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教育史话-晚清教育家张国常传略

武宜君

现代电信业最早在中国落户，是在19世纪末的晚清时期，那时的电信业务还只是电报，谈不到电话，但这已是巨大的进步，能够在极短的时间里，让相隔千里的两地之间信息通达。按说，新事物的出现本该是一件好事，可悲的是，这件好事的开端却是屈辱，说白了，中国的电报是西方国家入侵时带来的。当时，丹麦、英、美等国随着政治、军事的入侵，陆续在中国建立了电报公司，以收发国际电报。这种入侵行为终于引起了清政府的高度重视，认识到外商在我国开设电报业务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开始建立自己的电报业务。1880年，李鸿章在天津设立电报总局，这是中国最早的电报总局。到1899年，国内先后建成数条电报线路，基本构成了我国干线电报网。

甘肃最早的电报局，设立于1890年，地点就在当时陕甘总督署东箭道（今兰州箭道巷一带）。说起甘肃的电报业发展，还得感谢一位老绅士，没有他，恐怕连电线杆都很难栽上，何谈电报呢。这位老绅士就是张国常，晚清著名教育家、方志学家、考据专家。

张国常（1836—1907年），字敦五，号冬坞，兰州靛园寺人。清光绪三年（1877年）丁丑科进士，任职刑部主事。刑部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司法部，刑部主事就是一个司法部内的处级干部，六品官职。人到中年，在京城当个六品官，似乎是个不错的人生，换了别人，估计高兴都来不及呢。但张国常却没这么觉得。晚清时期，政治腐败，官场混乱，西方强敌屡屡入侵，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国内政外交，都处于危险境地。身在首都京城，严峻的形势所带来的危机感应该更为强烈，整个北京城都笼罩在屈辱、悲哀和灰暗的雾霾中。作为一个学者，张国常一生只擅长研究学问和考据，作为一个有良知的学者，身处新旧交替、中西冲突最激烈的一线却无力救国，实在是一种心理负担，逃都来不及，哪里来的高兴呢？所以他最终以“父老求终养”为由，辞职回兰州老家了，远离京城是非之地，从此献身教育事业，在兰山书院任山长近30年，被誉为“陇上之文坛泰斗”。

张国常学识渊博，娴熟经史，跟从他学习的人非常多，被称为一代宗师。教学上，他侧重讲授考据学，引导学生考核辩证文字音义及名物典章制度。他有一个特点，就是教学的时候，特别端庄严肃，不苟言笑，非常认真，也以此闻名。这倒不能说他性格古板，而是跟他研究的对象有关。清代是考据学的全盛时期，他的专长就是考据学。什么是考据学？就是通过校勘、辨伪、辑佚、注疏、考订史实等多种手段，对浩如烟海的古代文化典籍做去伪存真、正本清源的工作，这是研究传统文化学术最基本的方法。

那么，这样一个痴迷于考据看似很古板的老学究，跟电线杆有什么关系呢？别说，这位老学究虽然研究的都是故纸堆里的事，为人却并不古板，思想更不保守，在当时那样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他还真算得上一位与时俱进的人物。

光绪十六年（1890年），陕甘总督杨昌浚在兰州创设甘肃电报局，机构设立好了，紧接着就要栽电杆、架线路，不然电报从何谈起？当年，适逢甘肃旱情严重。由于长期的愚民政策，民众普遍缺乏科学常识，加上封建迷信思想，部分绅民谣传是栽电杆破坏了风水造成了干旱，把天旱无雨、农业歉收的原因，“归咎电柱”，群议要拔除电杆以缓解旱情。

其实，说起甘肃地区的干旱，并不新鲜，这里自古以来，旱灾不断。几乎每10年至20年就会发生一次大的旱灾，民间流传着“三年一小旱，十年一大旱，二十年一特旱”的农谚，从一个侧面证实甘肃是一个旱灾频繁发生的地区。有专家认为，甘肃各地自明清以来大旱不断，其原因与地球气候变化过程中的周期有关。当然，这是后话，当时的人们哪里知道这个？可贵的是，张国常对现代科学技术的传播，采取欢迎支持的态度。早年在北京时，他已经耳闻目睹了西方科学技术和文化的威力，深知中国的贫弱落后现实。当时苦于自己不过一介读书人，无以报国，只得回家教书。如今家乡要发展电报业，总算是一种进步，有益于地方和国家，怎能坐视不管？

