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干达西部世界遗产地：保护与农村地区发展

詹姆斯·伊鲁科·奥克威尔（James Ilukol Okware）和克莱尔·凯文（Claire Cave）

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扶贫是当今全球社会面临的两大挑战。世界自然基金会的《地球生命力报告》显示，从1970年到2003年，陆生脊椎动物种群减少了大约30%（WWF，2006）。当把减少的物种区分为热带物种和温带物种时，结果显示热带物种平均减少了55%。伴随着这个令人担忧的物种消失率的是同等程度的人为干扰造成的自然栖息地消失。几乎所有的地球生物群落都是因人类活动而遭受了栖息地的丧失、退化和破碎化。对近三百年来人类土地利用方式的研究表明，森林或林地面积减少了29%，干草原、热带草原或草原减少了49%，灌木林地减少74%，苔原、热带沙漠或冰沙漠减少了14%（Goldewijk，2001）。没有迹象表明这些趋势正在减缓：自然栖息地迅速地被转化成农田、牧场和其他用途的用地。

最令人担忧的是世界人口的增长，目前估计人口总数为61.5亿，到2050年预计将增加到91亿（联合国人口司，2007）。全世界几乎有一半的人口，即27亿人口，每天生活费不足2美元；有7亿多穷人生活在农村，依靠生态系统的生产力谋生（IUCN，2006）。

在过去十年间，这些问题已经号召国际社会为扶贫和保护生物多样性做出了前所未有的国际承诺。2001年，国际社会通过了“千年发展目标”，其主要目标之一就是到2015年将全球贫困人口减半，并确保环境的可持续性。同样，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地球首脑会议上签署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确定了保护和明智利用生物多样性的全球议程。该公约（第1条）有三个方面的目标：保护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利用其组成部分、公平和公正地分享利用遗传资源所产生的惠益。2002年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的可持续发展全球首脑会议上，国际社会做出进一步的承诺，“到2010年大幅度降低目前的生物多样性的丧失速度”。2004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第七次缔约方大会制定了一系列目标，作为监测实现《生物多样性公约》目标和2010年生物多样性目标进展情况的框架的一部分。这些目标包括：

（1）每个世界生态区至少有10%的区域得到有效保护（到2010年）；

（2）保护对维持生物多样性特别重要的地区；

（3）受威胁物种的状况得到改善，物种种群数量减少的趋势放缓；

（4）不可持续生物资源的消耗减少。

正如这些目标和指标所表明的那样，保护区的建立是保护生态环境、减少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重要世界性保护战略。政府、保护组织、民间社会和个人在20世纪通过建立保护区来应对物种丧失（Adams，2004）。世界保护区数据库（WDPA）中包括了113707个共占地1960万平方公里的区域（Lockwood et al.，2006）。2003年的第五届世界公园大会庆祝了20世纪的重大成就之一：在超过11.5%的地球表面上建立了保护区（Mainkaet et al.，2005）。这几乎比1962年增加了四倍，当时保护区覆盖率是地球表面的3%。值得注意的是，过去十年来保护区的开发一直局限在发展中国家和陆地生态系统内。在海洋、淡水和沿海生态系统中，保护区的覆盖面仍然存在很大差距（Fisheret et al.，2005）。

《世界遗产公约》在实现《生物多样性公约》目标和2010年目标的全球努力中显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其指定的自然世界遗产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因为它们是：“代表陆地、淡水、沿海和海洋生态系统以及动植物群落的演变和发展中正在进行的重大生态和生物进程的杰出范例；并且/或者，从科学或保护的角度来看，它们包含了对于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最重要和最有意义的自然栖息地，包括那些含有突出普遍价值的受威胁物种”（WHC，2005）。

迄今为止，《世界遗产名录》由890个项目组成，其中文化遗产689项，自然遗产176项，混合遗产25项。自然和混合的世界遗产地面积大于1713118.34平方公里，占地球表面的1%左右。所有的生物群落区（由乌德沃里在1975年定义）都包含世界遗产地内（冬季寒冷的沙漠除外），所列的自然遗产地代表了超过一半的地理省份（Magin and Chape，2004）。

