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素论教育：专业训练与普通教育的选择

在15岁那年的暑假结束后，我认为凡期望接受专业训练的男生或女生均可遂其心愿，且多数学生将受到这种待遇。但是对于那些未能作出明确选择的学生，还是延长接受普通教育的时间为宜。若遇有特殊情形，专业化分科也不妨提前一点。教育上的一切规则均可因特殊原因而进行变通。但我认为，作为一条通则，中等智商以上的学生应在14岁左右开始分专业，而那些中等智商以下的学生在任何学校都不应分专业，只有职业训练或可除外。

在本书中，我一直在抑制着不就职业训练发表任何意见，但我不相信这种训练应在14岁前开始，即使到14岁后，我也不认为职业训练应占去学生的全部在校时间。我不打算讨论职业训练应占多少时间，或是否所有学生或仅部分学生须接受这种训练的问题。它们牵涉经济和政治问题，二者与教育仅有间接的关系，而且并非三言两语所能讲清。因此，我将自己的讨论仅限于14岁以后的学校教育。

本人拟将学校课程分为三大类：（1）古典学科；（2）数学和科学；（3）现代人文学科。其中后者应包括现代语言、历史、文学。不管哪一类，学生在毕业前多少都要接受一些专业教育。至于毕业时间，我认为不应早于18岁。凡修古典学科者，必学拉丁语和希腊语，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有些人侧重前者，有些人着重后者。数学和科学开始应当齐头并进，但有些科学无须众多数学知识即可成绩斐然。事实上，许多著名科学家只是蹩脚的数学家。因此，我要允许16岁的男生或女生专修科学或专修数学，但未选中的那一门也不可完全忽略。上述意见也适用于现代人文学科。

有几种学科具有极大的实用价值，所有人都必须学习。其中包括解剖学、生理学、卫生学，不过以成人日常生活所需为限。这些学科或许应在较早阶段施教，因为它们与性教育自然相关，故尽可能在青春期前教授为宜。反对很早教授这些学科的理由是：在需要这些学科知识之前，它们已被忘却。我认为，唯一的解决办法是教两次，即先在青春期前简单地、提纲挈领地教一次，以后结合健康和疾病的基础知识再教一次。我还要说，每个学生都应懂得一些有关议会和宪法的知识，但教授该学科时务须注意，不得堕入政治宣传的泥淖。

比课程更为重要的问题是关于教学方法和教学精神。在这方面，主要问题是使学业充满趣味而不致变得太容易。准确而详细的研究应当辅以关于该研究一般特点的书籍及讲演，以资补充。在着手研究古代希腊戏剧之前，我要先让学生阅读吉尔伯特·默里^[1]或其他有诗人天赋的翻译家的译文。数学教学应有多种变化，偶尔还可通过讲演——关于数学发明的历史以及数学的这一或那一部分对于科学和日常生活的影响——的方式进行。讲演时还应暗示高等数学中可被发现的愉快事物。同样，对历史的详细研究也应辅以清晰的大纲，即使大纲中包括一些有争议的结论，也不妨采用。可以告诉学生这些结论是值得怀疑的，并可引导他们去深入探讨，以便对那些结论加以肯定或否定。至于科学，可以看一些介绍最新科研概况的流行读物，以便对特殊事实和规律所服务的一般科学目标有所了解。所有这些事情对于促进准确而精细的研究不无裨益，但若让它们取代了研究则是有害的。决不可鼓励学生抱有存在求知捷径的想法。这是现代教育的真正危险，可归因于人们对旧式严格训练的反动。旧式严格训练中的智力作业并不坏，坏的是那种扼杀智力兴趣的做法。我们必须设法保证艰苦的工作，但要采用有别于旧式惩戒性的方法。我认为这不是不可能的。人们在美国可发现这样的人，他们在大学生时代虽然显得懒散，但进入法学院或医学院后^[2]就会勤奋起来，这是因为他们终于可从事那种能激起他们兴趣并认为重要的工作之故。此即问题的实质所在：让学生感到所学的东西重要，这样他们便会用功。但你若将作业变得过易，则他们几乎会本能地知道你没有给他们真有价值的东西。聪明的男女儿童都喜欢在难题上试验他们的头脑。如果教授得法并消除恐惧，许多现在看来似乎愚蠢和懒散的男女儿童都会变成聪明的学生。

在整个教育期间，应尽可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蒙台梭利女士已经指明如何在幼儿身上调动积极性，但是对于较年长的儿童，则需要不同的方法。我想，进步的教育家一般都认可以下主张，即个人作业的时间应远比传统奉行的为多，而课堂教学的时间则应远比传统奉行的为少，不过这种个人作业应在有许多男女生从事同样工作的屋子内进行。图书馆和实验室应当够用且宽敞。学生工作日的相当部分应用于自愿的自修（self-directed）学习，但他们须就自己正在研究的事项写一份报告，附记所获得一切知识的概要。这将有助于记忆，使读书目标明确，而不是杂乱无章，并为教师提供了在任何个案中都必需的、正好适量的控制权。学生越聪明，所需要的控制就越少。对于那些不太聪明的学生，必须给予大量的指导。但是即使对于此类学生，也应采取提示、询问、鼓励的方式，而不可以命令取代。然而，也应有指定的主题，并通过为学生提供确证某种规定题目的材料，并以有条不紊的予以阐述的方式进行练习。

