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幸的是，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使得管理和诠释与19世纪监狱相关的多层次历史意义变得困难。正如杰奎琳·威尔逊（2008年）所指出的那样，其中最主要的是建筑的浪漫吸引力和监狱机构在继续控制对监狱生活的公开展示方面所起的作用。弗里曼特尔监狱这样的哥特式建筑，像许多其他19世纪的监狱一样，建立在宾顿维尔模式之上，完全符合我们对中世纪的文化想象（参见图8.1）。监狱看起来像一个用塔楼和石墙包围起来的中世纪的堡垒，这个地方的建筑本身就鼓励人们与遥远的过去建立起浪漫的联系，而其所具有的罪犯历史也使这种联系更容易建立。对著名逃亡事件的浪漫化叙述，比如在英国制度下遭受不公正对待的爱尔兰俘虏坟墓，还有当地的护林员慕恩迪尼·乔斯，也成为遗址与过往历史联系的一部分。如果浪漫主义使人们难以处理监狱的近代史，特别是监狱内部的生活，那么由监狱官员引领的趋势更是如此。正如威尔逊（Wilson，2008）所指出的，“依靠这群利益相关者来编纂的监狱历史，忽略了作为资料主要来源的那些人（囚犯）的声音，以及因此而产生的叙述，毕竟这些人构成了监狱存在的理由”。
图8.1 监狱大门内的内部庭院打扫完后，两个主要牢房和圣公会教堂清晰可见
西方的提名制度往往将有形结构的重要性置于无形结构或社会价值之上，这使大家面临更加复杂的困难，即使在社会价值观明确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布拉宪章》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在世界遗产提名进程之前，早期评估和界定弗里曼特尔监狱遗产意义的尝试也没有什么不同。它们从地方一级和国家信托基金开始，其早期兴趣是建筑而不是历史。因此，1960年澳大利亚国家信托基金（WA）访问了当时仍然在运作的监狱，以便研究他们决定要去的在第一份遗产清单上的圣公会教堂。此举在当时意义重大，因为当时澳大利亚没有其他上市机构，而有关罪犯的历史还不流行。但是，信托基金对维护国家的起源和早期建筑有兴趣，而罪犯建造的遗址在当时是最早可用于保存的建筑物——在罪犯到来之前，在殖民地的头二十年里几乎没有留下任何东西。
到20世纪80年代末，州政府决定关闭监狱并将其作为遗产地开发，历史学家和建筑师都参与到遗产产业中。当时将社会价值作为遗产重要性标准之一的《布拉宪章》已经存在。然而，社会历史被置于历史意义的一般标准之下，这使得殖民的历史，而不是近代记忆渗透传统的历史被用来支持评估的方式。因此，在弗里曼特尔监狱，遗址与定罪主义的联系大多是胜利的，而不是试图利用社会历史来处理有争议的记忆，或使用提出有关过去的问题等更具批判性的方法。由于当时盛行的社会历史是以澳大利亚殖民历史为基础的，而不是以20世纪的历史为基础的，定罪的历史也许是它的主要定位。
研究弗里曼特尔监狱历史的人关注的是19世纪和20世纪的历史，但19世纪的吸引力是难以抗拒的。例如，在关闭监狱之前制作的一本早期小册子就宣布要将其变成一个遗产地，因此也界定了它的文化意义：
（1）它包含了大量现存的证据，证明了供殖民者使用的、整个帝国罪犯完成的公共工程设施建设和改造工作。
（2）这是澳大利亚最完整的建筑群。
（3）它是西澳大利亚罪犯历史阶段的杰出象征。
（4）自1855年以来，它一直被用作监狱。(www.xing528.com)
（5）它是对皇家工程师的设计和监督的纪念，包括杰布（英国的监狱总监）、享德森（罪犯的总审计官）和雷（代理审计长）。
（6）这个建筑群的规模巨大，特别是它的四层主单元在澳大利亚是最长和最高的。
尽管它的持续使用也值得注意，不过该遗址与定罪者的联系显然更大，这也符合完整性的概念。基于对遗产重要性的阐述，当地政府制定了一项临时保护政策，力求通过以下方式保存这些类型的重要意义：
（7）保留原来的囚犯建造的所有残余建筑。
（8）保存弗里曼特尔与同时代的其他监狱的不同之处，以及体现它是如何发展以满足国家不断变化所需的相关要素。
（9）保存有助于认识和了解囚犯输送对国家历史的影响因素。
（10）保持其与弗里曼特尔镇的视觉和功能关系。
（11）保存墙壁、建筑物和空间之间的外部形式和特征，特别是接待场所和游行场所。
（12）保存后期的建筑和特征，以阐明刑罚实践和设计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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