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中国网民总体特征：人数超过5亿，呈现低龄化趋势

一、网民的界定

通常而言，网络使用者 （net user）是一个最为宽泛的概念，即指所有将其计算机连接上互联网进行网络活动的人。而网络受众 （net audience）则强调网络使用者的特定类型的网络活动，比如信息查询行为。由于 “受众”（audience）这个词，是从传统的媒介研究中继承过来的，因此难以磨灭其在传统媒介研究中所继承的单向传播特性和主体被动接受的影响，这造成“网络受众”概念其实并不太符合网络研究的要求，而只能是一个 “约定俗成”的概念来使用，但是对其并不能用传统媒介研究中 “受众”概念的特定含义来理解。不过，对于进行特定类型的网络活动的网络使用者，这个概念还是具有一定的适用性的。

《网络受众心理行为研究》一书是对 “网络信息查询”这一特定网络活动的 “网络受众”来进行研究的[1]。有鉴于此，国外有研究者认为用网民（Netizens）这个词才能更好地突出网络对人们社会活动的巨大影响。Netizens一词最早是被霍本所创造的。霍本认为人们理解的 “网民”其实有两种概念层次，一种是泛指任何一位网络使用者，而不管其使用意图和目的；另一种是指称特定的对广大网络社会 （或环境）具有强烈关怀意识，而愿意与其他具有相同网络关怀意识的使用者一起共同合作，以集体努力的方式建构一个对大家都有好处的网络社会的一群网络使用者。也就是说，并非所有 “网络使用者”或 “网络受众”都够资格被称为 “网民”，只有那些其网络活动 “具备一定的特征与特质的网络使用者”才可被称为网民，“网民一词具有正面的涵义”。维基百科对网民的定义认为 “网民鼓励扩展社会族群的活动，比如传播观点，丰富信息，试图将网络培养为一个知识资源和社会资本的场域，并且为自我整合 （self－assembled）的网络社区做出选择……他们利用并知晓网络的一切 （use and know about the network of networks），通常具有自我激励 （self－imposed）的责任推动网络的发展，并鼓励言论自由和开放阅览”。

由此看出，网民主要是一个从网络使用者的行为效果来阐释的概念，并不是所有利用互联网的人就可以被称为 “网民”，而是必须在个体自我意识上、对使用网络的态度上、网络活动的特征上以及网络活动的行为效果上等表现出一定特点的使用者才可以被称为 “网民”。[2]我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对网民的定义是，过去半年内使用过互联网的6周及以上中国居民。

二、全球网民的总体特征

2012年1月18日瑞典互联网市场研究公司Royal Pingdom（以下简称“Pingdom”）发布了2011年全球互联网产业发展状况报告，显示全球互联网用户有21亿，其中亚洲互联网用户数量9.222亿、欧洲4.762亿、北美2.711亿、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域2.159亿、非洲1.186亿、中东地区6 860万、大洋洲／澳大利亚2 130万，其中25岁以下互联网用户比例达到45％ （如图4－1所示）。[3]

图4－1 2011年3月互联网用户分布比例图

三、中国网民总体特征

截至2011年12月底，中国网民数量突破5亿人，达到5.13亿人，全年新增网民5 580万人。互联网普及率较上年年底提升4个百分点，达到38.3％。

总结过去五年中国网民增长情况，从2006年互联网普及率升至10.5％开始，网民规模迎来一轮快速增长，平均每年普及率提升约6个百分点，尤其在2008年和2009年，网民年增长量接近9 000万。在2011年，这一增长势头出现减缓迹象 （如图4－2所示）。[4]

图4－2 中国网民规模 （2004—2011）

（一）中国网民性别结构

我们比较从2004年到2012年这九年，我国网民性别构成的比例变化，如表4－1所示：

表4－1 我国网民性别构成比例 （2004—2012）

根据表4－1我们可以看出，2004年至2012年，我国网民男女比例正在趋向平衡。过去所谓的网络使用的性别鸿沟 （Gender gap）的现象已经不再那么明显。

总体看来，女性上网比例仍然略低于男性。其中原因，彭兰教授认为，“可能是女性受教育水平、女性的社会角色与社会地位的影响。特别是一些经济不发达地区，女性甚至连受教育的机会都很少。其次，女性更可能怀有一种技术恐惧心理，特别是年纪较大的女性中更是如此。”[5]

