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健
许多资料中都有这样的记载：“路易·艾黎出生于新西兰南岛坎特伯里区的斯普林非尔德，父亲是一位中学校长，母亲曾积极参加女权运动。他的名字是由他没有孩子的姑母起的，他的姑母非常欣赏当地毛利人运动领袖路易玛尼阿波托，他从小在一种艰苦劳动、遵守纪律、尊重教育、挑战权威的环境中长大。”
1916年，19岁的艾黎如愿走进了军营。在那个年代，对年轻人来说，战死疆场，让自己的名字刻在阵亡将士名录上，是值得骄傲的。艾黎被编入新西兰远征军，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后，被派往英国，不久转往法国，在比利时伊普尔阻击德军的战役中他和由山东农民组成的劳工军团并肩作战，在一次换防轮休期，他还与中国军团中的两个山东汉子一起走进酒吧饮酒，这也许是艾黎了解中国的开始。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艾黎回到祖国新西兰，与人合作在新西兰北岛塔拉纳基地区开办牧场。这一时期艾黎经常能从当地报纸上读到关于中国的消息：上海——冒险家的乐园，军阀混战使中国国民苦不堪言，国共合作北伐取得节节胜利西方列强感到不安等。很难说是什么原因促使艾黎产生把经营了6年的牧场留给合伙人，自己决心到中国看看的想法，而他又是个想到就会去做的人。他先乘船到了澳大利亚打工两个月，攒够船费，办了为期6个月的签证，开始了中国之行。
1927年4月21日，艾黎在上海十六铺码头下了船，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紧接着遇到的几件事让他震惊！
中国最大的港口，居然没有海关，也没有边防检查，外国人可以随意在这个国家通行；当他经过一个码头工人身旁时，那人忽然朝他脸上吐了口唾沫；在市区他发现，这个城市一些马路两侧的电杆上，赫然挂着盛着人头的笼子！
这里发生了什么，这是一个怎样的国家？艾黎头脑中产生了一连串的疑问，这些疑问随着他一步步地深入中国、了解中国，答案也就渐渐明了了。艾黎通过熟人介绍，在上海公共租界的工部局消防处找到一份工作，做了虹口救火会的一名小队长，在同事眼中，他的生活简朴无华，每天的饮食既简单又单调，不吸烟也不喝酒，别人娱乐的时间，他却苦苦地学习中文。他热衷于到陋巷里的工厂和车间去检查消防安全，这是没人愿意主动做的工作。因为工作出色，10个月后，艾黎被任命为消防处的督察。
这段时间，艾黎利用节假日休假期间到处去实地考察，广泛地接触到当时上海各个阶层的人，特别是在最底层的民众，他感觉到当时中国社会的不平等，有钱人对穷人的压迫压榨到了让人不能容忍的程度；上海实际上是一个富人的乐园，是那些享有特权的外国人的乐园，艾黎也似乎感悟到了那个朝他脸上吐唾沫的码头工人痛恨外国人的原因。
经过思考，艾黎最终决定留下来，为这里的穷苦百姓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艾黎开始进行纱厂工人包身工制、住宿制的调查，和刚到中国的美国医生马海德一起，搜集电池厂童工的尿液，进行“铬中毒”的研究，向严重剥削工人并酿成事故的工厂主施压，在艾黎的努力下，上海公共租界内的缫丝厂开始减轻工人的劳动强度。
1929年，艾黎利用自己的假期，参加中国华洋义赈会在绥远地区的赈灾工作。火车上，艾黎结识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他们是火车上仅有的两个外国人，不同的是斯诺在一节官用专车上，而艾黎则和难民们一道在货车车厢里席地而坐。
青年时代的艾黎
斯诺笔下留下了艾黎赈灾的工作缩影：“艾黎被太阳晒红的面孔，满脸风尘，上面的头发乱蓬蓬地竖起，当他用那庞大的双腿，按照他的特殊姿态立着，他看来好像植根于地上似的。他的大头，好像一座石头的大山雕刻出来的侧面，引起我的注意。”“整个夏天，艾黎都在斑疹伤寒患者中间工作，发放救济粮，修筑灌渠，护理病弱儿童。他为什么这样做？我不理解这支只有一个光杆司令的救世军。”
1937年初，艾黎利用他来中国后的第二次长假，去世界各国考察工业情况，在美国考察期间，艾黎在报纸上看到了中国发生“卢沟桥事件”的报道，接下来，中国战争局势日趋紧张的消息不断传来，10月初他提前结束考察，回到了还在激战中的上海。
战争使杨树浦一带工厂区遭到破坏，工人失业，大量难民涌入城市，原本就处在水深火热的中国民众，更难生存下去。有一段时间，艾黎与斯诺当时的夫人海伦·斯诺常去高楼顶上远看在战争中变得满目疮痍的杨树浦一带工厂区，当时海伦·斯诺提出了一个建议：可以通过建立一些小型工业组织，生产一些必要的日用品来满足市场的需要。这与艾黎心中酝酿已久的计划不谋而合，他深知这是让无数难民获得生路、让中国风雨飘摇的工业继续下去、让中国的抗日战争坚持下去的最好方式。
