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春兰：中国首位女大学生与兰州教育史话

武宜君

回顾历史，我们发现，一个人是否能得时代风气之先，跟其所处地域是否偏僻无关，跟当地经济是否发达无关，最要紧的，是个人思想的触角是否伸得够长，对时代需求是否敏感，对落后愚顽的传统积习是否有对抗的勇气。最好的例证，便是中国第一代女大学生邓春兰的事迹。

中国现代大学兴起于19世纪末，都建立在北京、上海、南京等一线大城市，几乎就在同期同地，中国女子教育也开始兴起，但有趣的是，第一个带头冲破“大学女禁”的邓春兰，既不是北京人，也不是上海人，而是来自遥远的大西北。她1898年出生在今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起台堡村的一个耕读之家。荒蛮偏僻之地，怎么会破天荒出现一个登上时代潮头的女大学生？

要探索其间奥秘，不能不提到邓春兰的父亲。她的父亲名邓宗，是近代教育家，甘青宁第一代大学生，十名最早的青海籍同盟会会员之一，甘肃女学的兴办人，西北推广国语教学的第一人。俗话说，虎父无犬子，有这样一位优秀的父亲，日后邓春兰能有所成就，也就不奇怪了。由于家长的开明和家庭教育的熏陶，邓春兰自幼便接受其父民主思想的影响，不缠足，少小便读书识字，进而树立起追求真理、反对旧传统与旧教条的新思想。

邓春兰像

1911年，邓春兰在家乡高小毕业后，随父邓宗先生到兰州入省立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成为这个学校的第一批学生。毕业后，在兰州一所小学任教。此时的邓春兰从自己不能进入大学深造的遗憾中，以及亲眼目睹的一些男女不平等现象中，深感世道的不平。正在这时，《北京大学日刊》登载了北大校长蔡元培的《贫儿院与贫儿教育的关系》演讲全文，文中再次呼吁男女教育平等。邓春兰看到后，心情十分激动。1919年5月19日，她给蔡元培先生写了一封信，倾诉自己多年的夙愿。邓春兰致蔡元培先生的信寄到北京时，正值“五四”运动爆发，蔡元培因抗议当局残酷镇压学生，已于5月9日愤而辞职，去了老家绍兴，所以未能见到邓春兰的信，此事也就暂无结果。邓春兰并未因此气馁。致书约一月后，北京女子师范从各省招生，在邓宗先生的主持下，甘肃省教育厅经过考试，按成绩录取6名女生，其中有邓春兰和她的堂姐邓春芩。当时邓春兰已嫁皖人，其父邓宗先生为避循私之嫌，以自费送其进京求学，另5人则以官费上学。临行前，兰州女师举行欢送会，为她们披红戴花，希望为甘肃女子争光，省教育厅派人护送。邓春兰在启程离京之际，又拟写《请报界诸先生转全国女子中学毕业暨高等小学毕业诸位同志书》（简称《告同志书》），后附《春兰上蔡校长书》，继续为男女教育平等、争取女子进入国立大学而大声疾呼。《告同志书》全文如下：

报界诸先生转全国女子中学毕业暨高等小学毕业诸位同志大鉴：启者，欧战告终，西半球之女子，多因助战功勋，实行获得参政权利，出席国会，为议员者已有多人，将见其女总统出现矣。反观我国教育，尚未平等，遑论职业！更遑论参政！相形之下，惭愤何如？妹不敏，已代我诸姊要求北京大学校长蔡孑民先生，于大学添我女生席。不意妹函至京，适遇变故，蔡校长辞职，归隐至今，尚无结果。然兹事体大，鄙意以为与其依赖他人之提倡，何如出于自身之奋斗！天下安有不耕耘之收获哉！顷拟组织大学解除女禁请愿团于北京，凡我入团姊妹，进行约有二途：其因个人学力不充，未及大学入学资格者，则在大学附近组织私塾，延聘大学教师授课，努力补习；其因教育当局受其他方面之压制，而不肯解除女禁者，则联合同志用种种方法，以牺牲万有之精神，至百折不回之运动，务达我目的而后已。诸姊乎！如不慊于东洋式之良妻贤母之教育乎，则盍速起而自图乎？妹非不知不慊于东洋教育者，则往西洋；然力能及此者几何人，其如我多数失学之姊妹何？一管之见如此，尚希高明有以教我。再妹家居陇右，去京四千余里，且大半未修铁轨，故顷虽起程来京，而抵京之期则难预定。目前如蒙同志赐函，请暂交舍弟国立北京大学法预科学正邓春膏，或北京清华学校中等科学生邓春霖转交均可。

