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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城市变迁:基于城市发展与政党变革的观点

时间:2023-11-23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18世纪末19世纪初,欧洲出现很多社会学家、经济学家,他们围绕城市发展问题,创立很多理论学说。这一时期,城市理论也多集中于欧洲。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美国城市的发展和崛起,城市发展的理论重镇才逐渐由欧洲转移到美国。马克斯·韦伯、涂尔干等欧洲早期社会学家也对传统城市理论作出了贡献。

英美城市变迁:基于城市发展与政党变革的观点

城市发展的历史很久,早在公元前3500年左右,世界上就已经发展了一批古代城市,集中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随后,尼罗河流域和黄河流域也相继出现了一些城市。时至今日,城市已经有6000年左右的历史[11]。城市理论的发展晚于城市,直到14世纪,有学者开始探讨城市发展与政治专制关系,如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12]的《历史绪论》(Muqaddimah—An Introduction to History)。18世纪末19世纪初,欧洲出现很多社会学家、经济学家,他们围绕城市发展问题,创立很多理论学说。这一时期,城市理论也多集中于欧洲。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美国城市的发展和崛起,城市发展的理论重镇才逐渐由欧洲转移到美国。

19世纪初,欧洲城市的迅速发展引起几位学者的关注,伯克(Burke)的《法国革命论》(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路易·加布里埃尔·安布鲁瓦兹·德·博纳尔德(Louis Gabriel Ambroise de Bonald)的《农业和工业家庭》(The Agricultural and Industrial Family)和冯·吉尔克(Von Gierke)的《德国合作社法》(Das Deutsche Genossenschaftsrecht)等著作都表明工业化发展提供更多就业机会的“拉力”因素和农村人多地少的“推力”因素,促使很多居民从农村地区迁移到城市中心[13]。此外,第一部传统社会学关于城市发展理论著作是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的《社区与社会》[14],该书重点论述社会学的两种基本形式“社区”和“社会”。滕尼斯认为社区是通过血缘、邻里和朋友关系建立起的有机人群组合,其基础是“本质意志”,社会是靠人的理性权衡即“选择意志”建立起的人群组合,是通过权力、法律和制度的观念组织起来的,社会是一种机械的合成体。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涂尔干(Emile Durkheim,又译作迪尔凯姆)等欧洲早期社会学家也对传统城市理论作出了贡献。马克斯·韦伯的《城市》(The City)直接受欧洲城市发展的启发[15],韦伯认为欧洲文化中的城市发展受到基督教、特权公民的法律地位、亲属团结程度降低等方面的影响,而亲属团结利于统一的城市社区建立;涂尔干的《社会分工论》(On 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Society)和《自杀论》(Suicide)认为传统力量统治的社会靠“机械的团结”来维系,特别是在文明程度较低的社会中,同一团体的成员采取同样的谋生手段,保持同样习俗,信奉同一图腾,这种共同性使他们意识到大家同属一个集体,而不会离心。

早期社会学家中阐释城市居民与组织解体比较清晰的是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他在《大都会与精神生活》(The Metropolis and Mental Life)一书中认为,城市人的老练和谨慎只不过是掩饰其缺少丰富情感经历的假象,“在可感知的精神生活方面,大都会的人跟他的‘头’而不是他的‘心’在交流,这一大都会现象的反应转移到脱离人性、一点也不敏感的器官[16]。乡村生活的特征是无意识的层次和稳定的生活节奏,而城市生活不断地受到外部刺激,需要作出有意识的反馈[17]。与滕尼斯、涂尔干强调城市生活对社会组织的影响相比,格奥尔格·齐美尔明确指出,所有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组织的类型都源于人的动机、兴趣和精神状态,他认为城市发展既解放着人类又限制着人类:一方面,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社会的发展,人们更加追求客观性和合理性;另一方面,人口膨胀、高密度和快节奏的城市生活给市民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18]。可见,早期社会学家很早就关注到城市发展对人们思维方式和心理变化的影响。

滕尼斯和涂尔干从相同的视角出发,批判地从齐美尔的观点中吸取大量精华,以城市化进程的特征为基础,发展了一种演绎性的理论:人口数量增长、生活密度增大和人口中种族数量的增长[19]。滕尼斯、涂尔干和齐美尔所代表的古典社会学理论认为,社区不应该存在于当前的城市,顶多以比较微弱的形式存在,这种观点被总结为失去的社区。另一种理论认为,城市化培育了众多文化,带动都市村庄发展的观点被总结为保存的社区。而认为城市化为人们参与一个或多个有限义务团体提供了可能,并且只有少数团体基于地区的观点被总结为改造的社区[20]。所以,早期社会学家对城市化引起的文化问题、村庄和社区发展问题等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除社会学家对早期城市研究给予比较多的关注之外,经济学人口学领域的学者关于早期城市研究也取得很多成果。18世纪,亚当·斯密《国富论》从社会分工角度阐述农业、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关系,认为“要先增强农村产品的剩余,才谈得上增强城市”[21];杜能在1826年出版《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分析农业、工业等产业布局,提出了农业区位理论;重农主义学者鲍泰罗(Giovanni Botero)所著的《城市论——论城市伟大之原因》针对意大利各大城市停滞的事实,提出关于城市经济和人口发展等方面的很多思想,影响深远。

