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光蕡：西北著名教育家、思想家

武宜君

刘光蕡像

中国近代历史上有个康有为，他是有名的政治家、教育家，晚清社会的活跃分子，他和梁启超等人引领风气之先，推动了维新变法运动，可谓一代风云人物，无人不晓。人所不知的是，在当时中国西北也有一位老先生，因为他支持维新变法，热衷教育救国，努力传播西学，与康梁等人遥相呼应，被称为“南康北刘”。而且早在康梁之前，他就已经率先在陕西塬上推行维新救国活动，正如他自己所说：“世俗不知，目我为康梁党，康梁乃吾党耳。”他所领导的维新运动是独立产生的，开始并没有受到康梁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他与康梁一样，都是维新变法的首倡者和领导人，只是他没有像康梁等人那样直接参与变法活动，也未曾在政治舞台上扮演叱咤风云的英雄角色。因此长期以来，他一直受到学界漠视。

他就是伟大的教育家和思想家、西北地区的维新领袖——刘光蕡，同时也被称为甘肃高等学府的“开山始祖”。

刘光蕡是一个奇特的人，身处僻地，却连接四方，积极接受并主动融入新思潮；身为大儒，却精研数学，力主工业科技兴国；手无寸铁，却钻研军事，著书立说矢志富国强兵；退隐草堂，却坚持教育，为国忧伤涕零以至目盲。他一生行事虽未造成全国影响，但他在西北创办新学，宣传新学，播洒改革种子，一生为西北培养了大批有用人才，这些弟子在陕西乃至西北军政文化教育各界，均发挥了很大作用。辛亥革命时期的领袖人物大都出于陕西，而且陕西是响应武昌起义的第一个省，这都不能不归之于刘光蕡新学教化的开创启迪之功，足显教育树人的威力。

刘光蕡是陕西咸阳马庄镇天阁村人，1843年出生于一个贫寒的读书人家庭。他字焕唐，晚年自号“古愚”。曾就读于关中书院，肄业后设馆教学。受师友影响，再加上自己的亲身感受，他最终绝意仕途，产生了潜心研究有补于时势和实际学问的想法，从此找到了他一生的理想——教育救国。1885年，他和朋友一起，用集资募捐的方式正式创办了“求友斋”，从此，展开了雄心勃勃的教育革新、实学救国活动。1887年，刘光蕡主讲“味经书院”，直至戊戌变法，历时达12年之久，这也是他人生中最辉煌的时段。1899年戊戌变法失败后，刘光蕡力辞“味经书院”和“崇实书院”山长职务，退居礼县的“烟霞草堂”，从事教学与著述。1903年，他赴甘肃任甘肃大学堂总教习，半年后病逝，享年61岁。

回顾刘光蕡一生，他的救国活动主要在三个方面：教育、经济、军事领域。晚清社会腐败不堪，尽管他在军事和经济领域见识卓越，付出了很多努力，却都因重重社会阻力而心血最终付之东流，只有在相对独立的教育领域里，他精心设计、努力培育的种子终有所成，不负他一生心血投入。

刘光蕡是伟大的教育家、教育改革家，在提倡自然科学、西学方面，走在时代前列。他自己对经学有着很深的造诣，被誉为“关中大儒”“关学后镇”。但他笃定不移地认为数学等自然学科有着特别重要的地位，因为他深知，西方轮船火炮等科技都是以数学为基础，所以在关中书院读书时，他就开始殚精竭虑地研究数学。但算学久为秦中绝学，无人讲习，他自己也没有一点基础，又无从向人求教，于是潜心研习，废寝忘食，整整研读了三天三夜，累得吐血，终于晓得其中奥妙。从此以后，数学就成为他的研究对象，一直孜孜以求。后来，刘光蕡无论到哪里讲学，数学都被列为重要科目。由于他的提倡和重视，数学从此又在西北地区流传开来，他为西北培养出了第一批精通数学的实用型人才。

刘光蕡的思想基础是实学，他所有的教育改革活动也呈现出实学特点，与科举八股之学势不两立。为保持“实学”净土，他自己绝对不讲八股文，也从不为社会舆论及政治压力所屈。他与陕西学政柯逢时的故事对此可见一斑。

