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适《金城北楼》与岑参《题金城临河驿楼》对比：双星闪耀金城

郑官柱

高适和岑参是盛唐时期边塞诗中的双子座，人们常以“高岑”并称，犹如以“王孟”并称表示王维、孟浩然在田园山水诗方面取得的文学成就一样。作为实至名归的边塞诗人，高适和岑参都有过投笔从戎的经历，前者曾于唐玄宗天宝十一年（752年）赴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幕中任掌书记，后者曾于天宝七年（748年）到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幕府任职，前后相隔4年。在赴任路上，二人经过金城时都不约而同地写下了一首格律诗，地点相同，经历相似，思绪相近，而艺术风格迥异。通过对比，分析彼此的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二人不同的艺术风格和个性差异，而且还可以考证兰州古代城池的遗址，这无疑是十分有趣而有意义的事。

《高适岑参诗选注》封面

高适写的是一首七言律诗：

金城北楼

北楼西望满晴空，积水连山胜画中。

湍上急流声若箭，城头残月势如弓。

垂竿已羡磻溪老，体道犹思塞上翁。

为问边庭更何事？至今羌笛怨无穷？

首联写诗人登楼远望的景象。

唐代金城的确切地址史书记载不详。目前，一种主流意见认为其位置在今兰州市城关区南城巷以北，庆阳路以南，酒泉路以西，上沟以东。（见金钰铭《兰州历史文化·历史沿革》，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此说虽有史料依据，但与历史遗迹和此诗所写景象甚不相符。唐武德二年（619年）勅建的庄严寺（今兰州日报社）位于今濒临黄河的张掖路。而庄严寺相传为隋末唐初举兵反隋的金城校尉薛举的家宅，据史书记载薛氏为金城大家族，其宅院在大业十三年（617年）自称秦帝时曾改建为皇宫。不论作为豪门大宅，还是后来作为皇宫，仅从安全角度考虑都至少应建在城垣之内，而不可能在城墙之外。而与庄严寺并称唐代三大寺院的其他两座著名寺院普照寺（建于唐贞观年间）和建于贞观九年（635年）的金塔寺亦处于今张掖路，如果说唐代金城在今庆阳路以南而当时黄河故道濒临今鼓楼巷，那么事实上也就意味着三大寺院当时位于黄河北岸，而所谓唐之后的河道北移，则意味着河水必须经过三大唐代建筑才能北移至目前的位置。显然，此说既悖于常情又悖于事理。

兰州城墙

“北楼西望满晴空”的“满”字意味着视野空旷、开阔，金城地处河谷盆地，四面环山，东有大青山，南有皋兰山，北有白塔山（白塔为元代所建），如果唐金城在今胜利宾馆一带，那么城的北门应在今安定门附近，由此处向西望去，正是距离最近而且恰好遮挡了半边天的龙尾山，又怎么称得上“满晴空”呢？况且此处山势陡峻，诗人又怎么会在峭壁上看到“积水”呢？唯唐金城在今省政府一带，诗人向西望去，才能在龙尾山与金城关南北相距1.8公里的缺口处看到从天边蜿蜒而来的黄河、连绵不断的群山。此处天高地远，视野开阔，才称得上一个“满”字。

“积水”当是指城郊河边的水洼或稻田，唐穆宗长庆二年（公元822年）大理寺卿刘元鼎任吐蕃盟会使，经过兰州时，曾说“兰州地皆稻，桃柳李榆岑蔚”（《新唐书·吐蕃传》），说明当时兰州河谷一带已种植水稻，而金城城西河边亦多洼地，明代建文四年（1402）肃王建莲荡池（今小西湖）时，亦是利用河边水洼扩建的。“连山”之“山”指的是黄河北岸连绵起伏的北山。诗人凭栏西望，上面是一碧如洗的晴空，下面是倒映着云影的片片水洼，天光水色交相辉映，其空灵、通透增添了景色的虚幻之美，诗人不禁发出“江山如画”的赞叹。假如唐金城在今庆阳路以南，其北门在安定门一带，那么当年高适站在北楼，他首先面对的就是庄严寺等巍峨的宗教建筑群，而他为什么只字未提呢？其西望所能见到的山也就是消失于今解放门的龙尾山（也就是后世传说的刘伯温断龙之处），又如何称得上一个“连”字呢？

