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几章里，我们已经讨论过品性和知识教育，在一个良好的社会制度下，这种教育应向所有人敞开，并在事实上为所有人享有，除非遇有十分特殊的原因——如发现音乐天才——才可除外（如果强迫莫扎特在18岁之前学习普通课程，那真是不幸之至）。但即使在理想的社会里，我想，仍有许多人不会去上大学。我确信，目前只有少数人能从延至21岁或22岁的学校教育中获益。的确，目前那些成帮结伙在旧式大学出没的懒散的纨绔子弟很少能从中获益，不过养成些放荡的习惯罢了。因此，我们不能不探讨一下应以何种标准选拔大学生的问题。
现在有幸进大学者，主要是其父母有经济负担能力的人，不过这种选拔标准正在因奖学金制度而处于日渐改变之中。显然，选拔的标准应是教育上的，而非经济上的。一个受过良好学校教育的18岁男青年或女青年已能从事有益的工作。如果他或她18岁以后在三四年间免除了服务，社会就有权指望他们能富有成效地利用这段时间。但在决定什么人才能上大学之前，我们必须对大学在社会生活中的功能持有某种见解。
英国的大学已经历了三个阶段，然而第二个阶段尚未完全被第三个阶段所取代。
开始，大学只是培养基督教教士的学院，在中世纪，学问几乎全被教士所垄断。后来随着文艺复兴的到来，凡是富人都应接受教育的观念开始占有一席之地，尽管女子仍被认为无须接受男子那样多的教育。在17～19世纪，英国的大学实行“绅士教育”，牛津大学至今仍在恪守这一传统。根据我们在第一章中所讨论过的那些原因，这种过去非常有用的培养绅士的理想现在已是明日黄花。它乃是依存于贵族政治的，因此断难在民主政治和工业财阀政治（industrial plutocracy）中兴旺发达。如果要实行贵族政治，最好由受过教育的绅士去执政；但若贵族政治消亡，当然更是一件值得额手称庆之事。
我无须讨论这一问题，因为它在英国已因《改革法案》（Reform Bill）[1]及《谷物法》（CornL aws）[2]的废除而获得了解决，在美国则已通过独立战争[3]获得了解决。诚然，在我们英国还保存着贵族政治的形式，但其精神已经变成了财阀政治的，与前者相比是截然不同的东西。谄上欺下的心态驱使那些发迹的商人将其子弟送进牛津大学，以期成为“绅士”，结果却使得其子弟养成厌恶实业的心理。这种状况使得其子女又陷入相对贫困，于是不得不再自谋生计。因此，“绅士教育”已不再是英国生活的重要组成，在考虑未来的教育时，或可搁置不议。
现在英国各大学正在复归类似于它们在中世纪所占据的地位，正在成为专业工作者的训练学院。有地位的律师、牧师和医生通常都接受过大学教育，高级文职人员也是如此。在各类实业中，日益增加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都有过大学资历。随着世界变得更加复杂，工业变得更加科学，专业人员的需求量正在不断增长，而这些人才主要只能由大学提供。守旧人士哀叹技术学校侵入了纯学术领域，但是这种入侵仍在继续，毫无退缩的迹象，因为这正是那些视“文化”为草芥的财阀所要求的。财阀是纯学术的敌人，然而正是他们，较之反叛的民主主义所掀起的进攻势头还要强劲得多。“无实用性的”学问，正如“为艺术而艺术”，是贵族主义的观念，而非财阀政治的理想。如果说无实用价值的学问至今仍在苟延残喘，那是因为文艺复兴的传统尚未灭绝。我为这种理想的衰败而深感遗憾。纯学术原是与贵族政治相关的最好的事物之一，然而贵族政治的弊端太多，以致轻易地盖过了这一优点。总之，无论我们愿意与否，工业主义必然革除贵族政治。因此，我们不如痛下决心，保住那些我们能够附着到新的、更有效力的观念中去的东西；若恪守传统不放，不啻是在为一场注定要失败的战争拼杀。
若要使纯学术仍为大学的目标之一并延续下去，就必须使之与全体社会生活发生关系，而不是仅与少数悠哉游哉的绅士的高雅乐趣发生关系。我将公允的学术视做极端重要之物，并希望看到它在大学生活中的地位不断提高，而不是日趋衰微。在英国和美国，导致纯学术研究地位趋于下降的主要力量是那种向无知的百万富翁募捐的愿望。救治的方法在于创造一个受过教育的民主政体，该政体将会愿意把公共资金投放到我们的工业巨子所不欣赏的事业中去。此事并非不可能，只是需要普遍提高智力水平。如果我们的学者更多地从富人食客的姿态中解放出来——这种态度是他们从“恩人”（patron）乃系他们的衣食父母的时代所遗传下来的，这件事将更容易办到。当然，将学术与学者混为一谈的事情是可能的。现举一个纯属想象的例子：如果有一位学者不教有机化学，而教酿酒技术，或可改善其经济状况，在这方面他有所得，然而在学术上则有所失。倘若这位学者对学术有更真切的热爱，政治上他就不会站在对酿酒专家（professorship of brewing）捐助经费的酿造商一方，[4]那么民主政体就会更乐于了解其学问的价值。鉴于上述所有原因，我希望看到学者群体都能依赖公共资金，而不是仰仗富人的捐款。这种流弊在美国比英国更为严重，但在英国依然存在，也许还要增加。