S.辛格在 《性别与家庭中互联网的使用》的调查中谈道：“妇女承认在技术的使用上存在性别差别，特别是在互联网的使用上。”他也谈到在男性和女性的通信方式中存在差别。“当她们描述各自家庭中互联网的使用方式时，她们通常指出其中的性别差别，并认为这是个性使然，或是成长的经历造成的。当她们的经验与她们的性别差异观念对不上号时，她们往往强调其中较为相符的方面，而不是重新考察她们的观念本身。”[6]

（二）中国网民的年龄构成

从表4－2我们可以看到，10～20岁的少年，20～39岁的青年是网民的主体。年龄结构的变化，从一个角度显示了中国网民多元化的现象。随着青少年网民数量的不断增多，作为网民主体的青少年网瘾现象，引起了学者和专家的广泛关注，长期以来一直是该领域研究的热点。

表4－2 中国网民的年龄构成 （2007—2011）

（三）中国网民的学历结构

从表4－3可以看出，在学历结构的分布状况及其变化。网民继续向低学历人群扩散。2011年，我国网民中初中学历人群延续了2010年的增长势头，由32.8％上升至35.7％，该学历人群互联网渗透率较低，未来网民比例将进一步提升。高中、大专以上学历网民的比例继续下降。表格同时显示，当前所占比重最大的人群是高中及高中以下的人群，这也从另一个方面显示出网民的低龄化趋势。

表4－3 中国网民的学历结构 （2007—2011）

学历方面，大专及以上学历人群中互联网使用率在2011年已达到96.1％，目前基本饱和；过去五年内高中学历人群的渗透率增长最为明显， 2011年网民比重也已经超过九成，达到90.9％；而在小学及以下学历人群中，互联网渗透率增长始终缓慢。总之，过去五年内助推网民规模快速增长的几类人群中，互联网普及率即将触顶，而其他年龄段和教育水平的人群对互联网的接受速度很难达到年轻和高学历群体的水平，未来中国整体网民规模的增速会进入平台期。网民低学历以及低龄化的发展趋势使得网络的正面文化氛围建设的责任变得愈加重大，特别是在社交网络、微博等自媒体兴起的时期，对网络舆论的引导显得尤为重要。

CNNIC深度分析网民网络应用个数与网民个人特征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网民的年龄与学历对网民网络应用丰富性影响最大。利用回归分析，得到如下结果：

网络应用个数＝－0.091×性别－0.265×年龄＋0.427×学历－0.136×居住地。

对网络应用丰富性影响最大的是网民学历，受教育水平高低与网络应用个数呈正比，学历每提高一个档次 （档次标准参照CNNIC报告分类），网络应用个数即增加0.427个。至最高学历 “硕士及以上”时，网民的网络应用个数已增至8.8个。

（四）中国网民收入分布

表4－4显示，截至2011年，中国网民中收入在2 000元以上的网民群体占比明显上升，从2010年的33.3％上升至40.2％。同时，无收入群体网民占比从4.6％上升至7.9％。

表4－4 中国网民收入分布 （2008—2011）

网民的收入水平直接影响了他们可能在互联网上投入的成本。数据显示，我国低收入网民的人数比例并不低，而且呈增长趋势。其中主要原因有：

青少年是网民群体中比例最大的，虽然其自身没有收入，但是他们却具有较强的消费能力，这可能与他们的父母经济支持有关。

青少年上网途径多，可以在网吧、家中、学校、手机上网。

在我国一些地区，居民收入水平虽然不高，但相应的网络使用费用也不会很高。我国绝大多数网吧上网费用都是比较低廉的。

（五）中国网民的分布地域及增长情况

2011年我国各省市网民规模均有明显增长，中国内地31个省 （市、自治区）中网民数量超过千万规模的省份达到21个。同时，我国互联网发展的地域差异依然延续，北京市的互联网普及率已经超过七成，达到70.3％，而互联网普及程度较低的云南、江西、贵州等省份互联网普及率不到25％。与2011年全球互联网普及率 （30.2％）进行比较，我国超过这一水平的省市数量达到21个，相比2010年底增加一个 （见表4－5）。