从修辞角度讲，首联前句中的“北楼西望”和后句中的“积水连山”，称得上“当句对”，虽然前后两句由于对称词语的错位而并未形成真正的对偶，但相近语言结构的重复却形成了回环往复的咏叹格调，从而增加了诗的吟咏情味和抒情效果。律诗中的颔联和颈联是对偶的用武之地。“湍上急流”指的应是白马浪，此处是兰州段黄河水流最急的地方，由于河床中间卵石堆积，激溅出的浪花如白马群奔，故称为“白马浪”。此处又是河床最浅的地方，古人涉河多选择此处，此前玄奘去印度取经，也是由此处过河的，故后世又有以玄奘坐骑命名的说法。“声若箭”表明诗人所登临的北楼离“白马浪”并不遥远，如果唐代金城在离河二里外的安定门一带，别说是“白马浪”，就是黄河流水声也未必能听清楚。“声似箭”和“势如弓”，前者摹声，后者状形，设喻新颖而对仗工稳，最值得称道的是两个相互关联的喻体以虚写实，表现出了金城作为军事要塞的特点和边城特有的紧张气氛，是全诗的佳句。

写到金城自然离不开河水。颈联“垂竿已羡磻溪老，体道犹思塞上翁”属对偶中的“正对”。前句引用《史记·齐太公世家》“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典故，“磻溪老”即指老谋深算的姜尚。次句中的“塞上翁”引用《淮南子·人间训》里“塞翁失马”的故事。“磻溪老”和“塞上翁”的对仗颇犯“合掌”的大忌，但它似乎也无意识地流露出了诗人“不知老之将至”的凄惶。是时，诗人已过知命之年，然而仍仕途坎坷，怀才不遇，两年前因“乍可狂歌草泽中，宁堪作吏风尘下”的思想矛盾和“拜迎长官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封丘作》）的精神痛苦辞去封丘尉一职，如今年过半百，而又要远赴边疆搏取功名，自然希望自己能像姜尚那样老有所为。而塞翁失马这一典故所阐述的“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伏”的哲理也未必不是诗人辞去封丘尉一职的长远考虑和自我慰藉。

按照刘勰说法，“丽辞之体，凡有四对：言对为易，事对为难；反对为优，正对为劣。言对者，双比空辞者也。事对者，并举人验者也。反对者，理殊趣合者也。正对者，事异义同者也。正对为易，反对为难；言对为易，事对为难。”（《文心雕龙·丽辞》）“正对”缺少“反对”那种殊途同归的巧合之致，相反相成的耦合之趣，故为劣。然而，此联从文字上讲属“正对”而从文意上讲却是“反对”，因为它道出的恰是得与失的辩证关系。诗人虽然有迟暮之感，但骨子里流露出“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的自信。此联虽说平白，但却表现出诗人心智的成熟与性格的沉稳。

尾联“至今羌笛怨无穷？”中的“怨”出自王之焕《凉州词》中的名句：“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然而不同之处在于，王诗中的“怨”为动词，可理解为“埋怨”“抱怨”，而高诗中的“怨”是形容词，可理解为“哀怨”“悲怨”，它直接表现了羌笛音色的凄厉和曲调的悲怆。对边疆将士艰苦生活的同情和关怀恰恰是高适边塞诗的特点。诗人由羌笛的音色联想到的也许是“万里长征人未还”的苍凉，“古来征战几人回”的残酷，也许是“一将成名万骨枯”的悲愤，也许是“一夜征人尽望乡”的凄楚。(www.xing528.com)

