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人类已经走过了劳力经济时代(即农业社会)和资源经济时代(即工业社会),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跨入20世纪,社会急剧变革,科技迅猛发展。20世纪最后10年,社会转型的条件渐趋成熟,在新兴的信息革命浪潮的直接推动下,新的经济形态已渐具雏形。
作为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的对应范畴,知识经济是指以知识和信息的生产、交换、分配和使用为基础,以创造性的人力资源为依托,以高科技产业及智业(以知识或脑力劳动为主的行业)为支柱的经济。近十多年的世界经济发展历程告诉我们,尽管知识经济才崭露头角,但它威力无穷,已经构成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和新的增长点。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CED)在《论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著名报告中指出: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比过去更明显地依赖于知识的产生、传播和利用,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已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0%以上。美国《商业周刊》的一项调查表明,知识行业对经济的贡献度已提高到33%,超过了房地产业的两倍,远远地把传统的制造业抛置其后,而微软公司的成长历程则向世人昭示了一个知识经济的奇迹和典范。显然,微软公司创造财富的力量已不在机器、设备、人力和原料,而在于一种更为重要的资源——知识与智力[1]。
经济基础结构方式的变化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是直接而深刻的。知识经济初露锋芒已让传统的工业经济面临巨大的危机与震撼。建立在传统工业经济基础上的社会框架必将走向崩溃或重组,知识化社会、学习化社会的到来已是无可避免的事实。那么,同传统的工业社会相比,这种新的社会形态将呈现出哪些时代特征呢?
(一)社会价值化和主体化
工业经济时代在追求物质利润最大化原则的引导下把人异化为物,使人成为工具或工具的奴隶,人的尊严和价值受到极度漠视,从而致使人畸形发展。作为对工业经济下人的“自残”性遭遇的回应,为了防止人自身在知识经济时代再次沦为网络的奴隶,必须确立“人是目的”这一社会发展的总原则、根本的价值标准:“时时处处捍卫和谋求作为人的价值和尊严,并以此来确立、选择和开发我们所处的高科技和新的社会组织方式”[2]。知识经济社会劳动对象的重心发生了根本性的转移:实物形态的资源转化为基础性的,虚拟形态的资源转化为主导性的,“数字化生存”或“虚拟生存”已逐步成为人们的一种新的生存方式,社会作用对象表现为符号、数据、信息、知识等等。因此,劳动者的职责也就相应地转变为使用、创造、发明新的信息技术及其应用,在不断的知识积累和个性的创造中实现组织的系统性发展[3]。知识与人的必然联系,必然要求知识经济时代要充分地尊重个体的价值追求以及个性完满而自由的发展。高扬个体的主体性,为个体的主动性、能动性与创造性的发挥提供广阔的空间,将成为知识经济时代生存的现实基础。可以这样说,知识经济时代将是一个真正属于人的时代,人类由此逐渐走向“自由王国”。
(二)社会知识化和信息化
随着现代计算机网络技术和通讯技术的飞速发展,信息高速公路可望全面建成并将成为未来社会的最重要的基础设施。知识与信息作为社会配置的主导性资源,势必会广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从生产、传播到使用的周期将进一步缩短,知识和信息的流通将达到前所未有的顺畅与便捷——资源的全面共享,信息的多方互动,将使地球真正成为一个知识与信息意义上的“村落”。
(三)社会学习化和教育终身化
知识经济时代,由于知识与信息遍布于社会的各个角落,人们接触和学习新知识与信息的机会日渐增多。学习的空间已由狭隘的学校及其它教育机构扩展到广泛的社会生活与生产实践中。学习的时间已由传统的“教育阶段”延伸到“工作阶段”乃至人的整个一生。“社会需要根据个人的需要随时随地提供多渠道、多时空、多媒体的学习机会和方式”[4]。至此,社会即学校,生活即教育,工作即学习等等不再是杜威等教育学大师描绘的教育理想,而是一种教育生活模式。
(四)社会发展的持续化和转移式(www.xing528.com)