表4－5 中国网民的分布地域及增长情况

续表

在这21个省市中，北京、上海、广东、福建、浙江、天津、辽宁、江苏、新疆、山西、海南和陕西等12个省市的互联网普及程度超过全国平均水平，这些省市大部分集中在东部沿海。其中，由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中上海市和广东省人口数量出现大幅跃升，根据这一数据计算的两地网民数量也出现明显上升，造成2011年上海市和广东省的网民规模增速分列全国第1、第2位。

另有山东、湖北、重庆、青海、河北、吉林、内蒙古、宁夏和黑龙江等九省市的互联网普及率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但低于我国互联网整体普及率。宁夏与河北网民增速较快，其中宁夏互联网普及率在2011年首次超过全球平均水平。(www.xing528.com)

我国互联网普及率低于全球平均水平的省市共有十个，包括西藏、湖南、广西、四川、河南、甘肃、安徽、云南、江西和贵州，大部分为中部和西部地区较不发达省份。

网民在地域分布上的区别，反映了经济发展因素对于人们上网情况的影响。这种差异显示了我国 “数字鸿沟”的存在。

“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又称为信息鸿沟，即 “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贫困者之间的鸿沟”。根据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的文件，数字鸿沟指由于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全球发展和应用，造成或拉大的国与国之间以及国家内部群体之间的差距。它的产生，从世界范围看，就是由于发达国家经济水平及信息化程度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所形成的信息不对称；从发展中国家看，就是由于地区、行业、所有制以及企业规模等差异，存在着的信息不对称。

数字鸿沟对当前的中国社会发展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目前我国正处于城镇化的进程中，信息化和工业化也在加速融合。互联网及相关应用的使用差异，会加大地区发展的不平衡程度，增加未来地区差异拉大的可能性。

（六）中国网民互联网应用情况

我国互联网应用服务种类繁多包括：即时通信、搜索引擎、网络音乐、网络新闻、网络视频、网络游戏、博客／个人空间、微博、电子邮件、社交网站、网络文学、网络购物、网上支付、网上银行、论坛／BBS、团购、旅行预订、网络炒股。总体上，网民的需求主要为信息需求、交流需求、娱乐需求、生活需求、工作和学习需求等 （见表4－6）。

表4－6 中国网民互联网应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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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我国网民的互联网应用习惯出现显著变化，包括新型即时通信、微博等在内的新兴互联网应用迅速扩散，与此同时一些传统的网络应用使用率明显下滑，显示出互联网发展创新速度之快。我国网民的互联网应用特征变化总结起来包括以下几点：

网民的互联网沟通交流方式发生明显变化。2011年中国网民即时通信使用率上升较快，增至80.9％。同时，许多传统交流沟通类应用的用户规模出现萎缩：电子邮件使用率从2010年的54.6％降至47.9％，用户量减少392万人；论坛／BBS则由32.4％降至28.2％，用户量也略有减少。社交网站使用率在今年上半年出现明显下滑后，下半年人数增长情况有所好转，目前使用率止跌回稳，达到47.6％。以上数据显示出网民通过互联网进行交流互动的习惯和方式与以往出现较大不同。

网络新闻使用率快速下滑，微博成为网民重要的信息获取渠道。2011年微博快速崛起，目前有近半数网民在使用，比例达到48.7％，成为网民获取新闻信息的重要渠道。相比之下，网络新闻用户规模增速仅为3.9％，使用人数为3.67亿人，使用率从上一年的77.2％下降至71.5％。近年来网络新闻使用率一直在下降，网民通过互联网获取新闻信息的渠道正在发生转移。

娱乐类应用普遍走低，但网络视频用户增幅明显。大部分网络娱乐类应用的使用率在2011年延续下降势头，网络音乐、网络游戏和网络文学用户规模在2011年增长幅度较小，使用率也分别下滑至75.2％、63.2％和39.5％。相比之下网络视频行业的发展势头相对良好，用户规模同比增加14.6％，达到3.25亿人，使用率提升至63.4％。