柯逢时是张之洞的门生，于1883年金榜题名高中进士，后被授为翰林院编修。当他还在北京时，就听到了一些关于贬斥刘光蕡的谗言，因此对刘心存芥蒂。柯逢时到任后，擅改书院规章，责令刘光蕡必须增加有关科举内容，冲突就此产生了。“味经书院”的传统是山长（院长）有自主办学权，他人不得干涉。刘也正是看重这一点才出任山长，而且他生性耿直狂狷，结交的朋友都有几分侠气，宁愿抗世以贫贱，不求趋炎而荣达，兴之所至就到酒肆豪饮，颇具名士的狷狂个性。柯逢时这种夹有个人成见的做法，自然遭到刘的强烈反对，他愤而辞去“味经书院”山长职务，宁愿赋闲居家，决不改变书院的教学宗旨。

柯逢时也不是一个顽固不化的官僚，看到刘光蕡如此反应，他开始检讨自己的行为，有所悔恨，但还不肯认错。庆幸的是，其时主政陕西的布政使陶模，是一个十分开明的人，他也对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深恶痛绝，对刘光蕡传播西学的教育改革十分支持。刘辞职后，柯逢时致函布政使陶模，请求推荐一个人来代替刘。陶模直言回复：“刘某学问深邃，人望所归，舍此无可荐者。”此言分明是对他的委婉批评。柯逢时倒也知错必改，不愿因此失去一位优秀的教育家，三次托人致函致歉，依然聘刘为书院山长，但这个倔强的刘光蕡不为所动。无奈之下，就发生了和“三顾茅庐”一样的故事，直到柯逢时许诺不讲授八股文后，刘才答应复出。听说刘光蕡答应重新应聘，柯逢时十分高兴，急忙赶来书院向刘谢过，指着自己的双眼说：“我有眼不识人，”又指着自己的耳朵和嘴巴说，“我的耳朵太软，爱听闲言；我的嘴太坏，听到什么便不分青红皂白地说了出来。”最后他指着自己的胸口说：“我心中并无他意，只是口耳不慎，以致产生误会，您可千万别见怪呀！”柯逢时直率坦诚的性格，与刘光蕡倒也十分相近。

经过这次冲突后，两人后来成为挚交。柯逢时不但恢复了“味经书院”章程，还将“宏道书院”“关中书院”的章程也委托给刘来定，以后刘的各项举措大都得到柯逢时的大力协助和支持。柯逢时甚至亲自参加书院教学，给学生按时批改日记作业。他体验到书籍不足对教育的影响，就积极支持书院刊书，自己还捐献了一千两。正所谓才子英豪惺惺相惜，“不打不相识”。

柯逢时作为陕西学政，相当于现在的陕西省教育厅厅长。刘光蕡是县城里的一个校长，二者地位高下悬殊，可谓不是一个档次和级别。但刘光蕡把教育当成一项转变文风、富国强民的大事业来办，决不与当时流俗相沉浮，表现出他作为一个教育家所具有的情操和胆识。

维新运动时期，刘光蕡在陕西开展了一系列的维新活动。整顿书院，创办讲会，使“味经书院”成为陕西维新的思想中心；派员考察，筹办工厂，希望通过工业富强保国；壕堑战法，河套屯田，认真钻研军事提出抵御侵略的方法。他还宣传新式农业耕作方法，派学生从外地买回一台纺纱机器，然后找工匠仿制，以发展地方纺织业。同时他还积极支持康梁变法，通过弟子门生与东南地区互相交流思想，加强联系。和全国一样，“味经书院”的维新运动也达到一个新的高潮。