然而，在全世界，特别是在热带地区，保护区受到严重威胁，且资源遭受非法使用，导致其生物多样性丧失（Carey et al.，2000）。目前，保护区的完整性和保护价值受到的威胁主要来源于邻近的人类社区。靠近保护区的许多人往往直接依靠自然产品和提供相关服务谋生。保护区及其相关资源直接或间接地为生活在极端贫困中的约120万人提供了大约90%的生计来源，它的自然环境支撑着发展中世界近一半人口的农业及粮食供应（Fisher et al.，2005；Mainka et al.，2005）。

这种情况在《世界遗产名录》的自然遗址中是明显的。《世界遗产公约》包括这样一条内容，即一个濒临消失的遗址如果凭借其杰出的价值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就可以被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这是一个突破这些地区困境的机制，并可以动员更多的国家和国际支持来缓解这些威胁。尽管《世界遗产名录》中的文化遗址数量（689个）几乎是自然遗址（176个）的4倍，但在《濒危世界遗产名录》中文化遗产只比自然遗产略多（包括17个文化遗产和13个自然遗产，其中包括1个混合遗产）。同样，在过去曾被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的24处遗址中，有12处是文化遗产，有12处是自然遗产。表11.1列出了危险名单中影响自然遗产的威胁。

表11.1　世界遗产自然遗址所遭受的威胁

资料来源：WCMC（2008）。
①有些遗产受到不止一个因素的威胁，所以遭受威胁遗产的总数是飞速增长的，其中有11处遗址位于非洲。

首先，武装冲突和随之而来的难民大量涌入是主要问题。例如，1994年7月至1996年9月，约有150万至200万卢旺达人在刚果民主共和国避难，并在可能的地方，包括国家公园和世界遗产地等安顿下来。燃料木材、食品和建筑材料需求的增加给保护区内的自然资源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其次，表11.1所示的最广泛的威胁还涉及不可持续的资源利用，包括放牧、耕种和偷猎——这都是保护区面临的普遍问题。从历史上看，保护区建设所持的态度是通过为自然保留空间，排除人类影响来创造出原始的荒野地带。建立保护区通常涉及收回土地和（或）逐出当地居民、限制对自然资源的攫取和土著人民的活动以及防止消费利用。这便是所谓的堡垒保护方法（Adams and Hulme，2001）。这种做法从1872年第一个国家公园——黄石公园开始，之后又传播到其他国家和大陆。南半球的西方国家特别乐意实施这种做法。它是一种带有集中性的、国家层面的、专制特点的方法（Lockwood and Kothari，2006）。

1987年“布伦特兰报告”发布和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举办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之后，随着各国对可持续发展概念认知的加深，对管理保护区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可持续发展的概念鼓励将自然栖息地、物种和生态系统作为可开发的自然资源进行管理，以促进发展和保护目标的实现（Hulme and Murphree，2001b）。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当地居民及土著社区对其环境有支配权利，并在对他们的生活有影响的决策中拥有发言权（Lockwood and Kothari，2006），这种看法支持了人们的“范式转变”。将排除性看作保护区最有效的管理手段的想法肯定会被慢慢舍弃，这不仅源于人们对当地社区的关注，还因为有证据证明它不起作用。保护区管理不善，缺乏监督，公园的工作人员经常资金不足，没有足够的设备来处理越来越多的当地社区入侵、偷猎、破坏等事件。对因建立国家公园而被驱逐的当地土著社区缺乏支持，通常赔偿很少或没有赔偿。

例如，西蒙国家公园（埃塞俄比亚）于1969年宣布建立，并于1978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大约有2500名阿姆哈拉人住在公园内，但在1978—1979年间和1985—1986年间，大约有1800人被强行驱逐。这是一个极其令人诟病的政策，在今天依然令当地人仇视这个公园。由于政府明显更关注野生动物而不是当地社区，计划与居民合作管理公园的政策就只能被束之高阁。1996年，由于人类的定居、放牧和耕种，西敏羱羊（Walia ibex）的种群数量严重下降（WCMC，2008），世界遗产委员会把公园列入危险名录。

