集《自序》中的一段话是理解她的思想精神的钥匙。她说：“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进入暮年时期，时间愈少愈感到珍贵，总希望一息尚存，就要有一分热发一分光，记录下一些前辈人走过的足迹。一来勉励自己不敢懈怠，不忘革命初衷；二来帮助青年一代了解过去的艰苦岁月，奋发斗志，为振兴中华作出贡献。”
“文革”后，莫耶出任甘肃省文联副主席时的照片
在我负责《教与学报》工作时，大姐经常提醒我要谦虚谨慎，尊重同事，团结大家做好工作。除了聆听她的教诲，有关她从事编辑工作的记忆片断也经常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我上中学时，大姐已从兰州军区转业到甘肃日报社工作。虽然甘肃日报社离兰州军区（东郊场）不远，但是，由于报纸必须天亮前印出，而新华社的一些通稿往往半夜才能用电报发来，报纸开印前必须由值班总编签字，因此，大姐是住在报社的，到星期六下午才能回家。她对我的教导，一直铭刻在我心里。
1986年5月7日凌晨5时55分，大姐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终年69岁。
长篇小说《保卫延安》的作者、著名作家杜鹏程曾对人说过：“莫耶的一生就是一部小说。”有人读了大姐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她的经历写成的中篇小说《春归》时说，莫耶的革命、生活道路恰似中国现代革命史的缩影。《大鲁艺》呈现的历史影像是极为珍贵的，它是一代人的文化记忆，是一个民族的精神丰碑。从延安鲁艺走出来的文艺工作者们，为新中国的文艺事业创造了不朽的业绩，更蕴含着对当下文艺创作的深刻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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