好景不长，戊戌变法失败，六君子喋血菜市口，康梁远遁海外。朝局大变，祸福难测，“味经书院”的许多师生都躲到乡间避祸。刘光蕡也被列为陕西康党，只等省城公文一到，县令就将逮捕他。变法失败、新政被废，对刘光蕡不啻为晴天霹雳，朝廷如此冥顽不灵，激怒了这位老先生，当有人好心劝他外逃避难时，他满腔激愤地厉声说到：“国事如此，吾死国难，幸何如之，何言逃也！”他从容地坐在“味经书院”，等待差役到来。曾经盛极一时的书院此时已是门可罗雀，身边只留有一个学生。他问学生：“你怕不怕？”学生答：“不怕。”刘光蕡说：“既然不怕，来陪我饮酒！”青年时期倜傥不羁的性格又回到老先生身上，恃酒放狂，煮酒待戮，如此铮铮铁骨、凛然气节，与为国难而殉节的六君子相比，毫不逊色。好在陕甘总督陶模是个君子，了解刘光蕡的为人，以“应保全善类”为由，没有开罪于他，刘才幸免于难。

渡过劫波之后，刘光蕡对朝政极度失望，不顾学政再三挽留，坚决辞去“味经学院”和“崇实学院”山长职务，退居礼县的“烟霞草堂”，从事教学与著述。此时的他，犹如地底的岩浆，一腔爱国激情尽藏心底，但悲到深处，仍会流泪不止。他由于长期痛哭不已，双目一度几近失明。他因此自号“瞽鱼”（古愚之谐音），聊以自遣。作为一个教育家，他远离尘世，并非为了寄情山水，而是“达时以教化天下为己任，穷时仍属意于庠序”。小小的草堂，并没有局限刘光蕡的思绪，他仍在孜孜不倦地讲学，利用机会，整顿他之前创办的六所义学。

刘光蕡的教育思想除了学用结合外，还主张全民皆学的普及教育。他认为，只有提高各行业劳动者的素质，中国才能说富强之事。要普及教育，就要从儿童入手，占全国人口近一半的妇女也必须接受教育。他认为中国之所以孱弱，原因之一是国民素质太低，识字的人太少。而汉字本身的复杂难认，没有规范的注音、标音系统也是造成这局面的原因之一。他苦苦思索一种便捷的识字办法，终于拟定了一套汉字拼音方案。这时的刘光蕡已双目失明，便口授与人，由门人记录，写成了《幼童识字捷诀》二卷。不过当时没有完稿，制成音表后还在不断地研究改定。表制成后，刘光蕡马上试验推行。他用这个表教他的两个儿媳、小门生、孙女等，都是十多天就可以掌握。教给其他人，最慢的也只需一月。试验如此有效，具有推广意义。刘光蕡欣喜不已。令人惊奇的是，他本已失明的眼睛，此时竟然复明了。(www.xing528.com)

汉字改革历史上，刘光蕡是众多先行者之一。在汉字拼音化、规范化方面，他付出了很大精力，也对此寄予厚望。他把人生最大的悲欢，全部寄托在民族自存、国家繁荣的事业上，眼睛因时局颓败而失明，又因找到识字诀窍而复明。如此襟怀，令人感动。

庚子赔款后，迫于内外压力，清政府开始实行“新政”，各地掀起了一个改设学堂的热潮，各地竞相办学的形势与刘光蕡教育兴国的思想再次发生强烈共鸣。刘光蕡此时虽然隐居深山，却是声名远播，四川、甘肃纷纷致函邀请他出面主持当地学堂。四川号称“天府之国”，与陕西隔秦岭相望，气候温暖，而甘肃经济落后，气候条件差，民族冲突时有发生，社会很不太平。家人、弟子们都劝刘光蕡去四川，但他不这么想。刘光蕡一生行事，一直把自己的喜忧、生死、荣辱都与国运民生紧密联系起来，虽年届耳顺之年，忧国之情依旧炽烈。他认为甘肃据陕西上游，秦陇原是一家，而甘肃民族成分更为复杂，民族冲突频繁激烈。由于靠近沙俄，沙俄对各民族人民挑拨离间，以乘机蚕食我边疆。出于不可推卸的使命感，刘光蕡毅然决定赴任甘肃，他要继续推行他的教育，吸纳各民族学子，提高他们的文化素质，使得各民族兄弟和睦相处，搞好团结，共同抵御外侮，发展边疆经济。