在世界遗产地玛纳斯野生动物保护区（印度），博多（Bodo）部落人民生活在保护区的周边地区。造纸和木材工业已经采伐了毗邻公园的森林，移居的农民非法进入和购买被开垦的土地。这迫使博多部落人民通过消耗保护区自然资源的方式来生存。因此，公园管理方拒绝当地居民获取生计的做法与之造成了冲突。这导致了当地全民学生联盟的独立派成员为了保卫当地居民使用林地的权利而暴力占领公园。随之而来的混乱为偷猎者和走私者潜入公园创造了机会，造成了包括犀牛、大象和老虎在内的数百种动物被杀害。1992年，玛纳斯野生动物保护区被列入濒危名单（WCMC，2008）。

这些情况是当今许多保护区都在面对的典型问题。然而，随着各国通过减贫战略文件（PRSP）和国家生物多样性行动计划（NBAP）实现对“千年发展目标”和《生物多样性公约》的承诺，保护区面临越来越大的亟须当地社区参与管理的压力（Western et al.，1994；Hulme and Murphree，2001a；Scherl et al.，2004）。同样，考虑到保护区土地还有其他的替代性的利用方式，可以为地方和国家带来收入，并且越来越大的压力可以说明保护区对邻近这些地区的国家发展和生计的经济贡献水平（Salafsky and Wollenberg，2000）。这种压力部分是由于保护区在维持附近社区的生计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不足，以及与这些地区相邻的社区发展策略没有充分利用保护区提供的机会。我们需要提高农村地区的发展水平，保护生物多样性，在景观层面提高生产力，这种观点已经成为全球共识。

为了使保护区成为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场所，他们需要通过满足邻近社区的生计需求来争取当地对保护区的支持。为此，有必要了解目前保护区对社区生计和生存策略的影响。这种洞察力将使管理层与利益相关者一起为当地社区确定适当的可持续战略，以满足他们的生计需求，并减少对公园环境的破坏性做法。迄今为止，几乎没有人尝试系统地评估或测量居住在保护区附近的人们的资源使用情况（Salafsky and Wollenberg，2000）。(www.xing528.com)

乌干达鲁文佐里山国家公园世界遗产地十年管理计划的研究重点之一是了解保护区在当地社区生计中的作用，并解决社区参与保护区计划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在公园附近8个县的16个村庄开展了为期6个月的初步研究项目。采样的范围是从公园边界4米至9公里处，共随机抽取240户居民进行调查，并根据家庭社会经济特征收集数据（Okware，2006）。

鲁文佐里山脉是艾伯丁裂谷的一个部分，沿着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和乌干达西部的边界跨越赤道。该山脉超过75%的部分位于乌干达，其余的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该公园面积近10000公顷，覆盖了鲁文佐里山脉国家公园中心和东半部的大部分地区。这个范围内的一部分也是刚果维龙加国家公园的一部分，与鲁文佐里相连约50公里（参见图11.1）。鲁文佐里山脉海拔高到5109米，包含非洲第三、第四和第五高山。虽然山峰靠近赤道（由于气候变化会导致冰雪覆盖面积减少），但却是尼罗河最古老的水源地。山区滋养着非洲最丰富的山地动物群，传说中这里是巴松佐和巴班人民的家园（WCMC，2003）。

图11.1　鲁文佐里山脉国家公园边界线（粗线）

在参与项目调查的240个家庭中，绝大多数是巴松佐人（87.9%）。最接近鲁文佐里山国家公园的家庭都是巴松佐人，离公园较远的是其他部落的成员（Batoro，Alurmade，Samia，Banyankole and Lugbara）。在接受调查的家庭中，约60%在不到30年的时间内定居在此。在过去5年中，有7.9%的人来这里定居，这说明了新移民的迁入率。迁入该地区的主要原因包括：有亲戚定居于此（约占50%）、土地（35%）和就业潜力的存在（5.8%）。

受访者没有什么资产可以维持生计。大部分人通过继承父母的财产来获得一部分（75%）土地。由于家庭被限制在越来越小、越来越分散的地区，未来这一代的财产细分将受到严重限制。实际上，平均每户拥有的土地面积为1.15公顷，大部分住户（90%）居住范围为0.2公顷（该值为0.2～2.4公顷）。一个家庭拥有的土地面积不取决于离公园的距离。在教育方面，37%的受访者完全没有接受过教育，45%的接受过小学教育，其余的18%接受过普通教育，有些人拿到了证书和文凭。

