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观察了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名为世界遗产地的地方是如何提高其旅游吸引力的,然而这些遗产地并没有准备好成为旅游目的地。虽然旅游可以为目的地带来可观收入,但同时它也会影响该地的生态、文化及精神文明。除了许多地方由于旅游开发利用导致的环境影响和退化之外,本章重点讨论了一些不那么明显的影响,如文化贫困和“失活”(失去活力),尤其在那些当地居民是遗址地重要组成部分的地区。
对遗产无形价值和功能产生的影响往往比对物质层面产生的影响更为重要,但它们也很少受到世界遗产地管理机构和学术界的关注。也正是因为它们难以被发现、衡量和重视,也更难处理。这些影响最明显的后果就是丧失了遗产地的真实性,对社区内文化和遗产的欣赏度变低,失去完整性,当然也丧失了“精神”的地位。一个地方的真实性丧失与文化贫困有关,尤其在旅游者到访率很高的地方,这种现象更是明显。一些专有的东西通过商品化过程逐渐转化为不那么重要或者更为普遍的东西,而这些商品化过程通常都是由外部人员掌握的。正如佩德森(Pedersen,2004)指出的,过多的游客可以把非物质遗产变成民间文学艺术。在这种情况下,遗产就成了市场上的另一种产品,而不是一个独特的存在。那些认为这些遗址是文化遗产的人和把它们看作商品与待售产品的人之间经常会发生冲突。在第一种情况下,文化资产将在我们集体文化认同的社会责任范围内得到保护和恢复;而在第二种情况下,文化资产将被恢复,以便更有效地销售,例如旅游。
这种功能的变化是众所周知的,特别是在历史中心、古迹、圣地和自然地区,它对与当地人有关的重要无形价值的遗址有着特别的影响。因此,正如艾伯特(Albert,2011)所指出的那样,许多历史悠久的城镇中心成为客流量很大的地方。当地居民觉得日常生活的空间被大量来访的游客侵占,他们不得不搬走,因为城市生活成本太高,而且他们的生意可能也受到遗址保护和管理的限制。当地人与遗址地紧密相连的关系正在消失,历史悠久的市中心丧失了其重要的功能。典型的案例就是意大利的威尼斯,威尼斯人不再居住在岛上的历史文化中心,而是居住在大陆城市梅斯特(Mestre)。在那里,传统的庆祝活动,比如嘉年华,现在已经成了为游客展现的精巧表演,而不是当地人的日常生活。
这对游客也会造成影响,从长远来看这些地区的吸引力会变弱。众所周知,文化遗产是人类的创造,随着文明逐渐脱离文化,其内在的价值也随之消失。因此,这种共生有利于遗产保护和旅游业的发展。在这方面,因为无形的价值观不断被输入遗址,所以赋予遗产更大附加价值的当地社区是创造遗产的文明的直接继承人。留住文化和与其活动有关的资源的土著人民的情况就是如此。还有一些沉浸在现代文明中寻求恢复其根基的少数文化团体,如蒙大拿州的克劳印第安人和其他美国保护区的原住民,他们从没有选择融入城市,以便能够过上与古老的习俗和信仰和谐相处的生活。洪都拉斯的Garifuna人也是如此,他们设法保护了与加勒比沿海地区生活方式有关的语言和习俗。
然而,在其他情况下,当地社区已经完全接受了由其他人创造的遗产,并将之视为己出。在古代灭绝的文明古迹中可以找到例子,例如佩特拉遗址公园的古迹,这些遗迹起源于古代的纳巴泰文明。如今,该地区最大的社区是贝都因人的社区,他们把它看作属于自己的遗产,几个世纪以来一直不断为它注入活力。而在其他情况下,群体完全脱离了祖先传给他们的遗址。例如,在中美洲的一些地区,比起玛雅文化的鼎盛时期,现在有更多的玛雅人。然而,在玛雅遗址,如洪都拉斯的科南(Copan)或墨西哥的特奥蒂瓦坎(Teotihuacan),其精神已难以察觉。
在其他情况下,与当地居民自发或被迫放弃相比,世界遗产地和保护区变得不那么重要的根本原因是所谓的“博物馆效应”,这一效应由主管当局自愿或非自愿地引起,对文化和自然遗产造成影响。这种影响包括把具有艺术价值的遗产隔离和封闭(过度保护)起来,就好像它是博物馆的作品一样,使得大量的参观者能够有序地近距离看到它,这样便隔断了文化和自然遗产与先前创造和使用它的社会之间的许多联系。在一些极端情况下,这种保护涉及物理屏障,遗产的性质被改变并从其背景中去除。例如,石窟被围起来,用玻璃把建筑物(教堂、市场等)进行隔离,虽然还具有社会功能,但是它们却变成了当地社区不能再使用的“博物馆”。我们必须记住,保护遗产的物理障碍不仅对游客造成了心理障碍,而且对当地社区也会造成心理障碍。(www.xing528.com)
在自然保护区,只要是在那些公共场所,包括用于建设娱乐场所的地方、接待大量游客的地方和建设核心区基础设施的地方,都会感受到这种“博物馆效应”。这些因素带来了不自然之物,导致其真实性的丧失。例如,一些自然保护区似乎相对于我们打算保护的野生动物生存地区而言更像动物园。因此,我们越来越多地看到,为了充分保护遗产,我们诉诸最为严格的法律以寻求解决方案,如“一体化储备”或原创复制品(Morant and Viñals,2008)。
遗址地生命力的消失等同于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在2008年的《伊瓜苏宣言》中所强调的“地方精神”的丧失,“地方精神”可以表现出特定文化与产生这种文化的地区之间的关系的本质。自然或建筑物环境中的有形和无形组成部分的相互作用对于维护创造它们的社区至关重要。这种活力的下降意味着当地会失去对遗产感兴趣的一部分游客,以换取兴趣并没那么专一的游客的增长(简化游客形象侧写),这种需求的要求不高,但感知能力很高,因此从旅游活动中获得的满意度很低(Morant,2007)。对遗址地而言,这会产生风险,因为一旦确保了游客的心理舒适度,游客人数可能会增加,甚至造成大量游客涌入,从而因娱乐活动本身和旅游基础设施的扩建而对遗址地造成影响。
此外,近年来游客需求发生了很大变化,变得更加多样。现在知识型的(能够在不同文化间进行双向吸收)文化遗产旅游者能够比前几代人更好地进行旅游活动和接受更好的文化遗产教育,他们期望从旅行经历中获得更多。这使质量和真实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WHC,2005)。游客的较高期望和目的地对游客时间的激烈竞争,也意味着游客的体验必然使得遗址地或项目活跃起来。恢复遗址地的活力和精神文明是一项复杂的工作,不能通过投资来获得(如遗产的物理性恢复)。相反,它往往涉及影响当地社区的社会问题,而当地社区往往无法控制自己的处境。但切记,任何试图取代遗址地真正主角地位的解决方案都有可能使得遗址地最后沦落为一个主题公园。同样重要的是,要记住遗产是共同过去的一部分,是社区认同的源泉,遗产保护工作有助于加强社区内的认同感。
目前的旅游指南对于应对这种情况的措施的制定和执行不够充分。正如《地质旅游宪章》第三章所述,需要一个合理的计划,鼓励企业为自然栖息地、遗产地和具有艺术感染力的当地文化做出可持续的贡献,从而为目的地提供保护并增强其吸引力。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