肃此。敬问学绥！妹邓春兰鞠躬。(www.xing528.com)

1919年7月26日清晨，邓春兰等登上几个羊皮筏子联成的排子，解缆启程，踏上了万里赴京争学权的征途。行至中卫，才易筏为舟，顺黄河疾驶而下，至包头改坐牛车，兼日走路。到丰镇又换乘火车沿京绥线东行，于当日抵达北京。历时三十二天，行程近万里路。在赴京途中，邓春兰除了寄回十几封家书外，还坚持写日记，详尽细致地记录了旅途生活，还绘声绘色地描绘了沿途经过的奇峰险川、名胜古迹，及所见所闻的风物人情、掌故传说，等等。邓春兰抵京后曾把这些日记整理成《晋京旅行记》，发表于1919年12月26日于北京出版的《春晓学社季报》第1卷第1期。后又修改成日记体的散文，以《从甘肃到北京途中》为名，1920年在北京的《新生活》周刊的“游记”专栏里连载。邓春兰到达北京的这一天，正是“天安门斗争”的最高潮。大批军警、保安队把三四千名请愿的爱国学生强行驱赶到天安门里面围困，并逮捕了请愿总指挥马骏。邓春兰一下车听到这一消息，便直奔天安门。在那里，她和爱国学生一起高呼“打倒卖国军阀！”“爱国无罪！”“释放学生代表！”等口号，投入火热的斗争。

1919年8月上旬，邓春兰一行尚在赴京途中，北京、上海许多大报就发表了邓春兰的这个呼吁书和致蔡元培校长的信。其中北京《晨报》于8月3日以《邓春兰女士来书请大学解除女禁》为题，刊于第6版；上海《民国日报》于8月8日以《邓春兰女士男女同校书》为题，刊于第8版。邓春兰要求大学开放女禁的呐喊，与新文化运动共鸣，轰动了社会，随之也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由于各方极力挽请，蔡元培于9月中旬返回北大复职，看到了邓春兰的来函，深为邓春兰坚忍不拔的精神所感动。他趁着“五四”后新思想活跃的机会，有心将开放女禁付诸实施，遂于12月13日回信，表示完全赞同在北大实行男女同校。蔡元培以其勇气与睿智，有理有节地摆脱教育部的羁绊，在北大首开女禁，邓春兰入北大哲学系，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批男女同校的9位女大学生之一，也是甘青宁第一位女大学生。《北京大学日刊》《北京大学学生周刊》及《少年世界》《少年中国》等报刊，都以显著的位置报道了这一消息，并纷纷刊登这些女大学生的照片，发表她们的文章、讲话，热烈称颂教育改革和妇女解放运动的重大胜利，赞扬这些勇开一代新风的女英雄。美国哲学家、教育家杜威的夫人，还在王府井大街135号楼上举行茶会，宴请北京大学女大学生表示祝贺，勖勉有加，并合影留念。

此后，上海、南京、广州、天津等地竞相仿效北大，女生络绎进入各地大学，终于蔚成风气。沿袭多年的“男女有别”的封建戒律——“大学女禁”，终于在“五四”运动的冲击下，在甘肃青年首起奋争下被打破了。

邓春兰于1922年秋从安徽返兰后之翌年，受聘于兰州女师任教。因为她是著名的共产主义者的妻子，期间被反动的学校当局视为思想赤化，屡受压制、打击，1938年被无理辞退。但她誓死不向反动势力低头，宁肯闲居家中，靠父亲、弟弟的周济，过清贫的生活。1957年，她以花甲之年，被聘为甘肃文史馆馆员。1980年12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第四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增补为省政协委员。1982年6月9日病逝，终年85岁。

邓春兰是中国第一个公开呼吁大学开放女禁的人，也是中国女子高等教育的开拓者和实践者。她的求学经历艰辛，对于这次争学权的万里行，邓春兰在她的《晋京旅行记》的后记中写道：“此次离亲别乡，长驱异域，所经困难，更甚男子，精神体力，反日健旺，此生理方面，未必逊于男子之表征也。且今后世界日新月异，吾辈女子复岂以常处闺闼，以自放弃其责任耶？故此后当振我精神，致力于学术，以为服务社会之备，岂不快哉？”她对中国女子教育的开拓和实践，其意义和影响力丝毫不逊于其父邓宗先生，甚至更加深远、更加深刻地影响了民国初期女子教育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