大多数受访者是农民（87%），他们是以种植业为主要生计策略，其次是畜牧业。咖啡是占作物收入78%的主要经济作物。少数受访者（5.4%）是自雇人士，在商店、摊位或路边出售货物，其余则是公务员、铁匠、学生和导游。表11.2显示了家庭参与的各种生计活动以及每项活动对被调查者生计的贡献。鲁文佐里山国家公园的居民生计包括收集蜂蜜、棕榈油、蔬菜和蘑菇以及锯切木材等，几乎所有（70%）公园周边社区的居民也依靠公园获得木柴、水、药用植物、竹子和建筑材料等物资。竹子虽然用于建筑、乐器、食品、燃料和工艺材料生产等，但并不在公园外栽培。然而，家庭使用公园资源的可能性随着距公园距离的增加而减少。同样地，公园所雇佣家庭的比例随着离公园距离的增加而急剧减少。大部分（78%）家庭的成员和亲属没有被公园雇用，这些被公园雇用的人的主要工作是划分边界和引导游客。此外，公园不销售工艺品，只有1.1%的工艺品是通过公园出售的。大部分的工艺品销售是通过市场和社区团体进行的。

表11.2　家庭生计活动

资料来源：WCMC（2008）。

由于购买木材的人数随着离公园距离的增加而增加，人们正通过在林地种植树木和以木材交易为生计来源来适应这种需求和木柴的稀缺现状。柴火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主要的、负担得起的能源资源，在乌干达是主要的燃料来源。公园附近的当地人对燃料的需求是日常管理的一个问题，燃料短缺给家庭造成了很高的经济和社会成本。采购柴火是家庭妇女和儿童的优先事项，长途跋涉寻找柴火不仅使妇女和儿童处于危险的境地，而且使儿童没有办法去上学。

受访者被要求确认他们家庭面临的最大问题，最令人担忧的问题包括作物病害（84.6%）、缺乏资金（74.2%）、土地不足（69.8%）、粮食不足（54.2%）、野生动物问题（56.7%）和高粮价（54.2%）。农民还认为土壤枯竭和水土流失是关键问题，而疾病、缺少土地和小偷的盗窃是牲畜的主要威胁。这些问题衡量了社区在其无法控制的外部因素影响下的脆弱程度。世界银行（2001）从三个层面对贫困进行了界定：缺乏资产和收入、无力和脆弱以及缺乏经济机会。脆弱性是衡量穷人对外部因素（如自然灾害、市场、干旱、粮食供应和价格的季节性趋势等）的易受影响程度的一个指标，这些因素可能对其生存能力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村民解释说，他们通过减少饭量、降低食物的质量、借钱、售卖柴火与其他家庭资产、迁移和送孩子去亲戚家等手段应付困难时期。

村民最大的压力之一就是战争。在乌干达内战期间，反叛集团在1997年到2001年使用鲁文佐里山国家公园作为营地。森林和山脉为叛乱分子提供了避难所，是食物、水、天然药物和燃料的来源。冲突期间许多人流离失所，被迫逃往保护营。治安的混乱使得公园工作人员无法控制和管理该地区，对猎物和其他资源的密集猎取升级，结果是野生水牛在乌干达已经灭绝，以前许多丰富的物种现在也变得罕见（Okware，2006；WCMC，2003）。该公园于1999年被列入濒危名单，最终在2004年从濒危名单中删除。虽然鲁文佐里山国家公园的情况有所改善，但邻国的维龙加国家公园因为存在武装冲突和保护区的管理能力不足等问题依然在濒危名单中。因此，公园安全问题仍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事实上，在调查中，居住在附近的居民证实，如果能够确保在未来可以维持和平，他们愿意付出更多的努力。

乌干达如今的保护政策和做法可以追溯到英国殖民当局的要塞保护方式，即公布之后再对保护区进行管理，导致当地使用自然资源的人流离失所。但是，现在土地使用政策改革进程制定了减轻贫困和保护环境的法规与战略，包括突出社区问题和社区保护的规定。乌干达宪法规定，国家应当代表乌干达人民保护重要的自然资源，如土地、水、湿地、矿物、动植物等，创造和发展公园与保护区，保护乌干达的生物多样性（Barrow et al.，2001；Okware，2006）。