19世纪中期以后,随着美国城市的兴起和迅速发展,城市理论的研究重心逐渐转向美国。在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美国社会学研究者开始关注到纽约贫民窟的群体生活,最出名的城市研究专家是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家。如芝加哥学派代表罗伯特·帕克(Robert E.Park)对城市中的人口、邻里关系和职业进行了深入研究,其著作《人类移民边缘人》(Human Migration and the Marginal Man)中的观点和滕尼斯的研究有异曲同工之处:“城市中,传统的宗族与亲戚关系破裂,被基于共同理性兴趣与气质偏好的社会组织所取代……迁移的结果为相同的个体创造条件……发现他们在两种不同的文化群体中挣扎,从而产生不稳定的性格……这就是边缘人”[22]。值得注意的是,罗伯特·帕克将生态学的理论引入社区研究,提出“人类生态学”的概念,创立了城市社会学。

另一个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家是欧内斯特·W.伯吉斯(Ernest W.Burgess),他探讨了城市发展与家庭结构变化之间的关系,特别关注以农场家庭为特征的“家庭主义”社会,逐渐让步于“个人主义”社会,这是一种新的群体类型,基于伙伴关系建立的家庭,是对日益增长的个人主义的必然回应[23]。此外,伯吉斯还提出了同心圆城市地域结构理论。1963年E.J.塔弗、M.H.帝托斯和B.J.加纳又提出了由中央商务区(CBD)、中心边缘区、中间带、外缘带和近郊区组成的城市地域理想结构模式[24]。还有芝加哥学派的路易斯·沃斯[25](Louis Wirth),他在《城市生活——一种生活方式》(Urbanism as a Way of Life)和其他关于城市化与城市主义的小册子中,探讨农村与城市生活方式的不同[26],在与农村行为模型作对比的过程中,他发现城市社会关系具有肤浅、隐蔽、竞争和注重应用性的特征,并建构了20世纪社会学的理想模型[27]。同时,沃斯把城市定义为大尺度、高密度和居民具有异质性的人口聚居点。费舍尔(Fischer)在分析沃斯的理论后,认为该理论由两部分组成:首先是结构层次上,规模、密度以及异质性导致差异化、形式化和体制化及社会的失序状态;其次是从行为层次上看,对于城市中神经刺激以及心理负荷的可能性,城市化提供更多可选择的反应,城市具有更多的流动机会,当然也包括以社会孤立和失序的方式对城市生活进行适应[28]

同期,相较于社会学界在城市发展方面丰硕的研究成果,经济学界、地理学界等关于城市的理论可以说是毫不逊色,同样涌现很多专家与研究成果,如威廉·阿瑟·刘易斯(William Arthur Lewis)等,具体研究理论如下:

(1)克里斯特勒中心地理论。1933年,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特勒(W.Christaller)在他的著作《德国南部的中心地》中提出中心地理论(Central Place Theory),第一次把区域内的城市空间分布系统化,提出城镇体系的组织结构模式。中心地理论根据中心地和城市等级形成的三种可能配置方式:市场最优原则、交通最优原则和行政最优原则[29]。后来,贝里(B.J.L.Berry)和加里森(W.J.Garrison)等对中心地理论进行完善,斯金纳(G.W.Skinner)等又对中心地理论进行实证研究。(www.xing528.com)

(2)二元经济发展模型与费景汉—拉尼斯模型。美国经济学家威廉·阿瑟·刘易斯(William Arthur Lewis)于1954年出版了《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第一次从人口迁移的角度系统阐释二元经济理论。随后,拉尼斯(G.Ranis)和费景汉(John C.H.Fei)对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进行了补充和完善,形成著名的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该模型强调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农业发展和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的重要意义,农业部门始终只是向工业部门提供资本积累和输送劳动力的从属部门,被认为是典型的“城市—工业”导向发展模式[30]

(3)佩鲁的增长极理论。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Francois.Perroux)于20世纪50年代提出增长极理论,他认为增长并不是同时出现在所有地方,而是以不同的强度出现在一些有不同增长机制的地方,然后通过各种渠道向外扩散,并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影响。该理论最初主要研究产业的关联效应,并不专指工业在地理空间上的集中,后来这一概念被广泛应用到经济增长的空间研究中,并逐步发展成为区域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增长极理论揭示了区域空间结构的形成,强调城市在区域发展中的中心作用,是典型的非均衡发展理论。