姑且将这些政治上的考虑暂时搁置，我假定大学乃是为了两个目的而存在：一方面是要训练男女习得某种专业；另一方面是不讲急功近利，而专门从事学术及研究。因此，我们希望在大学里所看到的是有志从事各种专业的人，是在学术及研究上将能成为有价值的具有特殊才能的人。但是，这并不能自行决定我们应如何为专门职业挑选男女人才的方法。
现在除非一个人家境殷实，否则很难涉足诸如法律和医学之类的职业，因为专业培训学费昂贵，而且不能立刻挣钱。其结果是，选拔的标准乃是社会的和世袭的，而与工作适应能力无关。现以医学为例。一个希望有效地发展医学事业的社会，就要挑选那些对此项工作表现出热情和性向的青年接受医学训练。但在目前，这条原则只能部分适用，因为人们仅从财力胜任医学训练的人中间进行选择，而许多能成为最出色医生的人却为贫困所累，无法跻身于就学者的行列。这种人才资源的浪费令人扼腕叹息。让我们再举一个与此不尽相同的例子。英国是一个人口异常稠密的国家，所需食品大都依赖进口。从诸多视角分析，尤其是从战时安全的角度考虑，若能使我们的粮食更多地在国内生产，则福莫大焉。然而，人们尚未采取任何措施来使我们极其有限的土地得到有效的耕种。务农者主要系遗传选定，即他们通常是农夫的后代；剩下的则是那些自置田产的人，他们虽有一些资本，但未必懂得农业技术。众所周知，丹麦人的农业操作方法比起我们来更具生产力，但我们这里却不曾采取任何步骤去使我们的农夫了解他们的技术。我们应当坚持：凡获准耕种较多土地者，都须持有科学农业的文凭，就像司机须持有行车执照一样。世袭原则在政府中业已废除，但在生活的其他许多领域中仍在徘徊游荡。凡在它存在之处，就会助长它以前曾将公共事务导入的那种效率低下的现象。我们必须用两项彼此相关的规定取代这一原则：第一，凡未掌握必要技能者不得从事重要工作；第二，这种技能只应向那些渴望获得该技能且能力最突出的人传授，而完全不必考虑其父母的资产。上述这两项规定必能极大地提高工作效率，这是显而易见的。
因此，大学教育应被视为有特殊才能者的特权，那些虽有才能而囊中羞涩者在其求学期间应由公费维持。任何人若未通过能力测试则不得入校，任何人若未能有利地利用时间并使校方满意则不得留在学校。那种视大学为供富家子弟鬼混三四年的悠闲场所的观念正在消亡，然而这种观念正如查理二世[5]那样，到临终时还不会好好地断气。
当我说到大学里的青年男女不得懒散时，我还须立即作一补充，即对学业检测决不可依存于对制度的机械适应。在英国新建的大学中，强制学生去听那多如牛毛的演讲，是一种令人遗憾的倾向。赞同个人作业的论据在蒙台梭利学校的幼儿中被认为是充足的，那么，对于20岁的年轻人，尤其是当他们——如我们所假定的——是热情奔放、才华横溢的青年时，这方面的理由就显得更为充足。当我在大学读书时，我觉得那些演讲纯粹是浪费时间，我的多数朋友也都有同样的想法。的确，我们有点夸大其词，但并不十分过分。举办各种演讲的真正原因是表明那些是显要的工作，从而使得实业界人士乐意负担经费。如果大学教师采用最优教学法，实业界人士就会认为他们懒散，并会要求裁减教员。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由于声名显赫，所以还能在一定程度上采用正确的方法；但是新建的大学却不能与实业家对抗，多数美国大学也是如此。我主张在每学期开学伊始，教师应提供一个需要精读的图书书目，同时还应提供一个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的别种图书的扼要说明。教师应当设计考卷，这些考卷只有在机敏地领会书中的要点之后才能答出。教师应在学生答完考卷之后分别会晤学生。教师应每周或每隔一周抽出一个晚上，会晤那些希望与之见面的学生，和他们随意就或多或少与学业有关的问题进行交谈。所有这些做法与老牌大学的做法相去不甚远。如果学生选择自己命题，并与教师出的题目不同，但只要难度相当，可悉听尊便。根据试卷即不难判明学生的勤奋程度。(www.xing528.com)
