崧蕃与甘肃大学堂：兰州教育史话

赵　明

“庚子西狩”之后，一向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的慈禧太后终于意识到，时局已不允许她继续因循守旧，遂以光绪皇帝的名义颁布了变法诏书，正式施行“新政”。作为“新政”的重要内容之一，1902年8月15日清政府颁布了《钦定学堂章程》，命各省停止乡会试及岁科考试，所有书院于省城改设新式大学堂，推广西学。在中国沿袭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终于落下帷幕。紫禁城的“新政”思潮迅疾吹到了偏居西北一隅的甘肃，时任清廷一品大员的甘陕总督崧蕃奉诏而动，在兰州创建了甘肃大学堂，甘肃现代教育的华章由此掀开了灿烂辉煌的第一页。

崧蕃（1837—1905年）字锡侯，瓜尔佳氏，满洲镶蓝旗人，咸丰五年举人，后任清廷云贵总督。光绪年间，崧蕃调任陕甘总督，当时开设新式学堂的风潮已经席卷全国，崧蕃由云贵赴甘肃任职途中即着手规划甘肃大学堂的筹办事宜。在当时的甘肃发展西式教育，主要面临着三个方面的问题：其一，甘肃偏远封闭，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其二，甘肃民族众多，民族矛盾尖锐，加上浓厚的宗教情绪，文教事业长期极度落后；其三，新学的教育成本远高于科举制，而甘肃战事频繁，极度贫困，物质准备严重不足。这些特殊的民情地貌带来的困难与挑战，成为崧蕃上任伊始就要面对的严峻考验。

“人才之难万冀一，一士其重九鼎轻”，百废待兴、白手起家的情况下，一位德才兼备的总教习（校长）显得尤为重要，招贤纳士成为崧蕃考虑的第一要务。就在他由贵入甘途经陕西之际，当时恰好在西安讲学的名家大儒刘古愚先生进入了他的视线——早在“戊戌变法”时期，刘古愚便已是西北维新运动的领袖，在传播维新思想和自然科学等方面颇有造诣，康有为称他为“海内耆儒”，时有“南康北刘”之誉。刘古愚先生还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第一个明确、完整提出了德、智、体全面发展的观点，于右任、李仪祉、张季鸾、张奚若等一代才俊皆出于门下。知人善任的崧蕃敏锐地意识到，如果能请到这样的教育大家来甘肃施教，实为甘肃教育之幸，遂延聘先生赴甘肃任教，但被先生婉拒。菘蕃求才若渴，到兰州就任后，又草拟关书、程议派专人送递刘古愚先生手中，言辞恳切，力邀先生来甘。于此同时，四川总督锡良也盛邀先生去办学条件更为优越的成都任总教习，但刘古愚先生最终被崧蕃的赤诚所打动，不顾家人门生的劝阻，以花甲之龄毅然奔赴贫困艰苦的甘肃。1903年2月，刘古愚先生携妻儿到达兰州，崧蕃总督亲率各级地方官员及乡绅，远迎于城外，倍加礼待，成就了一段日后伯乐与千里马的教育佳话。

