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会阶级推动选举改革

18世纪80年代到19世纪30年代，是英国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较快的时期，也是保守主义盛行时期。托利党是这一时期的执政党，他们反对政治上的任何变革，限制人们的言论，致使很多人遭受政治迫害。直到托利党自由派掌权后，才逐渐解除政治上的高压政策，并实行放任自由政策，降低关税、鼓励海外贸易。此时的辉格党虽然长期在野，但与托利党相比，更加关心资产阶级利益，接受工业革命的变化，并积极推动政治变革。

（一）城市中产阶级的壮大推动了1832年选举制度改革

工业化和城市化促使一些新兴城市逐渐崛起，人口不断增多，同时也使一些城市不断衰落，人口逐渐减少。当时，英国仍然沿用中世纪的区划与选举制度，议席分配极不合理。许多曾经繁荣的城镇已经破败不堪，人口稀少，甚至从地图上消失，但仍有议席名额；而另外一些人口众多的城市，议席却很少，甚至没有议席，如新兴工业城市曼彻斯特、伯明翰、利兹和谢菲尔德等。因此，出现了康尔瓦（Cornwall）仅有30万人口却有42名议员，而兰开夏（Lancashire）有130万人口却仅有14名议员^[5]的现象。这不仅阻碍城市的发展与选民选举权的实现，而且引起新兴社会阶级的强烈不满。

英国工商业的发展大大加强了城市工商业者的力量，而他们却没有获得相应的政治权力^[6]，如英格兰各郡下院中的绝大多数代表常常被大地主等垄断，这引起城市新兴阶级的极度不满，经济地位的提升与政治权利的缺失促使他们积极推动政治改革；与此同时，工人阶级对现状也不满，纷纷要求改革现行政治制度。伴随着中等阶级^[7]与工人阶级力量的壮大，城市中要求进行变革、增加选举权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全国政治同盟”和“伯明翰政治同盟”等组织相继成立。为顺应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新兴阶级的要求，代表城市工商业者的辉格党与中等阶级结成同盟积极推动改革。此外，托利党中一部分人也分离出来，向辉格党靠拢，加入到支持改革队伍，这直接加速了1832年改革的来临。

1832年议会改革，重新分配了全国席位，取消了56个衰败城镇的选区资格，减少一些选区的议席，增加新兴工业城市的议席名额；降低选民财产和身份的要求，中产阶级获得选民权，选民人数大大增加，从40.8万增加到80.8万，所占人口的比例从2%增加到3.3%^[8]。中产阶级获得选举权后，不仅为政党地方组织的建立准备了条件，而且也成为辉格党与托利党积极争取的对象。此后，辉格党不断巩固社会支持基础，逐步转变为工业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支持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并形成了明确纲领和发展目标，代表着自由贸易和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托利党因担心改革会触及到大地主的利益而反对改革，因此遭到选民的抛弃，在1830—1866年仅执政七年左右，其余均是辉格党执掌政权。

1832年议会改革后，托利党和辉格党为扩充社会基础，相继建立地方组织，从而扩展在全国的支持力量。1832年，托利党在伦敦成立“卡尔顿俱乐部”（Carlton Club），“卡尔顿俱乐部”成为托利党活动的中心和总部，负责收集信息和联络地方党人，同时协调保守党在下院的活动，“卡尔顿俱乐部”的建立使英国政党事务逐步进入正轨^[9]。1833年，保守党在达勒姆郡建立第一个郡级协会，随后，兰开夏等郡逐渐建立保守党协会，保守党还设立督导员、选举委员会等，帮助候选人在各地竞选。受到托利党成立俱乐部的影响，1836年辉格党成立“改革俱乐部”（Reform Club），并在其选区为选民办理登记手续，趁此机会劝说选民加入其党派，从而更好地服务大选，如筹集竞选费用、提名地方候选人等，选区登记处也逐渐发展为辉格党的地方委员会。托利党和辉格党约在一半的郡建立了两党的正式组织，所有选区都设立俱乐部，从而大大促进了政党的全国化发展。此前，两大政党一直没有严密的政党组织机构，既没有正式领导，也没有固定组织，许多所谓“托利党人”或“辉格党人”只是公众的习惯性称呼，并没有明确的党籍^[10]。英国政党的地方组织迅速发展也标志着英国政党第一次形成地方组织系统，英国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制度逐渐确立起来。可见，英国工业革命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直接推动了英国政党制度的产生和发展。

（二）城市工人阶级的壮大推动了1867年选举制度改革

19世纪中期以来，英国城市继续发展，城市人口不断增多，同时工人阶级队伍不断壮大，并充分显示出较强的组织性。1832年的议会改革，中产阶级获得选举权，选民人数进一步增加，但工人阶级被排除在外。随着工人阶级力量的壮大，他们要求在议会中有自己的代言人，因此成立了“伦敦工人协会”等一系列团体，并组织了很多争取选举权的抗议活动。曼彻斯特、格拉斯哥和利兹等工业城市的工人示威游行更是不断增多，掀起了要求增加政治权利的宪章运动。至此，英国工人阶级已经发展成为强有力的地方组织力量，成为第二次议会改革的主要推动者。

图3.2　第二次议会改革后选民人数变化图

资料来源：Jordan，A.G.，Richardson，J.J.British Politics and the Policy Process：an Arena Approach［M］.London：Routledge，1987：107.

