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尽管梅因关于城市化、政治行为和社会变化的阐释比较模糊，但其研究表明19世纪特定的政治结构并没有很好地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发展，并解释了社会发展与人际关系变化的不同，初步形成城市化与政治行为之间的相关研究。可见，很多学者已经意识到城市发展对个体政治行为的影响，并分别从不同角度阐释城市发展的政治效应。
19世纪，最早关注城市化政治影响的研究是亨利·梅因[86]（James Sumner Henry Maine）的《古代法》（Ancient Law），他认为“目前为止，社会渐进的运动实际上是从身份地位到契约合同的发展”[87]，大城市的发展有助于契约关系的改善。梅因发现城市中个体与亲属团体紧密联系的归属行为类型很特殊，已经起不了多大的作用，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导向的城市规则支配着契约中人际关系的变化[88]。尽管梅因关于城市化、政治行为和社会变化的阐释比较模糊，但其研究表明19世纪特定的政治结构并没有很好地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发展，并解释了社会发展与人际关系变化的不同，初步形成城市化与政治行为之间的相关研究。一些社会科学家已经开展相关研究，并意识到城市化的政治影响，如城市化不仅促进民主的成长和政治的发展[89]，而且推动多元政党政治体制的出现[90]以及所有社会阶层政治参与意识的提高[91]。此外，还有学者一直认为用城市化解释个体政治行为比较有效，如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认为，城市化既能产生稳定的政治影响，也能产生分裂性社会后果[92]；当然，也有学者的研究结果恰恰相反，亚历克斯·英克尔斯（Alex Inkeles）和诺曼·聂（Norman Nie）认为城市发展无法解释个体政治行为的变化，几乎没有发现关于城市化会对个体政治行为产生影响的证据[93]。可见，很多学者已经意识到城市发展对个体政治行为的影响，并分别从不同角度阐释城市发展的政治效应。(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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