包括鲁文佐里山国家公园在内的野生动植物和保护区的管理工作在2000年乌干达《野生动植物法》（Okware，2006）的指导下进行。该法令授权乌干达野生动物管理局（UWA）负责保护区内外的乌干达野生动物管理工作。根据该法案，董事会被旅游和工商部长任命为UWA管理机构。

乌干达政府制定了2025年远景目标，这是该国长期发展的框架，具体为：富裕的人民、和谐的民族、美丽的国家。它重点阐述了深化环境资源可持续利用政策，加强妇女的环境管理参与，发展无公害环境的战略（财政、规划和经济发展部）。政府还制定了消除贫困行动计划（PEAP）。该计划认识到让穷人创收的机制是确保环境能够继续支持农业生产、开发可替代能源和保证粮食安全等。为了将这些承诺变为现实，UWA的其中一个目标是增强其为野生动物服务的能力，致力于为政府的农村消除贫困任务做出贡献。同样，鲁文佐里山国家公园通过的十年经营计划（2004—2014年）的研究重点之一是对公园周围的人进行生计分析，以确定他们对保护区资源的依赖程度。此外，为了关注社区问题，社区保护区机构已经建立。这是与UWA合作处理影响社区与公园关系问题的地方社区委员会。该委员会是根据2003年到访鲁文佐里山国家公园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然保护联盟代表团提出的建议而设立的，当时这个保护区还在濒危名单上。这些举措改善了公园工作人员和那些与保护区接壤的社区之间的关系。然而，社区保护区机构成员由相关村庄、教区、分区县和区的主席选举，政治家参与保护区机构工作可能会导致未来的政治紧张和挑战。

对鲁文佐里山国家公园附近居民的初步生计分析证实，当地人的生计依靠保护区。该公园是蜂蜜、柴火、药用植物、野果、蔬菜、棕榈油、工艺材料和竹子等资源的来源。研究区域的贫困程度较高，具有耕地少、家庭规模大、收入低、教育设施匮乏和性别差异大的特征。

这个项目已经开始试图量化鲁文佐里山国家公园在维持当地社区的生计以及当地居民的价值中所起的作用。调查显示，公园对当地居民的价值可能会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以及食品价格、农作物疾病等因素对食物供应量的影响而波动。当地人对公园资源的利用行为很普遍，在接受调查的240户中，有152户承认他们直接从自然资源中受益。尽管乌干达保护区有鼓励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政策和积极的立法环境，但园区当局与周边社区之间还没有签署关于当地居民使用资源情况的合作备忘录。因此，目前居民对资源的使用是非法的。项目结果表明，为了准备合作备忘录，需要强调让当地人意识到当地资源的有限性，并知道如何以及何时可以使用资源。鲁文佐里山国家公园对当地居民的价值是当地居民防范农业生产暂时衰退的投资，保证必要时可以获得特定资源是当地居民社区参与保护和维护公园资源的重要动机。

公园还有潜力为当地人创造就业机会，无论是直接参与公园管理，还是间接从事旅游工作。调查显示，通过出售手工艺品和当地生产的食品，旅游收入的潜力并未得到充分发挥，因此还有可能考虑扩大当地社区参与提供旅游服务的范围。鲁文佐里山国家公园是乌干达为数不多的保护区之一，这个保护区允许当地社区向游客提供服务。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某个当地的非政府组织为鲁文佐里山国家公园提供登山活动服务，维护主要的登山旅游路线和公园中的远足活动设施。

促进养蜂业和木材燃料林地的发展是支持当地生计和缓解园区内不可再生资源利用压力的战略实例。例如，本扬加布养蜂人社区是卡巴罗莱地区的一个非政府组织，它致力于促进农民可持续地养蜂，并提供进入外部市场销售蜂蜜的机会。此外，与当地农民合作制定政策，减轻野生动物问题的影响，保护牲畜免受盗贼的侵害，将减少一些外部因素对农民生计的影响。

最后，位于公园边界附近的所有被调查家庭都是巴松佐人。鲁文佐里是巴松佐人历史、社会、政治、经济和精神生活的核心（Stacey，1996）。任何有关鲁文佐里山国家公园的管理政策都应该考虑到巴松佐人及他们在管理自然资源方面的知识与经验的价值。巴松佐人在社区保护区机构和公园管理咨询委员会中应该有足够的话语权，这对促进地方参与保护的合作关系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