辉格党^[11]在1832年居上风后，党内产生革新派与守旧派的分歧，守旧派拥有大宗地产，大多有贵族爵位，力量比较强大，反对任何变革，他们不愿意让选举权的范围扩大到工人阶级，党内改革派的实力一再受到守旧派打击与压制^[12]。与此同时，蓬勃发展的工人运动以及围绕自由贸易政策展开的斗争也不断冲击着辉格党。在这种情况下，保守党^[13]在争取到工人阶级的支持后，逐渐掌握议会改革的主动权，并成功主导了1867第二次议会改革。(www.xing528.com)

1867年改革进一步对议席的分配作了调整，取消46个“衰败选区”，增加工业城市的议席；进一步降低选民的财产资格，扩大选民范围，大部分工人阶级获得选举权，选民人数大幅增加，增加了一倍多（如图3.2）。

随着工人阶级获得选举权和选民人数的大量增加，两大政党纷纷调整发展对策。自由党不断加强政党地方组织建设，并召开政党预备会议，发动工人阶级投票给自由党。如伯明翰市长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积极进行改革，并称之为“市政新约”（Civic Gospel）^[14]，旨在通过提高伯明翰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和教育水平而赢取工人阶级的选票支持，并获得了很大成功。不久，伯明翰这一模式在全国推行，1880年自由党能够赢得大选很大程度得益于伯明翰模式发展。自由党还与工会结成“自由—劳工同盟”，双方互相利用，各取所需。自由党通过与工人阶级结盟，不仅可以扩大社会支持基础，而且可以利用劳工候选人抵制保守党的选举；对于工人阶级来说，劳工在很多选区支持自由党可以换取自由党的政策倾斜，自由党在制定政策方面充分考虑劳工利益，在竞选中为工人候选人提供经费等方面的支持。

当然，保守党也意识到工人阶级已经逐渐发展成为有组织的重要力量，为赢得工人阶级的支持，推出“新托利主义”，主要就是推进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争取工人阶级的选举权，促进普选权的实现，同时改善工人的工作环境等，从而达到在工人阶级中培养保守党的社会支持基础的目的。保守党的“新托利主义”吸引了很多工人阶级选民，19世纪末20世纪初，保守党的支持基础不断壮大。

在争取工人阶级支持的过程中，保守党和自由党都不断加强地方组织建设，建立组织协调全国性的选举活动也提上了日程。1861年，自由党在“改革俱乐部”的基础上，建立“自由党登记协会”（the Liberal Registration Society），后改名为“自由党协会”。1867年，自由党人施拉德霍斯特建立选区支部；1873年自由党人又在中央成立“决策委员会”，并在选区组织的基础上建立城市执委会和总委会；1877年，自由党召开全国联合会，成立“自由党全国联盟”（National Liberal Federation），自由党党组织迅速发展，由1878年的100个猛增到1887年的700多个。与此同时，保守党也加快了全国性组织的筹划与建设。1867年改革后，保守党先后建立“保守党和宪政协会全国联盟（The National Union of Conservative and Constitutional Assouations）”、“保守党中央办公室（Conservative Party Central Office）”等组织机构，保守党协会也快速增加，1876年威尔士和英格兰的保守党协会已达到800个，1887年保守党全国协会实行改组，设立了不同层次的代表制大会^[15]。随着地方协会逐渐发展为地方的党组织和全国性组织成立以后，英国政党的地方组织不断加强。

全国性组织成立后，两大政党进一步加强地方组织建设，不仅通过设立督导员的方式来加强党的纪律，而且派专人到地方建立以俱乐部为形式的选举组织。党的中央总部、院外全国性组织和议会党团三部分也逐渐协调、统一，构成了强有力的全国性领导机构^[16]，两大政党的组织逐渐健全，初步形成从全国到地方的完善组织系统。在全国性组织的领导下，地方组织在动员选民、筹集竞选费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英国的政党制度不断走向成熟。

（三）城市其他阶级的壮大推动了1884年选举制度改革

19世纪中期以后，英国城市人口就已经占大多数，并且仍继续增加。随着城市人口与日俱增，城市社会阶级构成也日趋复杂，不仅有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还有工人阶级和矿业工人等。城市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促使越来越多社会阶层的权利意识不断增强，尤其是工人阶级获得选举权后，更加激起其他社会阶级的权利意识，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政党对选举制度的改革。

1832年与1867年议会改革虽然进一步扩大了选举权，使选举权范围从中产阶级扩大到工人阶级，但议席分配和选区划分不合理的现象仍然存在，农业、矿业工人和女性还没有获得选举权。同时，保守党和自由党在议会改革过程中也逐渐意识到，取得改革主动权便意味着社会支持基础的扩大和选票的增加，在大选中必然会占据主动优势。所以，两大政党不断推动选举制度的改革。

自由党为扩大社会支持基础，一再扩大选举权的范围，1872年颁布了秘密投票法（The Secret Ballot Act），实行无记名投票，取消议员的财产资格限制，进一步扩大公民权，改进了选民登记的机构，打击选举中的贿赂和腐败现象；1884年的《人民代表法》使农业工人获得选举权，基本实现成年男子的普选权，并重新划分选区，取消城镇和农村选区，统一城乡选民资格。保守党在“新托利主义”思想的指导下，相继通过《工人住宅法》（1875年）与《工厂与工作场所法》（1878年）等，旨在改善工人的工作与生活条件，从而获取工人阶级的选票支持。

总之，19世纪中期以来，在城市的发展和选举制度改革的过程中，英国的政党发展逐渐趋于成熟。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结构的不断变化，各个阶层的权利意识也逐渐增强，英国政党为了赢得选民的支持，不断推动选举制度的改革，并相继建立了地方组织和全国性组织。英国政党组织系统的建立和完善，使地方候选人越来越依赖政党组织，不论是筹集竞选费用，还是组织大选的宣传和鼓动等工作，政党都发挥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