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20世纪以来，随着城市经济结构的变化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兰开夏和约克郡等地区的棉纺、钢铁和造船等传统产业逐渐衰落，一些煤炭工业也因技术落后、没有及时更新生产设备等原因，生产效率逐渐降低。英国农业在国际市场上也受到严峻挑战，随着美洲廉价农产品的涌入，处于自由市场经济之下而没有关税保护的英国农业发展陷入困境，被迫进行产业结构调整。这一时期，英国城市也出现新的发展特点，很多产业和人口不断地迁往郊区或小城镇，人口流向的变化对政党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一）城市社会阶级分化与自由党的衰落
19世纪的英国，自由党占主导地位，不论是在积极推动议会改革，还是在实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方面都扮演重要角色，推动着英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自由党主导19世纪的政治发展与当时的社会政治思潮密切相关，自由主义的盛行、大英帝国的强盛为自由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当时，很少听到“小英格兰”，自由党更是自诩为“自由帝国主义者”[31]，大英帝国盛极一时。然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在全球的经济地位开始下降，特别是20世纪以来，英国经济逐步衰退，并且落后于美国和德国，自由资本主义发展陷入危机，大英帝国的国际地位逐渐下降。在这种情况下，以自由主义为指导思想的自由党陷入发展危机。
首先，城市社会阶级不断分化发展，导致自由党的社会支持基础不断萎缩。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英国社会阶级也不断地分化。作为自由党重要社会支持基础的土地贵族力量不断削弱，而新兴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队伍逐渐壮大。19世纪60年代，土地贵族约占自由党的49%，1914年仅占6%，从事工商业与金融业的议员比例逐渐上升，从30%上升到40%[32]。土地贵族和工商业者虽然是自由党的重要社会基础，但是保守党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和支持政策吸引了大批的中产阶级加入，部分比较保守的土地贵族也逐渐转向保守党，从而削弱了自由党的发展力量。
在这种情况下，自由党越来越倚重工人阶级的支持，特别是成年男子普选权实现以后，自由党加快与工人阶级结盟的步伐。值得注意的是，自由党与工人阶级缺少结盟与合作的思想基础，自由党依靠工人阶级选民，但经济上又不代表工人阶级利益，在与工人结盟的一段时期内矛盾重重。工人阶级要求的一些福利待遇等，直接挑战了工厂主的利益，引起了他们的强烈抵触与不满。同时，工人阶级希望国家干预经济，调整利益分配机制等，这也与自由党所推崇的自由主义思想相抵触。所以自由党一直压制工人阶级的发展，工人阶级在党内代表的比例和数量均比较有限。随着工党的崛起与发展壮大，工人阶级逐渐转向工党，成为工党的重要支持基础，这大大削弱了自由党的社会基础。如威尔士和东苏格兰一直是自由党的重要基地，在约克郡和西里丁（West Riding）和东北部的煤矿区，自由党人也占多数，爱丁堡和利兹也是自由党力量占优势的城市[33]，但工党成立后，在这些地区的力量不断增强，对自由党发展形成很大的挑战。随着土地贵族的没落和所占比例逐渐降低，资产阶级加入保守党，工人阶级转向工党，自由党丧失重要社会支持力量，社会发展基础日趋微弱。
其次，自由党内部的思想分歧导致多次分裂，大大削弱了其发展力量。19世纪末，自由党能上台执政，主要得益于和工人阶级的结盟以及爱尔兰民族主义政党的支持。1886年，自由党上台后，格莱斯顿[34]政府马上提出爱尔兰自治法，但张伯伦等90多名自由党议员坚决反对，自由党由此分裂，一部分脱离自由党，另一部分组成自由保守党，后并入保守党，这不仅削弱自由党的社会发展力量，也为保守党上台提供重要契机。