艾黎连夜将他们这个想法整理成文字材料，并在朋友中广泛征求意见，提出了成立“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简称“工合”）的总体方案。当时，中国正处于国共合作时期，艾黎的这项计划得到了宋庆龄三姐妹、周恩来等的支持，1938年8月5日，武汉横滨正金银行大楼前挂出了“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牌子。艾黎作为行政院咨询“工合”工作的技术顾问，指导工合组织的工作。
1939年1月，中国工业合作社国际促进委员会在香港成立，专门负责接受各国对工合运动的援助，艾黎是委员之一，并担任实地工作秘书。这一年，于1915年出生在英国一个中产阶级家庭、1937年毕业于牛津大学、当时以合众国际社撰稿人身份对中国进行实地采访的乔治·艾温·何克，接受了路易·艾黎的邀请，加入“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工作，成为“工合之父”艾黎的得力助手。从此艾黎全身心地投入“工合”工作中，据不完全统计，整个抗战期间，工合组织的工作区域几乎涉及全国非敌占区大后方，组织的工业合作社最多时达到1700多个（也有说法达3000个），社员2.5万多人，援助了20多万失业者和难民，成为失业工人和难民生产自救、支援抗战的一支独特的经济力量。在工合组织迅速发展的过程中，合作社奇缺技术骨干，这促使艾黎产生建立培黎学校的想法，艾黎之所以用“培黎”命名，有两个原因，一是为纪念一个人道主义者、一个献身中国教育、提倡独立思考与创造性劳动的美国老人约瑟夫·贝利；二是培黎有“为黎明培训”的含义，由此我们也能感受到艾黎已经把自己和中国的命运紧紧地绑在了一起。
第一所培黎学校，是1940年在江西赣县创办的，学校招收合作社徒工或逃难的工农子弟，把他们培养成合作社急需的技术骨干。此后，艾黎开始在全国各地试办培黎学校，最后只有1940年在陕西省秦岭脚下一个叫双石铺（今陕西凤县）的地方创办的工业合作社培训学校留了下来，艾黎将学校命名为“培黎工艺学校”。1942年是双石铺培黎工艺学校最困难的一年，不到一年时间，先后委派的九名校长都相继离任；何克临危受命，担任双石铺培黎工艺学校第十任校长，不过在学生眼里，他才是学校真正的、实实在在的第一任校长。
何克和艾黎在自己挖的窑洞里，几经斟酌，确定了“创造分析，手脑并用”的办学方针。在此期间，何克收养了被国民党追杀的宝鸡地下党员聂长林的四个孩子。因为日军西进逼近潼关，“宝鸡的合作社办事处已向何克下令，凡年满16岁的学生都要加入国民党青年团（艾黎语）”，为使学校能有个相对平静的环境，1943年8月，艾黎和前往玉门油矿讲学的朋友——英国著名科学家约瑟夫·李约瑟博士一起路过甘肃山丹时，考察选定了山丹作为迁校的落脚点。
艾黎在山丹办好租下废弃的发塔寺作为校舍的手续后，返回兰州，去接第一批到达兰州的33名学生。
1943年12月21日，艾黎租到一辆抗日战争初期苏联支援中国的旧卡车，装了四大缸咸豆辣椒和在兰州采购的物品，孩子每人发一件新棉衣和一件老羊皮袄，顶着寒风，历时四天抵达山丹，第二天学生就开始了上午上课、下午修庙舍的学习生活。1944年隆冬，何克带着60名学生迎风雪，冒严寒，开始了迁校的“小长征”，长途跋涉，历尽千辛，1945年2月到达兰州，3月到达山丹。
这一年，何克写下《校歌》：
我们生活，我们学习，
我们生活学习在培黎。(www.xing528.com)
纺织车辆，钢铁机器，
工业技术都具备，
求知生产不相离。
毋自暴，毋自弃，
亲爱团结，齐心合力！
发挥合作精神，
为新中国奠定工业建设的石基。
同时他还制定完善了一套中等专业的教学大纲，增设了化学、冶炼、畜牧、测绘等十几个专业。
学校工作繁多、千头万绪，乔治·何克却安排得井井有条。正当何克为办好山丹培黎工艺学校为中国培养更多人才而大展身手的时候，他在一次打篮球中，不小心碰破脚趾，后来溃烂化脓，当时的医疗水平很低，并未诊断出破伤风，致使病情恶化，直到何克出现第一次痉挛，艾黎才明白，但当时又找不到破伤风血清，为此艾黎感到无比懊悔！1945年7月22日，何克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时年三十岁，他的遗嘱写道：“把我的一切送给培黎学校。”另外，何克的四个养子留给了艾黎。葬礼上孩子们把写有自己姓名的校旗放入棺木，路易·艾黎亲手为乔治·何克竖起了墓碑，碑文选自英国诗人的一首诗：“彩色绚丽的生命啊，光辉而又温暖，为了它，人们一直奋发向前！……”