(4)缪尔达尔—赫希曼模型。缪尔达尔(K.G.Mydal)的“累积因果理论”认为,市场的力量倾向于增加而不是减少地区之间的不平衡,扩散效应对落后地区有利,而回波效应对落后地区不利,由于前者远小于后者,生产要素从落后地区向先进地区流动,发达地区的发展以抑制落后地区的发展为代价,这样就形成地区之间不平衡发展的力量;赫希曼(Albert O.Hirschman)认为,从长期来看,涓滴效应(相当于扩散效应)将足以缩小区域差异,如果极化效应(相当于回波效应)较涓滴效应占优势,国家作为一种均衡机制也会予以纠正。

(5)“核心—边缘”理论。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J.R.Friedman)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发展作为一种由基本创新最终汇成大规模创新系统的累积过程,通常源于为数不多的变革中心,并从这些中心自上而下、由内而外地向其他地区扩散。其中,创新变革的中心城市“核心区”通常是大都市区,特定空间系统内的所有其他地区称为“边缘区”。在区域经济增长的同时,必然伴随经济空间结构的变化,即经济增长逐步由核心区向边缘区扩散并取得空间一体化的过程[31]。弗里德曼按工业化程度的差异将经济空间结构的变化分为四个阶段:前工业化阶段、早期工业化阶段、向工业成熟期过渡阶段和空间组织完全成型阶段。每个阶段都反映了核心区与边缘区之间关系的变化[32]

(6)田园城市理论。1902年,坎比尼茨·霍华德(E.Howard,1850—1928)著有《明日的田园城市》一书。霍华德不仅总结了各种实践经验,还提出了一条基本原理,通过规划设计,田园城市不仅可以融合城市(工作、宜人和交际)与乡村(自然、美丽和清幽)的优点,而且能够避免两者缺点的产生。更重要的是,霍华德与人合作创办田园城市先锋公司(Garden City Pioneer Co.,Ltd.),在伦敦北部建成第一个完整的田园城市——莱切沃斯(Letchworth)。此外,这方面的案例还有:英格兰曼彻斯特郊区的威森肖(Wythenshaw)、伦敦西北部的花园郊区汉普斯特德(Hampstead)、在德国法兰克福的罗梅斯塔特(Romerstadt)、瑞士巴塞尔(Basel)的赫里布尔(Hirzbrunnen)、意大利米兰城外的米兰里诺(Milanino)[33],等等。

不仅如此,还有很多学者对城市发展问题做了一些研究,如E.S.李(Everett S.Lee)认为迁出地因素、迁入地因素、中间障碍因素和迁移者介入因素促进了人口迁移[34]沃尔特·艾萨德以计量经济学方法进行产业区位分析,从空间经济学的角度研究区位,开创了区域科学研究等;还有日本学者山田浩之的《城市经济学》、英国K.J.巴顿(K.J.Button)的《城市经济学:理论和政策》、伊文思(Alan Evans)的《城市经济学》以及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的《发展、地理学与经济理论》等著作[35],将空间纳入经济学分析,强调经济增长中的地理因素,创立了新经济地理学。

综上所述,不同学科对城市的理解与阐释不尽相同,得出的结论自然也就会有所差异。而如此众多的城市发展相关理论,恰为本研究跨学科探讨提供了可能。有学者指出,理解城市本质最好的方法是分析城市发展的全球化过程,在国家、地方和城市尺度上体现的地方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历史、制度体系及结构方面的地方发展过程,以及全球化的过程和地方发展过程二者之间的关系[36];也有学者认为,研究城市化是研究城市问题的最好方法,因为这不仅抓住社会发展问题的本质,而且告诉我们一些意识形态上的观念缺陷(ideologically determined conceptual imprecision)[37]。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启示下,本研究试图探讨城市变迁中的政党发展特别是城市化和郊区化发展阶段的政党变化,通过城市发展的长时段分析,从政治、经济和历史等方面把握政党的变化特点,进而深入探讨城市发展与政党变革这一重要课题。

本研究尝试以城市的发展历程作为主线,以政党的发展变化作为研究重点,以此来深入探讨二者之间交互影响的关系。城市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城市化的起步阶段、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和郊区化发展阶段,如此界定既考虑到英美城市发展的实际历史进程,也为了便于分段展开深入的研究论证。当然,英国和美国的城市化进程是有先后的,所以在关键时间点选择上也就有所不同。城市化的起步阶段指的是城市发展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之前,就英国而言,具体指前工业化时期,也就是1760年前的时期,1760年是英国工业革命开始的时间,本研究截取了17世纪末期到1760年这一段时间。就美国而言,是城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20%之前的时间,本研究截取了18世纪末期到1860年前的时间。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即城市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同时又没有掀起大规模的郊区化发展。对于英国来说,就是1760年到1851年这一时期,即从工业革命开始,到城市人口超过农村人口的时期;对美国来说,就是1860—1920年这段时间,1860年,美国进入城市快速化发展时期,1920年,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一半。郊区化发展阶段,就英国而言,大约是1851年以后的时期;对于美国来说,约是1920年以后的发展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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