诗风颇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岑参到金城那年为34岁，正是年富力强之时。他写的是一首五律：

题金城临河驿楼

古戊依重险，高楼接五凉。

山根盘驿道，河水浸城墙。

庭树巢鹦鹉，园花隐麝香。

忽如江浦上，忆昨捕鱼郎。

“古戊”指古代所建军事防卫建筑。有人根据“戊”断定，“古戊”指黄河北岸的金城关。其实今之所谓金城关，始建于宋代，而此前的“金城关”则在今西固区。

“李宪复兰州古城。时五路出师讨夏国，宪领熙、秦军至西市新城，复兰州，城之，请建为帅府。”

“兰州古城，东西约六百馀步，南北约三百馀步……自夏贼败衄之后，所至部族皆降附。今招纳已多，若不筑城，无以固降羌之心。见筑兰州城及通过堡，已遣前军副将苗履、中军副将王文郁都大管句修筑，前军将李浩专提举。”

这段话出自《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十六），是北宋拓展兰州北城的依据。然而，由此推断唐金城在黄河之南二里处的安定门一带，则是明显的误读。首先，原文已明确区分了“兰州古城”和“兰州”，“东西约六百馀步，南北约三百馀步”表明“兰州古城”遗址尚在（否则也难以丈量），但并不能证明“兰州古城”即隋唐的金城。其二，从地质结构上来看，古代兰州城关区应当有一条沿下沟、上沟、邸家庄、一只船、宁卧庄而下的南岔河，但这条河至少在隋唐前已干涸，由于取水不便、商品贸易规模扩大、人口增多等原因，隋唐时城区已拓展到今黄河主流北岸。李宪所看到的“兰州古城”很可能是隋唐之前的西魏、西晋，甚至汉代修筑的军事城堡。如果说岑诗称郡治金城为“古戊”不当的话，那么他说的“古戊”或许就是宋代李宪所说的“兰州古城”。

“高楼”无疑指的就是“临河驿”的驿楼，因为诗的标题即“题临河驿楼”而非别有他指；“五凉”指凉州，历史上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前凉、后凉、南凉、北凉和隋末的大凉政权先后在此建都，故称为“五凉”。前句为实境，次句是想象。“五凉”一词并非只是为叶韵，而是与前句中“古”字呼应，突出了世事的沧桑变化和“秦时明月汉时关”的悠久。此句中的“重”又含多的意思，可与“五”形成宽对。

颔联是对“重险”的具体描写。“山根盘驿道”并非指1947年在黄河北白塔山下修建的兰新公路之前的山路。据专家考证，今龙尾山下民主西路在民国时修建公路时曾是古代驿道，这里所说的驿道很可能就是指这条驿道。“河水浸城墙”所写亦是实景，与《重修皋兰县志》“城在皋兰山北少西，濒（黄）河，西魏建，隋唐因之”的记载吻合。如上所述，隋唐金城濒临的黄河应是北河道或者说主河道，即如今的黄河道，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胜利宾馆西楼地基开挖时挖掘出的城门和木质桥桩应是“古代兰州”的城门或者是隋唐金城的南门。

颈联“庭树巢鹦鹉，园花隐麝香”中的“庭”“园”应指驿站内的庭和园。是时，金城为郡治所在，其驿站自然要高于县一级，何况当时金城为丝绸之路上的重镇，规制应当比一般郡县的驿站还要高一些。宋代苏轼在《凤鸣驿记》中所描写的驿站就远远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视出所居与其凡所资用，如官府、如庙观、如数世富人之宅，四方之至者如归其家，皆乐而忘去。”此联写的是驿站静宓安适的环境：宽敞的庭院里树木葱郁，美丽的鹦鹉在枝间筑巢；幽静的花园里鲜花盛开，麝香鸟隐蔽在花丛之中。［蹇长春先生以杜甫诗“麝香眠石竹，鹦鹉啄金桃”（《山寺》）为佐证，旁证此说，甚是。见《文史知识》，1997年第7期。］