甘肃大学堂最初选址于兰州举院（今贡元巷），借用了举院的供给所及官庭的两间小院，边建校边办学。崧蕃大力筹措经费，派候补知府杨增新到京津及东南等省，考察高等学堂的建筑、授课及管理办法，并购置教学实验设备，聘请外国教习（教师）。当时学堂里的新型科目和外国语种由日本人、比利时人、俄国人等国外教习传授，而西北封闭守旧，士人对待新学多存犹疑，部分愚昧的民众甚至以“夷人”为鬼怪。鉴于当地长期的民族矛盾和悬殊的文化基础，各民族学生共同学习也存在很多问题，这些都导致第一期招生极度困难。学堂只好从最后一次乡试荐卷诸生中，择年轻者拔选后强迫入学。到这一年的二月底，甘肃大学堂定名甘肃高等学堂，招收首批学员100余人，正式开学。学堂开设政治、历史、地理、典章、掌故、算术、西文、体操等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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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高等学堂开办不久，崧蕃看到举院房屋简陋，地域狭小不堪使用，即令候补知府杨增新在畅家巷旧兵营（原甘肃织呢局东厂）另辟新址，筹建校舍。刘古愚先生依据清政府颁布的新式高等学堂章程，安排学堂一切具体事宜，制定学堂的规章制度，一应规程均得到了崧蕃的大力支持，但有所求，无不尽力满足。刘先生感其热忱，遂夙兴夜寐，竭尽心力，在短时间内构建了学堂的基本框架和蓝图。他既提出大力兴学、全民教育、实业救国的办学理念，又亲临一线，“日则登堂讲授，晚则彻夜批答”。日以继夜的操劳严重透支了刘古愚老人的健康，致使他旧病复发，咳血不止。同事或劝他休息，则厉声曰：“国事至此，敢惜身乎？”士为知己者死，刘古愚带病工作，鞠躬尽瘁，终致疾病日重，不幸于光绪二十九年八月十三日（1903年10月3日）与世长辞。此时，距离他担任甘肃大学堂总教习还不到八个月时间。然而就是在这短短数月间，刘先生呕心沥血，躬身践行，“总教一月，学风丕变”，奠基了学堂日后良好的教风学风，以自己的生命回应了崧蕃的一片热忱。

建校之初就痛失股肱，对于崧蕃不啻是一个重大挫折，然而作为满清贵族中少有的思想进步且坚韧不拔的官员，崧蕃继续在甘肃大学堂的发展中投入心血。刘古愚因病去世后，他又聘请曾为翰林院庶吉士的甘肃著名教育家刘尔炘为甘肃高等学堂的第二任总教习。刘尔炘学识渊博，醉心于教育事业，王烜、杨巨川、赵元贞等人都出自他的门下。1904年，甘肃高等学堂改名甘肃文高等学堂，亦称“文高堂”。学堂本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办学方针，由刘尔炘讲经学、修身，慕寿祺讲史学，日本教师讲博物、理化，教育与心理学；其他教师讲万国公法、英语等。刘尔炘在治学上，重视实学，反对空读。要求学生，读书要“推其究竟，融会贯通”，做到“坦荡宽平，心境如光风霁月”，当“理欲交争之际，必坚持理”。刘尔炘还号召学生实业救国：“中国不能自造机器，精研理化，以广兴实业，则无收回利权之望。利权不能收回，则无从言富，不富无从言强，保教保种，议法议政，皆空谈耳。”他这种求实思想与刘古愚先生一脉相承，铸就了“文高堂”的治学风气。在他的任内，甘肃文高等学堂培养了不少求真务实、心系民生的爱国志士，特别是培养了一大批优秀教育家，如邓宗、赵元贞、水梓等，他们后来纷纷成为甘肃教育事业的领军人物。

陕甘总督崧蕃奏折

1905年崧蕃调任闽浙总督，在他离任时，甘肃文高等学堂已由初创时期条件颇为简陋、生源严重不足的学校一跃成为西北地区除陕西省以外唯一的一所新式高等学堂，招收来自甘青宁和新疆的广大士子入学就读。

崧蕃是旗人出身，作为集行政、军事、监察大权于一身并例兼兵部尚书的一品大员，他的荣辱沉浮是与满清王朝的兴衰紧紧捆绑在一起的。平心而论，他建立甘肃大学堂是行将就木的满清统治阶层为了延续统治，在时势所迫下不得不做出的改良行为，希望能够为帝国培养可用之才，挽狂澜于既倒。故而在筹办学堂的过程中，崧蕃尽心竭力，种种付出，都意在挽救清室的覆亡。崧蕃延聘的总教习如刘古愚、刘尔炘等都是声望卓著的教育家。学校的其他教师也大都思想进步，博学多才。大批的青年学生们在这里幸运地接受了维新思想的启迪和西方科学的浸染，其中不少人在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中成为一时的新锐俊杰，为甘肃、西北乃至全国的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世界潮流不可阻挡，甘肃大学堂的毕业生，在接受了新式教育和进步思想的洗礼之后，大都没有成为日薄西山的清廷的愚忠分子，反而积极投身民主共和运动，最终成为满清王朝的掘墓人，这一点，恐怕是一手缔造了甘肃大学堂的崧蕃始料未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