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9世纪上半期城市发展的地区差异
19世纪以来,美国城市发展较快,但各地区差异明显。东北部地区的城市在原有基础上获得进一步发展,城市商业繁荣,吸引了大量外来移民,这一地区城市人口不断增加,领先于全国其他城市。1840年,纽约人口已经增长至391,114人,大大领先费城人口;同时巴尔的摩和新奥尔良已超过10万人,波士顿人口也超过了93,000;辛辛那提和奥尔巴尼等区域中心拥有25,000~50,000人口,路易斯维尔和里士满等较大的中心地,人口则保持在2万左右(与华盛顿特区人口规模大致相当)[8]。中西部地区城市的发展也很快,随着五大湖、哈德逊河、俄亥俄和密西西比河的开通,两条东西向的贸易路线形成:第一条从纽约经哈德逊(Hudson)、伊利运河(Erie Canal)延伸至五大湖的东部地区,这一区域的布法罗(Buffalo)、克利夫兰(Cleveland)、底特律(Detroit)、芝加哥(Chicago)和密尔沃基(Milwaukee)成为重要的货物批发与集散中心;第二条从费城(Philadelphia)和巴尔的摩(Baltimore)到达匹兹堡(Pittsburgh)和俄亥俄大峡谷(Ohio Valley),辛辛那提(Cincinnati)和路易斯维尔(Louisville)成为重要的内陆港口[9],中西部地区城市依靠便利的地理位置迅速发展。西部地区农业经济不断发展,伴随着西进运动的兴起和边疆的不断开拓,该地区开始出现一些工矿业城镇,但总体发展缓慢,直到19世纪中期,有些城市才开始步入发展的快车道。南部地区依然是种植园经济,奴隶数量众多,盛产棉花、烟草等经济作物,该地区城市发展较慢,落后于其他地区的发展。
19世纪上半期,美国城市经济不断发展,但各地区经济存在很大的差异,东北部主要是工商业经济,西部新开发地区以农业经济为主,南部地区则是种植园经济。东部和西部、南部与北部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形成不同社会阶层与群体的利益对立,反映在政党对抗上,就是在关税、经济政策等方面的分歧,在这些问题的分歧中,政党力量不断的分化组合,逐渐形成新的发展格局。
美国各地区城市经济发展的差异导致政党中形成了不同的利益集团,直接促进了政党的重组发展。1800年大选,联邦党提名约翰·亚当斯和查尔斯·科茨沃斯·平克尼,民主共和党提名托马斯·杰弗逊和艾伦·波尔,美国开始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总统竞选。两大政党在每个州进行激烈角逐,共和党人杰弗逊最终获胜,赢得1800年大选的胜利,这是民主共和党成立以来第一次执政,并且连续执政多届。
联邦党自1800年以来就未获得执政地位,势力不断削弱,逐渐退守北方地区,在多次大选失势后,于1816年宣布解散,美国由此进入无党争时期。随着美国各地区城市的发展,不同地域的利益阶层涌现,反映在大选中,就是无党政治的结束。城市发展促进了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变化,促进了不同的社会阶层与利益集团的形成,这些利益集团分别推选能够反映他们利益的候选人,以至1824年大选民主共和党内部提名四位候选人(如图4.1.4)。他们分别代表不同地区的利益,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代表田纳西州等南部地区的利益,马萨诸塞州提名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主要代表新英格兰地区的利益,塔基州和密苏里州提名亨利·克莱(Henry Clay)(肯塔基州人),还有一位来自南方佐治亚州的财政部长威廉·克劳福德(William Crawford)。这几位候选人依据其所支持的地域拉开了选举争夺战,最终亚当斯被选为美国总统,并任命克莱为国务卿。杰克逊怀疑幕后有交易,民主共和党因此分裂为两派,以亚当斯、克莱为首的是国民共和党(National Republican Party)和以安德鲁·杰克逊、范·布伦为领导的是民主党,国民共和党[10]主要代表北部工商业者和南部种植园主的利益,其支持地区主要是工业化水平和城市化水平比较高的地区,民主党代表南部和西部小农的利益,南部地区是其发展的主要地盘。
图4.1.4 1824年大选格局
所以,各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促使共和党内部形成了不同的利益集团,并且在大选中相互竞争,最终分裂为国民共和党与民主党。分裂重组后的政党依据其所代表的利益阶层,继续呈现明显的地域差异,国民共和党因很多原联邦党人的加入,在很多政策上,比较接近原来的联邦党,主要代表东北部和中部工商业者的利益,所以,其地域支持基础也在东北部和中西部。民主党主要代表西南部新兴奴隶主、西部农场主以及边疆农民等工农小业主的利益,反对特权和强大的联邦政府[11],其社会支持基础主要分布在南部和边疆地区。因此,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推动政党的分裂与重组,而地区经济的发展差异主要是由于各地区城市发展水平的不同引起的。换言之,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导致各个地区不同的利益集团出现,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政党的重组过程。