然而有一点非常重要，即每个大学教师都应从事研究，并应有足够的余暇和精力去了解各国在自己学科领域的进展。在大学里教书，教学技能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对所执教学科的知识的掌握，以及对该学科的动态的关心。这对于一个为教学操劳过度且精疲力竭的人来说是不可能做到的。他所执教的课程很可能会使他感到索然无味，而他的知识几乎肯定会仅限于他年轻时所学到的东西。每个大学教师都应有休假年（每七年一次），以便到国外的大学进修，或通过其他方式获取外国最新学术进展的知识。这种做法在美国甚为流行，但欧洲各国却过度沉溺于知识上的矜夸，以致不承认有出国学习的必要。在这一点上，他们大错特错了。在剑桥大学教我数学的教师们几乎完全不曾接触过过去二三十年间欧洲大陆的数学；我在上大学期间从未听说过维尔斯特拉斯[6]的名字，只是后来出国旅行时，才开始和现代数学家有所接触。这并不是一种罕见或例外的现象。在许多时代的许多大学里，同样的现象可谓屡见不鲜。
大学里注重教学的人和注重研究的人之间往往存在某种对立情绪。这种情况的产生几乎可完全归咎为两个原因：一是对于教学的错误概念；二是有众多勤勉与能力均在修学条件所必须要求水准之下的学生却堂而皇之地在大学出没。旧式教师的观念仍在某种程度上存留于大学之中。持有这种观念的教师希望对大学生施加良好的道德影响，并希望向他们灌输旧式的和无价值的知识。人们大都知道这些东西虚假谬误，但又认为它们具有提高道德水准之功。不应告诫学生们读书，但若发现他们浪费时间，无论是由于懒惰还是缺乏能力，都应逐出学校。唯一能从强制性要求中获益的道德是工作的道德，余下的皆属于人生早期之事。迫使学生具有工作道德的办法是勒令不具有这种道德的人退学，因为他们显然还是去从事别的行当为宜。不应期望教师长时间忙于教学，而应让他们拥有充分的空闲从事研究，也应要求他们能合理地利用自己的闲暇。
当我们考虑大学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时就会发现，研究至少和教育同等重要。新知识是进步的主要原因，缺少新知识，世界将立即停滞不前。将己有知识广泛传播并扩展其应用范围，世界也能继续进步，但这种进步仅靠其自身是不可能持久的；即使对知识的追求是功利主义的，也缺乏自我支撑的功能。功利主义的知识需要通过非功利的调查研究来结出累累果实。这种研究仅在于希望更好地认识世界，舍此并无其他动机。一切伟大的进步起初都是纯理论的，只是后来才发现有实际应用之可能。即使有些卓越的理论永无实际用处，其自身的价值仍不可抹煞，因为认识世界乃是终极的利益（ultimate goods）之一。倘若科学和组织在满足身体的需要及消灭酷刑与战争两方面都取得成功，那么对知识和美的追求就会作为我们努力创造的愿望而长存下去，并不断地实施。我不希望诗人、画家、作曲家或数学家一心考虑其活动在实际世界的未来效果。他的心灵应当充满思绪，不过他不如去追求一种幻影，去抓住并长久地留住他起初曾在瞬间隐约看见的东西。对这种东西的爱是如此痴迷，相形之下，人世间的一切快乐都变得苍白乏力了。所有伟大的艺术和所有伟大的科学都是源于对那种起初虚无缥缈的幻象——一种向人们召唤，诱使人们舍弃安全与舒适而去忍受悲壮痛苦的奇美——表现的强烈冲动。凡怀有这种情感的人，决不会受功利主义哲学名缰利锁的束缚，因为人之变得伟大，全归功于这种热情。
【注释】
[1]英国的《改革法案》于1832年通过，主题是扩大下议院议员的选举人名额及扩大选区，以增强平民的代表性及发言权。但此法仍招致訾议，包括规定选举人都是男性，农村地区选举人有财产限制，大小选区过于悬殊等。——译者注
[2]英国的《谷物法》是指1815～1856年英国为保护国内粮食生产者（地主）的利益，抑制较为便宜的外国粮食进口而制定的进口关税法，包括《1815年进口法》(Impotation，1815）及《1846年进口法》（Importation Act，1846）。——译者注
[3]指19世纪英国在北美的13个殖民地为反对英国殖民地统治而进行的战争。英国战败，美国于1776年7月4日发表《独立宣言》。——译者注
[4]“酿酒专家”或可译为“具有教授身份的酿酒之人”。此句意思是：教授或学者得了商人的好处就会媚俗，从而脱离从事纯学术研究应持的客观立场。——译者注
[5]查理二世（Charles Ⅱ，1630—1685），英国斯图亚特王朝国王。在其父（查理一世）被革命势力送上断头台后，一直致力于封建王朝的复辟活动，复辟后亦以倒行逆施著称。——译者注
[6]维尔斯特拉斯（Weierstrass，1815—1897），德国数学家，现代函数论的创立者之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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