电子商务类应用使用率保持上升态势。电子商务类应用稳步发展，网络购物、网上支付、网上银行和在线旅行预订等应用的用户规模全面增长。与2010年相比网购用户增长3 344万人，增长率达到20.8％，网上支付、网上银行使用率也增长至32.5％和32.4％。另外，团购成为全年增长第二快的网络服务，用户年增速高达244.8％，用户规模达到6 465万，使用率提升至12.6％。

四、网民的内在需求

美国传播学者卡茨、格里维奇、赫斯等人，将人对媒体的需要分成以下几类[7]：

认知需要：获得信息、知识和理解；

情感需要：情绪的、愉悦的或美感的体验；

个人整合需要：加强可信度、信心、稳固性和身份地位。

社会整合需要：加强与家人、朋友等的接触。

舒缓压力需要：逃避和转移注意力。

“使用与满足”研究把传统受众看做是有着特定 “需求”的个人，把他们的媒介接触活动看做是基于特定的需求动机来 “使用”媒介，从而使这些需求得到 “满足”的过程。

在对广播、电视等电子媒介的 “使用与满足”研究中，研究人员归纳出了各类节目提供 “满足”的不同特点，而且总结出了它们之间共同的几个基本类型[8]：

（1）环境监测效用——通过对电子媒介的接触，获取与自己的生活直接或间接相关的各类信息，及时把握环境的变换。麦奎尔和他的研究人员发现，监测环境是人们观看或收听新闻类节目的主要动机，但其他类型的节目也可以在不同程度上满足人们这方面的需求，如收看肥皂剧，收听娱乐广播同样能使人感受到社会生活的状态及其变化。

（2）自我认知效用——即广播、电视节目中的人物、事件、状况、矛盾中途的解决方式等，可以为观众提供自我评价的参考框架，通过这种比较，观众能够引起对自身行为的反省，并在此基础上协调自己的观念和行为。

（3）心绪转换效用——广播、电视节目向人们提供的节目具有消遣和娱乐的功能，能够帮助人们 “逃避”日常生活的压力和负担，带来情绪上的解放。

（4）人际关系效用——这里所指的人际关系包括两种，一种是 “拟态”人际关系，即听众、观众对节目主持人、节目中出现的人物等所产生的一种“熟人”或 “朋友”的感觉；另一种是显示人际关系，即通过谈论节目的内容，可以融洽家庭关系、建立社交圈子等。麦奎尔认为，“拟态”人际关系，同样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人们对社会互动的心理需求。

余庆华也对当前媒体用户心理需求进行了分析，认为当前受众心理需求主要有以下4个方面：信息的知晓性；知识的求知性；活动的参与性；生活的娱乐性。[9]

彭兰教授认为，对于网民的需求，其实可以参照麦奎尔的框架，具体可以分为：心绪转换、人际关系、自我确认、环境监测。彭兰教授还指出，网络受众活动往往是多种需求的相互缠绕。也就是说，网络受众并不是孤立地去实现某个方面的需求的，一个网站越是能够多方位地实现用户需求，就越容易使用户产生对它的忠诚度。[10]

[1] 朱丽.突发公共事件中网民的角色功能 ［J］.新闻爱好者，2012（9）：37.

[2] 郑傲.网络互动中的网民自我意识研究 ［M］.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9：184.

[3] http：／／royal.pingdom.com／2012／01／17／internet－2011－in－numbers／［EB／OL］.

[4]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R］.2012：7.

[5] 彭兰.网络传播概论 （第2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291.

[6] ［澳］S.辛格.性别与家庭中互联网的使用 ［J］.新媒体与社会，2001（4）：32.

[7] 彭兰.网络传播概论 （第2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302.

[8]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 ［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181－182.

[9] 余庆华.媒体与受众心理关系需求探究 ［J］.湖北社会科学，2011（8）：181－183.

[10] 彭兰.网络传播概论 （第2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303－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