(三)民主党与辉格党重组发展的城市因素分析
19世纪四五十年代,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美国逐渐从贸易经济向工业经济过渡。工业化的发展推动了农业生产工具的改进和耕作技术的提高,促进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从而解放了农村劳动力,很多农村人口移民到城市,城市人口迅速增加,进而加快了城市化发展的步伐(如图4.1.5)。(www.xing528.com)
这一时期,各地区经济发展差异明显,北部地区工业化基本完成,中西部地区随着运河的开通和矿区的开发也逐渐兴盛起来,南部地区依然是奴隶制种植园经济占主导。各个地区城市发展水平差异越来越大,在东北部、中西部地区城市迅速发展的同时,南部地区经济发展较慢,该地区城市化水平远远落后全国平均发展速度。19世纪初,南部地区城市人口比例为1.8%,同期全国平均有6.1%的人口居住在城市[12],更是被东北部地区的城市发展水平远远抛在后面。
图4.1.5 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的关系
资料来源:Paul L Knox,Linda McCarthy.Urbanization:An Introduction to Urban Geography[M].2nd ed.Upper Saddle River,U.S.New Jersey:Pearson Prentice Hall,2005:48.
随着城市经济的迅速发展,美国的领土扩张进入高潮,此时的奴隶制问题也成为政党斗争焦点。1844年,民主党人波尔克赢得大选后,立即实施将奴隶制扩张到太平洋沿岸地区的计划,但该政策使民主党陷入分裂。一部分民主党为继续获得南部地区选民的支持,主张与南方奴隶主阶层的同盟者和平共处,同意奴隶制向西南部地区扩张,另一部分民主党能够容忍奴隶制度在南方发展,但反对奴隶制向西部的新领土扩展,尤其反对吞并德克萨斯州,这些人宣布脱离民主党,并组成自由土地党[13]提名候选人参加大选,自由土地党认为西部准州土地应该免费、没有任何条件地分配给农民,反对在西部实行奴隶制度。最终,民主党因为奴隶制的应否在西部扩张的问题而分裂,直接导致1848年大选的失败,民主党逐渐衰落。
民主党内部产生分裂时,南北西方的辉格党人也因关税问题产生分歧。北部地区的城市化发展水平远远高于南部地区,特别是东北部地区相继崛起很多城市,不仅城市人口快速增加,而且城市制造业比较发达。这一地区为保护工业的发展,主张征收关税,所以,北方辉格党支持保护性关税政策。南部地区工商业发展水平总体比较低,城市发展也远远落后于北方。1850年,南部地区城市化比例才达到全国在1790年的城市平均发展水平(如图4.1.6),该地区的辉格党为输入比较廉价的工业品,反对提高关税。
图4.1.6 1790—1990年美国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比例表(%)
资料来源:U.S.Census Bureau.Selected Historical Decennial Census Population and Housing Counts,Urban and Rural Populations;Yeates,Maurice.The North American City.Addison-Wesley Educational Publisher Inc.,1998:72.
南北城市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反映在政党发展上,就是关税和奴隶制问题上的分歧。南北方辉格党的斗争在19世纪50年代进一步激化,导致辉格党公然分裂,并进行政党的重组,南方的辉格党反对提高关税与解放奴隶,其中一部分脱离辉格党,转入支持奴隶制和低关税的民主党。同时,北方的辉格党联合反奴隶制的民主党等成员在1854年组成现代共和党,辉格党从此消失。值得注意的是,辉格党和民主党的分裂重组与城市发展有着莫大的关系,就辉格党而言,因关税问题而形成南北两个利益集团,北方辉格党为保护本区域工业发展,主张高关税以限制外国商品涌入,南方辉格党为输入廉价工业品而主张低关税政策。而民主党则在奴隶制的扩张问题上产生分歧而最终导致分裂,南部地区的民主党为了获取种植园主的支持而默许奴隶制向西部扩展,北部地区民主党却不能容忍奴隶制的西扩,担心奴隶制西扩会影响到北方工人的工资。民主党虽因奴隶制发展的问题而产生对峙与分裂,但与城市发展不无关系,以范·布伦和亚当斯领导的北方民主党人主要是为维护北方城市发展与工农小业主的利益,故而反对奴隶制扩展,以免危及到西进运动中的北方小农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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