这位伴随着艾黎走过一段艰辛而又快乐路程的人走了，艾黎决定留下来继续建校的工作，学校相继建立了纺织组、皮革组、造纸组、玻璃组、陶瓷组、煤窑组、化工组、机械组、电器组和运输组，生产的产品既满足了自用，也赢得了订单。
一年之后在艾黎带领下建立农业组，解决了学校的蔬菜供应，紧接着又在约2万亩的荒地上修引水灌溉渠，建起了学校的农场——四坝滩农场。农场还建起了油房、磨房、酱菜房、小糖厂等小作坊，增设了畜牧组，从新西兰引进了一小批库雷戴尔种羊，还通过其他途径弄到4只希塞德尔公羊。
1947年在新西兰海外救济总署安排下，罗伯特·斯宾塞和他的夫人芭芭拉·斯宾塞带着一些医疗器械来到山丹，艾黎自何克去世后，心中藏着的建立学校医院的最大愿望终于实现！此后这所医院不仅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还培养了一大批医务工作者。这一年兰州培黎学校关闭，60名学生以及教职工转到了山丹培黎学校；宝鸡“工合”组织办的孤儿院解散后，一批女生也来到这里。在军阀、土匪、恶霸横行肆虐的土地上，山丹培黎学校如同祁连山中嵌在岩壁上成长着的松苗，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正是具有这种顽强的生命力，山丹培黎学校熬过了解放前夕兵荒马乱的年代。
1949年9月19日山丹解放，21日一野的黄新廷军长来到艾黎的住处，希望学校给予西进大军帮助，艾黎立即组织学生将拆解隐藏的汽车部件找出，将老矿井中埋藏的汽油桶挖出，20辆卡车和运输组的学生踏上了支援解放军解放大西北的道路，跑在最前面的是农业专家新西兰人魏米思驾驶的大卡车，车上插着一面迎风飘扬的大红旗。
新中国成立后培黎学校培养的首批毕业生被玉门油田全部接受，成为新中国第一批新型建设人才，玉门油田党委书记康世恩曾说：山丹培黎学校毕业的学生我们全包了。培黎学校的学生一批批成为玉门油田的优秀工人，20世纪60年代开始，这些优秀工人成为大庆、胜利、辽河、江汉、长庆、克拉玛依、中原等各大油田的骨干力量，有句话说：“哪里有石油，哪里就有玉门人。”这话不全，还应再加一句：“哪里有油田，哪里就有培校生。”
1951年，“工合”国际委员会宣告结束，中国“工合”和山丹培黎学校划归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1953年政府正式接管学校，这一年学校东迁兰州市安宁区十里店，名称变更为“兰州石油技工学校”，艾黎被任命为该校校长。此后艾黎定居北京，专职从事维护世界和平运动的工作。
1973年，艾黎重访山丹，何克墓已毁于红卫兵之手，他走进山丹县人民医院——培黎学校旧址，睹物思人，浮想联翩……艾黎回北京路过兰州，他向甘肃省委领导提出建议：山丹李桥水库要有泄洪设备，不然会出问题。也顺便反映了何克墓遭破坏的情况。很快，大坝的泄洪闸建成，何克陵园建成。
回京后，艾黎将遗嘱做了最后的修订：百年后要把骨灰留在山丹，把个人收藏的近4000件中国古文物全部捐献给山丹人民。1982年6月9日，艾黎捐赠文物陈列馆正式开馆
艾黎身穿军装
1984年11月17日，艾黎向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提交了《在山丹筹建培黎学校的设想》。1985年1月16日，甘肃省政府办公厅发出《关于成立山丹培黎农林牧学校筹备委员会的通知》。1987年4月21日，是路易·艾黎来华工作60周年纪念日，是日重建后的山丹培黎学校正式开学。是年12月27日，艾黎因患脑血栓并发心功能衰竭，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走完了60年的中国长征路。遗嘱中，艾黎写道：“务请不要大张其事，这不过是又一名战士在行进中过去了。”
甘肃省山丹县坐落在焉支山西北谷地，焉支山为祁连山支脉，这里有当前世界最大和历史最悠久的马场——山丹军马场。高高的山峰、茂密的深林、清澈的溪流、广阔的草原，从古到今这里都是天然的牧场，这里与艾黎的祖国有着惊人相似的地理环境！培黎学校西迁，艾黎选中山丹也许与此有关，这是否也透出远离祖国的他对新西兰的深情眷恋呢？
1988年4月24日，根据艾黎生前的要求，艾黎骨灰一部分撒在山丹培黎学校原来的农场四坝滩，另一部分与陪他走过一段艰辛而快乐历程的战友何克长眠于城南山丹河北岸的艾黎与何克陵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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