进入20世纪以来，自由主义的思想面临不断的挑战。特别是一战期间，政府获得广泛的权力，对经济进行直接干预和控制，统一调度全国财力和物力，投入战争，这与自由主义思想背道而驰。在这种情况下，自由党的自由主义理念、减少国家干预的思想，受到极大的冲击，某种程度上造成党内的思想混乱，思想基础动摇。自由党内部关于是否实行自由的经济政策而产生分歧，以约瑟夫·张伯伦为首的一派反对实行自由放任政策，要求进行国家干预，采用行政的力量调节经济发展；另一部分人坚决反对，因为这违背自由党的传统经济政策。实际上，自由党在1905年上台以后，虽然继续坚持自由主义原则，但已经开始采取国家干预的措施，如为兑现对工人阶级的承诺，获取更多的支持，相继制定了《劳资争端法》《工会法》《工人补偿法》和《国民保险法》等。然而，这一系列法案遭到很多自由党人的反对，自由党的努力不仅没有争取到工人阶级的支持，反而导致党内矛盾。1922年，党内领导人纷争导致自由党再次分裂，一部分支持劳合·乔治与保守党联合，另一部分坚决反对，最终联合派获胜，但自由党从此一蹶不振。1924年大选，自由党仅在议会中获得6.5%的席位，党内纷争和财政危机进一步加剧其衰落局面，自由党昔日的辉煌一去不复返，社会基础顷刻瓦解，不是转向工党就是加入保守党或独立派。
总之，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自由党的社会基础不断萎缩，党内矛盾重重，不仅在爱尔兰自治问题上发生分歧而产生分裂，而且在自由经济发展和国家干预调整问题上产生分歧，党内领导人夺权直接加速自由党的分裂。究其原因，自由党没有根据城市发展和社会形势的变化及时进行政策的调整是导致其衰落的重要因素。自由主义的思想已经不适应20世纪以来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要求，党内很多人士仍然固执坚持，看不到国际形势与城市发展的变化，从而产生党内矛盾和分歧，导致政党不断地衰落。1922年，劳埃德·乔治联合政府倒台后，英国两党政治新时期开始。
（二）城市工人阶级的壮大与工党的崛起
在英国快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产生了大量的工人阶级，且工人阶级力量不断壮大。19世纪末，英国工人阶级占到全国劳动力的80%，其中90%的工人阶级都在制造业部门工作。当时的工人阶级是自由党的重要支持基础，但自由党中的工人阶级发展却受到很多限制。19世纪末期，虽然自由党提名了多名工人阶级议员，但仅限于工会力量比较强大的工矿区，中产阶层占优势的选区不可能推举工人阶级议员，很多工人阶级的领导人不能当选议员，逐渐对自由党产生不满，直接推动了工党的建立和发展。
1905年大选中，劳动代表权委员会表现突出，很多工人当选议员。大选后，劳动代表权委员会改名为工党，同时在议会建立工党党团。与自由党和保守党不同的是，工党是在议会之外发展起来，依靠工会和工人阶级的支持，通过大选而进入议会。工党成立以后，不仅注重工人权利的维护，而且重视社会服务的发展，如各种社会福利等，赢得了广大工人阶级的拥护。1901和1903年选举中，劳工代表权委员会极大地分散自由党的选票，1918年大选，自由党更是只得到60个席位，工党的壮大不断挑战着自由党的发展。工党的支持基础主要来自工业区的城市或城镇工人阶级，这些地区工人阶级力量的不断成长，为工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发展基础。同时，城市工人阶级借助于一战的发展契机，不断壮大。在工会的领导下，工人阶级积极争取发展权益，人数不断增多，力量不断壮大。一战后，随着工人阶级权利意识的增强，越来越多的工人加入到工会等组织，1918年TUC（Trades Union Congress）的成员达53，000，000人，1919年达到65，000，000[35]人，工会的发展和工人阶级人数的增多，直接促进了工党力量的壮大。
工党成立之初，只吸收集体党员，1918年后工党才吸收个人党员。1910—1918年，工党成员增加了88.3%，达到2，960，409人[36]。此后，越来越多的工人阶级加入工党，工党在工矿区的力量不断巩固，并在大选中赢得很多席位。1922年大选，工党获得工矿区城市的44个席位，仅丢失6个；非工矿区的格拉斯哥有15个席位，工党获得10个，但在纺织业的20个席位中，工党仅获得8个，在伯明翰、利物浦、卡迪夫、布里斯托尔和赫尔，工党没有获得任何席位，只在伦敦获得9个席位，而伦敦共有62个席位。在农村地区的150个席位中，工党仅获得5个席位，因为农村地区15%以上的成年人都从事农业生产[37]。所以，工党逐渐赢得了西北部工矿区的支持，这在1922年大选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工党在西北部工矿区的战绩首次超过自由党，并在1929年大选中取得绝大多数地区的支持，赢得大选胜利，工党首次组阁，英国政党开始了工党和保守党轮流执政的时代。1929年大选，工党总共获得287个席位，比保守党多17个席位，自由党仅获得59个席位；除了东盎格利亚地区之外，工党在伦敦、米德兰和兰开夏等地区都获得很多席位，伯明翰共有12个席位，工党获得6个，并获得利物浦11个席位中的4个[38]，西北部工矿区成为工党的重要社会基础。不过在东南部地区，工党的社会基础一直比较薄弱，在农村地区，工党也没有什么支持力量。(www.xing528.com)