于是他以地方大绅的身份出面，对这些人做解释劝说工作，说：“电杆与旱情风马牛不相及，尔等勿轻信谣传，”又进一步解释劝说，“干旱乃天道之常。甘肃境内土厚山高，经常干旱，各地方志都有记载，不一而足。那时何曾设有电柱？而庆阳等处，电线未安，为什么还是赤地千里？可见天灾流行，不是电柱所能造成的灾难！”这番说辞可谓合理合情，逻辑清晰，相当有科学性，那些原本极力反对的人，个个被说得哑口无言，大眼瞪小眼，也都不由地动摇了。更主要的是，书院山长在那个时代本就是地方上非常有威望的人，只有品行高尚、学识渊博的人才能就任，而且张国常任书院山长已十几年，从学者众多，社会威望和口碑肯定没得说，这样一个有威望、有地位的大学者出面说话，人们当然愿意信服。从此群情逐渐安定，电信工程得以顺利进行。(www.xing528.com)

张国常除了对甘肃电信业发展有功，对甘肃新式教育的发展也有着推波助澜的功劳。

中国古代传统学校教育发展到晚清时期，已经是危机四伏了。科举考试弊病丛生，学校名存实亡，教育内容空疏无用，士风学风衰败不堪，在民族危机的重要时刻，封建落后的学校教育不能适应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培养不出具有真才实学的人。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下，洋务派开始在全国各地推动创办新式学堂。在此背景下，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兰州设立了甘肃第一所新式学堂——甘肃高等学堂（兰州一中前身）。任何新事物的出现，总是会遇到传统阻力。新学堂建立了，却苦于没有学生，政府只好采用强迫选拔的办法，并聘请了西北有名的大教育家刘古愚为第一任总教习，之后甘肃各地也开始改书院为学堂；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政府下诏停科举，兴学堂。那些松散舒服惯了的士大夫们哪里肯接受，都对此迭出怨言。

张国常却与他们不同，认为这是顺应历史潮流的明智之举。作为一位已经70高龄的老人，能够如此通达开明，的确难得，不过细究起来，也属情理之中。这位老学者当初能够接受新科技，自然也不会反对新式教育，这是顺理成章的。另外，他长期生活在书院中，对传统学校教育的弊端应该看得比任何人都清楚。受晚清社会风气影响，当时学生读书，大多是为了取得一个进身做官的资格，缺乏读书求学的渴望，甚至更有人口衔烟袋，手捧茶杯，东游西荡。教官多是衰老庸劣、滥竽充数之辈。很多学校只具虚名，不能发挥实际效用。即便有肯苦学的学生，也是长期钻在故纸堆里，孤陋寡闻，逃避政治，研究与现实毫无关系的义理、考据、辞章之学，民族精神空虚乏力。

书院山长本人都不反对建学堂，积极支持办新学，其他人还能说什么呢？反对的声音也就渐渐消失了。不但如此，张国常还鼓励转入新式学堂的学生们，去“读有用书以自振”，希望他们认真研究“韬略之用”“械器之精，天算舆地之奥密，而深博殊方绝域声音文字”，希望学成之后，服务于桑梓，使地处偏僻落后贫瘠的甘肃富强起来。

对于张国常来说，身处那样一个时代有他的不幸，他一生痴迷学问，研究考据，潜心教育，但这些都无益于对抗西方列强的侵略，无益于维护国家主权利益，眼看着整个民族滑向衰败的危险却无能为力。但他也是幸运的，他的眼界和胸怀使他能够承认西方的先进和优越，最终勇敢地接受新事物，并以积极的姿态迎接新事物的到来，成为新时代到来的见证人之一。

《重修皋兰县志》书影

像他这样做学问并有所成就的人，在那个时代应该不计其数，单以此评论他的人生，他不过是沧海一粟，再平凡不过。但他的开明和通达使他卓然而立，成为众多读书人中不平庸的那一个。诚然，他没有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秉烛史册的大事，但他是众多普通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能够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凡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都会出一己之力为社会为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讲，张国常可谓是中国传统读书人的优秀部分与新思潮结合的代表，他身上已经有了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的迹象，而不再是传统的“士”，这本身就是一种蜕变，一种进步。当然，他也是痛苦的，痛苦于承认自己的无能为力，痛苦于承认旧文化向新文化的低头，这种深沉而略带伤感的情绪，从他对学生们嘱咐的话语中能够明显地感觉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