两首诗都写到了水，表现了金城临水的特点。尾联“忽如江浦上，忆昨捕鱼郎”的联想在诗中表现的是离愁别绪，对照首联来看，还隐隐约约透露出“忽见陌上杨柳色，悔教夫媚觅封侯”的怊怅和迷茫。这与此前离开长安不久诗人写的那首著名的《逢入京使》所流露出的心情是一致的。从两首诗的内容上来看，诗的开头部分都是对周边景色的描写，后半部分是情感的抒发，不同的是高诗显得成熟，而岑诗显得单纯，高诗抒发的情感是对社会问题的关注，表现出政治家的情怀，而岑诗抒发的情感是个人化的，更富有诗人气质。

兰州城隍庙，可能是唐代临河驿旧址

按常理推断，高适和岑参在经过兰州时都应在临河驿小驻。那么临河驿又在何处呢？有人认为“临河驿”可能位于黄河北岸金城关附近的金山寺，不妥。唐继承前朝驿传合一的制度，驿站的任务包罗万象，既负责国家公文书信的传递，传达紧急军事情报，还兼管接送官员、贡品运输、怀柔少数民族等各种事务。临河驿作为金城郡的驿站，其规模和等级都应是比较高的，而始建于清代康熙年间的金山寺坐落于白塔山的半山腰，地势陡峭，其占地面积不足以为驿站；更何况在元代兴建白塔之前，北山几乎是座荒山，将金城郡的驿站设置在黄河北岸荒无人烟的半山腰，也不合情理；也有人认为临河驿并不在金城而在当时五泉县的其他地方，也是错误的。唐高祖武德二年（619年），李世民攻灭薛仁杲（薛举之子）之后，即废除了原隋炀帝时的金城郡，重新设置兰州，同时废除了隋代的金城县，以其地并入五泉县。唐玄宗天宝元年（742年），玄宗改元后，以天下之州为郡，兰州为金城郡，金城郡辖五泉县、广武县，诗人不可能将五泉县的驿站称为“金城临河驿”。临河驿只能是金城郡治的驿站，顾名思义，它与高适登临的北楼一样，也是濒临黄河的，而且应和庄严寺一样位于今张掖路上。唐代驿馆建于城中者并不少见。刘禹锡《管城新驿记》：“先是驿于城中，驿递不时，四门牡键，通夕弗禁，请更于外隧，永永便安。制曰：可。”“夫驿之宜选城外也，前此二千石尝言之。”今张掖路北除去现在可以明确确定位置和面积的庄严寺、金塔寺，那么剩下的足以建成大型建筑的地方就只有明肃王府和宋代兴建的城隍庙了。明代肃王府是以原元代兰州州署衙门、明初兰县县署衙门所在地为主而加以扩展的，东至会馆巷，西至城隍庙，南至张掖路，北至滨河路。肃王府原来既然为元代州署衙门，也很有可能为宋代乃至唐代的兰州刺史署、兰州总管府衙门，以其占地面积、建筑规模和功能相同而可能陈陈相因。金塔寺毁于清代，而其遗址与庄严寺保留至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说明兰州虽然久经战乱，但并没有遭遇过毁灭性的大火。如是，那么建于宋代的城隍庙很可能就是唐代临河驿的旧址。当然，这也只是推测了。

无论是高适的《金城北楼》，还是岑参的《题金城临河驿楼》，都算不上这两位著名边塞诗人的名作，我们在一般的唐诗选本中也很难寻觅到其踪影。但是，二者题材的巧合却相得益彰地显现出其特有的史料价值，其对于兰州地方文化研究来说尤其珍贵。在活版印刷技术尚未发明的唐代，诗歌作品的流传、扩散主要是通过人们之间的传诵和抄录完成的，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两首唐诗的流传，与其对当地文人的影响是互为因果的，而两位诗人的名人效应势必亦有利于地方文风的形成和发展：这些都是不言而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