1903年，正月十五刚过，刘光蕡便动身赴甘，到兰州后马上以全副精力投入紧张繁忙的创建“甘肃大学堂”的工作之中。他帮政府想办法改善学堂的外部环境，使新式教育能在社会上迅速推广。他为创办大学堂草拟章程规则、教学计划，著《改设学堂私议》等文章概括他的教育思想，把全部精力投入日常教学之中。他主要担任华文的教授任务，每日坚持登台讲授两小时，还参与算学作业的批阅，夙兴夜寐，十分辛苦。经常家人早已熟睡，他还独在灯下认真批改作业。他生性嗜酒，坐于灯下，往往一边放着酒杯，一边放着卷册，边喝边评，有时太过投入，不时弄混了酒杯和砚台。或用笔蘸酒写字，或把砚台端到嘴边，所以，他的酒里时时有墨色，嘴唇胡子也常被墨汁染黑，但他对此浑然不觉，乐在其中。

这位教育家惯常采用言传身教的教育方法。每日下课后，他经常召集成绩优异的学生一起谈论教学，听取意见。四方慕名来访者络绎不绝，刘光蕡也总是娓娓不倦地和他们交流讨论，有时谈至半夜方息，使每个人都满意而去。他也会召集几个学生一起饮酒，纵谈天下，阐发议论，常因论及时事艰危，而痛哭流涕。这种全副身心将精力和情感全然投入的教育情怀，如春风化雨，点点滴滴浸润学子的心田。

刘光蕡操劳于建校、讲课、教务，太过于投入工作，忽视了自己的身体健康，以致旧病复发。他仍不肯休息，后来严重到陷入昏迷。但他稍有苏醒时，所问的全是关于学堂的事情，完全忘记了他个人的存在。最终，他于1903年10月3日，逝于甘肃大学堂，享年61岁。

“我都是黄帝子孙，俯仰乾坤，何堪回首；你看那白人族类，纵横宇宙，能不惊心？”这是刘古愚为甘肃大学堂礼堂撰写的对联，其拳拳报国之心日月可鉴。1905年，已经更名为“兰州大学堂”的学堂弟子周文炳等28人，在兰州东门外树立“教恩碑”，以纪念为创建该学堂而呕心沥血、死而后已的刘古愚先生。

刘古愚墓碑

刘光蕡是中国第一个以平民身份办新式学堂的人，他创办的第一个新式学堂“求友斋”，比康有为的“万木草堂”早7年，比谭嗣同的“浏阳算学馆”早12年。他创办的讲会“复豳（bīn）学会”比康梁的“强学会”也还要早半年多。他还是中国第一个以平民身份办工业的人，当全国的维新活动都只注重办学堂、创讲会、出报纸这些思想舆论活动时，只有他同时还关注经济发展，并派学生到南方考察、购置机器，积极筹办工厂，希望发展经济增强实力。就在甘肃任教时，他还打算等学堂的事稍有头绪后，说服甘肃总督开发西北的畜牧皮革资源，修复左宗棠购置的机器，开展毛纺织业，发展地方经济。

值得一提的是，刘光蕡比康有为年长16岁，康有为积极推动变法活动时，刘光蕡已年近花甲。如此年龄，他却以比年轻人更火热的激情，积极投身于改良活动；后来当康有为思想退化、转为保守，甚至沦为帝制复辟的精神领袖时，刘光蕡仍在穷毕生之心力，致力于教育救国实务之中，直至劳累过度而病逝。站在历史的丰碑前，我们不能不赞叹，刘光蕡先生的爱国精神之诚，革新力度之大，都远在闻名于世的康梁之上。

1905年，刘光蕡的甘肃弟子们，为他在兰州城东门外立“教恩碑”，他的后人在“味经书院”为他建立了祠堂。1933年，陕西省主席邵力子出资，在西安又为刘先生修建了祠堂。

1922年，康有为西游到长安，曾专访刘光蕡的及门弟子，感慨之下写下了“烟霞草堂”四个大字匾额，并赋诗抒怀，祭奠当年这位知己。文末，我们就借此诗，共同来缅怀刘光蕡先生：

大贤教泽满关中，朱陆由来无异同。

刘瓛讲书伤党祸，横渠学案画儒风。

烟霞天半光尤烂，桃李门中阴尚浓。

卅载迟来弥怅望，群英高会幸相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