实际上，20世纪前半期的社会经济形势并不利于工党的发展，首先是1926年的工人总罢工失败，严重削弱了工人阶级的发展力量。20世纪初，传统产业不断衰落，新兴产业逐渐崛起，工人阶级在新旧产业的转型中不断受到盘剥，掀起了很多抗议浪潮，并发展为1926年大罢工，最终遭到保守党政府的压制。其次，1927年《劳资冲突法》的制定，削弱了工会力量，工会人数不断减少。紧接着1929年经济危机，工人失业率猛增，工人运动转入低潮，这对工党发展造成很大的影响。
工人力量的削弱很快在大选中得以体现，工党在1931年大选中仅获得8.5%的席位，1935年选举更是没有一个地区的战绩超过1929年，即使是在威尔士南部的工业地区，也仅获得16个席位，而1929年曾获得22个席位。在相对繁荣的米德兰地区，工党仅获得11个席位，而1929年，赢得了35个席位。在伦敦周围的南部地区，工党获得席位也不多，在赛文—瓦什线（Severn-Wash Line）以南的地区，工党仅获得2个席位，而1929年获得19个。在布里斯托尔（Bristol），也仅获得2个席位，在利物浦和伯明翰地区以及农村地区，均没有什么突破[39]，工党发展陷入低潮。这一时期，工人阶级对工党很失望，造成了工党的支持力量减少，同时，工党也陷入内部的斗争中，左右两派在经济政策、外交政策和社会改革等方面存在严重分歧，矛盾重重。
纵观这一阶段工党的发展历程，先是工党成立以后力量迅速发展，建立广泛的社会支持基础，不断挑战着自由党和保守党的发展。后来由于工人组织遭到削弱，加上内部的分裂导致工党走下坡路。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上半期，工党和保守党的社会基础就初步呈现一定的地域差异，工党的社会基础主要是工业城市，而保守党的主要支持基础是东南部的新兴城市和一些农村地区。
（三）城市郊区化的推进与保守党调整发展
19世纪中期，英国城市化已经基本完成，但各地区城市发展水平相差较大，伦敦等东南部地区城市已进入郊区化的发展历程，而其他地区一些城市仍然徘徊在城市化的发展道路上。这一时期，保守党依托原有社会基础不断开拓发展，逐渐获得城市郊区和乡村的支持。
1867年改革后，保守党积极在农业郡和小城市发展地方组织，并取得重要进展。在农业地区议席方面，保守党的支持率从67%上升到77%，大大拓展了农业地区的社会支持基础；1874年议会，保守党中60%的议员来自农村、集市，来自5万人口以上大城市的议员仅占17.5%；就政党的阶级属性而言，73%议员是地主，只有14%的议员是酿酒商，同年的保守党政府中，几乎全是贵族和乡绅[40]。可见，19世纪下半期，保守党的社会支持基础主要在小城镇、郊区和乡村，在大城市的支持力量相对较少，贵族和乡绅阶层仍然是保守党的重要社会基础。
19世纪末，保守党不断调整发展政策。1885年，《重新分配议会席位法》（The Redistribution of Seats Act）颁布后，议会席位在全国各地区进行了调整，保守党顺应趋势对私有财产的保护政策引起了选民的广泛赞同，不仅中产阶层加入到保守党的阵营，而且吸引很多保守的土地贵族加入，保守党的社会支持基础不断拓展，保守党的主要支持地域从小城镇和乡间逐渐拓展到城市郊区乃至中心城市。1885年大选，保守党获得了226个英格兰城市议席的114席，并且在农业郡区和工业郡兰开夏获得了很大支持[41]。
20世纪初，英格兰北部、威尔士南部和苏格兰工业区出现衰退现象，英国对产业经济结构开始进行大力调整，增加高科技含量的新兴工业的投入，同时促进传统产业的更新换代。英格兰东南部与西南部经济依托新兴服务经济，不断发展，吸引了大量人口流入，这一地区正是保守党的重要基地。所以，20世纪上半期，保守党的力量不断发展。更重要的是，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保守党不断地调整措施，从原来僵硬的保守主义逐渐向更加实用和灵活的策略转变，从而不断适应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和选举形势的变化。
随着英国城市郊区化的发展，保守党的社会基础不断巩固发展，1922—1935年的6次大选中，保守党4次获胜，席位比例最低为55.9%，最高是84.9%。自由党垮台后，保守党明显处于主导地位。即使保守党在经济危机中压制工人运动的发展，并实行自由放任主义，但是保守党在大选中的成绩明显高于工党。1931年大选，保守党获得473席，工党仅获得52席；1935年大选，虽然工党席位数上升到154席，但是保守党及其同盟者获得432席，大致相当于工党席位的三倍。
保守党经过转型发展以后，社会基础不断扩大。虽然20世纪20年代，保守党的领导阶层依然是贵族和上层中产阶层，但中产阶层已经是保守党的重要支持基础，随着城市的发展和中产阶层力量的壮大，保守党逐渐转型发展，由土地贵族等阶层的利益代表者转向中等阶级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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