传统社会以实物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由于这些实物资源多是不可再生、不可重复、不能无限增值的,因而经济面临着增长的极限问题。工业文明的高度发展虽给人类带来了从未有过的富庶与繁荣,但同时也给人类蒙上了一层深重危机的阴影——人口的膨胀、资源的匮乏、环境的恶化、生态的失衡已经严重威胁着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也正是基于工业经济这把利剑的双刃性,人们不得不转移视野,去寻找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由于知识经济的主要生产要素是知识、智力和人的创造力,具有“无限性、快捷性、波及性”的特点,“可以重复使用并增殖”。由此决定了其在配置基础、产业性质、产品效应等方面具有工业经济在社会可持续性发展方面不可比拟的优越性。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知识经济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而知识经济社会则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有人认为,“转移式发展”是人类文明更替的一般法则,依赖“转移式发展”导致的新文明,人类才能进入更新的发展天地[5]。
(五)体系的变革性和创新性
变革性是知识经济时代的社会本质,而这种变革是以创新为其主要内容的。创新不仅是知识经济的本质,而且是知识管理的目标。在向知识经济时代迈进的过程中,谁能创新,谁就能在日趋激烈的各种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经济学大师熊彼特认为,创新就是已有的知识要素与新的知识要素的新组合,它包括“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管理学大师德鲁克认为,创新就是赋予资源的新的创造财富能力的行为,并由此提出了“社会创新”。欧盟在1995年度的创新绿皮书中指出,“创新不仅是一种经济机制或技术过程,此外还是一种社会现象。”[6]人们逐渐意识到在知识经济时代必须实现三个创新方面的转变:“由一次性创新向持续创新转变;由个别创新向系列创新转变;由专家创新向全员创新转变。”[7]不少国家和企业组织都从国家发展、企业生存的高度对此作出了敏锐而积极的反应[6]。
知识经济时代对教育领域提出的高要求同教育体制自身的沉重惰性之间存在着深层次的矛盾。教育如何适应时代发展的新变革已成为我国教育改革亟待解决的一个具有前瞻性意义的重大问题。
我们认为,管理在知识经济条件下将成为“第一整合力”[8]。这一判断意味着管理在组织的资源与制度以及目标与效能方面的作用将是决定性的。任何一种管理追求的目标都是试图通过组织资源的有效配置,实现投入与产出的最优化,学校管理自然也不例外。但学校绝不同于一般的生产性企业,它需要剔除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可能损及教育本性的赢利性目标。面对变革,学校如何确保其在错综复杂的多元观念影响下自觉抵制和排斥各种唯功利的或反社会倾向而仍然能保持其公益性的“纯质”呢?如何维持其教育的对象能在对现实超越的基础上顺利地完成其社会化呢?如何使学校自身在现实的资源困境条件下实现其功能的最优化发挥呢?学校管理的价值在这里已表现得再明晰不过了。
在知识经济来临之际,伴随教育系统的全面重构,学校管理观念的变革自然是题中固有之义了。为了使新的观念构建成为可能,在概念及逻辑上澄清以下几点是必要的:
第一,处于主导地位的经济形态可以作为时代划分的标志,这意味着在探讨学校管理问题时是将其置于知识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大背景之下的,即不局限于仅仅从经济领域的变革来研究学校管理的形态,而且还包括这一时代下政治、文化、科技等方面的广泛内容。
第二,一定形态的经济总存在着对一定时期教育及其管理的某种质与量的规定性,由此,知识经济时代的学校管理必然在诸多层面上同农业与工业经济下的学校管理存在着“分歧”。这使得本文的构建有了生存的基础。
第三,一定时代的教育及其管理也应是反映和服务于特定的经济形态的。这表明了学校管理也具有相应的经济特性——生产性。知识经济时代教育及其管理的这种特性不是削弱了而是加强了。第四,经济生活中对人的满足程度与教育管理活动中对人的尊重程度之间自然存在某种程度的暗合性。在知识经济社会中,由于经济与教育通过知识这一要素实现了高度切合,人的价值在社会各领域的表现将更具共通性。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