除了正课之外，还应鼓励男女学生对政治、社会乃至神学方面有争议的重要时事问题产生兴趣。应鼓励学生了解争论各方对这些问题所持意见，而不仅仅听从于正统一方。有的学生强烈支持一方意见，应告诉他们如何发现足以支持自己观点的事实，并应安排他们和那些观点相反的学生辩论。以确认真理为目标而严肃举行的辩论是极有价值的。在辩论中，教师应当学会不偏向任何一方，即使他（或她）有明确的意见。如果几乎所有学生都持同一种观点，教师就应反其道而行之，并且说明这只是基于辩论的需要。此外，教师的角色应仅限于纠正事实上的差错。通过这种方式，学生便能学会将讨论作为确证真理的手段，而不是作为以口舌取胜的竞赛。

倘若我担任招收较大男女儿童学校的校长，我会认为无论回避或宣传热点问题都是不可取的。正确的做法是让学生感到，他们所受的教育足以适合于他们去处理世界为之激奋的问题。这会使之产生一种感觉：学校教育与现实世界并不脱离。但是，我不会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学生。我所要做的是将对实际问题所持科学态度的理想悬于他们眼前，我期望他们能够拿出确实是论据的论据和确实是事实的事实。这种习惯在政治上尤为可贵，但也尤为稀少。每个激进的政党都会制造一个神秘的大茧，政党的灵魂即平静地蛰伏其中。激情往往扼杀理智；反之，对知识分子来说，理智也往往扼杀激情。我的目的是要避免这两种不幸。激情若不具有破坏性，将甚为可取，而在同样的条件下，理智也会令人愉悦。我希望基本的政治激情是建设性的，并且我要努力使理智服务于这种激情。然而这种服务必须是真诚、客观的，而不能只是梦幻世界的空想。当现实的世界不足以令人宽慰时，我们大家都倾向于到想象的世界中寻求庇护，因为在那里我们无须艰苦努力便能满足自己的欲望。此乃癔病的实质，也是国家主义的、神学的以及阶级的神话之源泉。它体现了现代世界中几乎普遍存在的人性弱点。与人性中的这一弱点作斗争应成为后期学校教育的目标之一。与其斗争的方法有两种，二者均属必要，虽然在某种意义上彼此对立。一种方法是提升我们在现实世界里能有何种作为的感受性，另一种方法是使我们对何种现实才能消除我们的幻想更为敏感。这两种方法都体现在须客观而非主观地生活这一原则中。

体现主观性的古典实例是堂·吉诃德^[3]。他第一次制作头盔时，试验过那头盔的抗击打能力，并将它打变了形；第二次他未做试验，但却“认定”那是一个极好的头盔。这种“认定”的习惯支配了他的一生。凡拒绝正视不愉快事实的行为，都属于同一类型；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具有堂·吉诃德的特点。如果堂·吉诃德曾在学校里学习过制作真正优质的头盔，又如果他周边的人都拒绝“认定”他所愿意相信的事物，那么他的所作所为就必定大不相同了。习惯于生活在幻想中，这在幼儿期是正常的，因为幼儿具有非病态的柔弱无力。但随着成人生活的来临，他们也必须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幻想除非迟早能变为现实才有价值。男孩子在纠正其他男孩纯属个人的主张方面，是值得赞赏的。在学校里，一个人要在与同学的关系上持有关于自己权力的幻想，殊为不易。但是制造神话的能力依然活跃在其他方面，并且常常得到教师的合作。认为自己的学校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一所，自己的国家是永远正确及所向披靡的，自己的社会阶层（如果他是富人的话）要优于任何其他阶层，凡此种种，都是不可取的神话。然而正是此类神话，使得我们相信自己拥有优质的头盔，事实却是他人的军刀能将它劈成两半。由此，这些神话助长了怠惰，并最终导致灾难的降临。

和许多别的事例一样，要纠正这种心理习惯，必须通过理智地预测灾祸来取代恐惧。恐惧使得人们不愿正视实在的危险。为主观性所支配的人若在半夜被“救火”的呼声惊醒，他可能会自作结论是邻舍失火，因为自家着火的事实过于令人恐惧，然而他也许会因此而丧失逃生的机会。当然，这种情形只会发生在病态者的事例中，但在政治上，类似的行为却屡见不鲜。恐惧作为一种情绪，在所有那些唯有思考才能发现正确途径的事例中，会使我们陷入万劫不复之境。因此，我们需要能毫无畏惧地去预测灾祸的可能性，并运用我们的智慧去达到避免那些并非不可避免的不幸目的。倘若遇到实在不可避免的灾祸，则唯有以纯粹的勇气去对待，但这不是我现在所要讨论的话题。(www.xing528.com)

关于恐惧，我不想重复我在前一章所说过的话；我现在所关心的，只是在智力范围内作为真实思想障碍的恐惧。在这一范围内，在年轻时克服恐惧远比在后来生活中去克服来得容易，因为和一个生活是以某些假定为基础的成人相比较，一个男孩或女孩观念的改变则不大可能带来严重的不幸。由于这一原因，我要在年长一点的男孩子中鼓励养成智力辩论的习惯，即使他们对我奉为重要真理的东西质疑问难，我也不会在他们的进程上设置任何障碍。无论是正统观念还是异端邪说，都不是我的教学目标，我应取的目标是教会学生思考。我将绝不以牺牲理智来维护那种臆造的道德利益。人们普遍认为，传授道德便需要灌输虚伪。在政治上，我们隐瞒本党著名政治家的恶德败行。在神学上，我们若是天主教徒，就要隐瞒教皇的罪恶；我们若是新教徒，就要隐瞒路德和加尔文的罪恶。^[4]涉及性问题时，我们在年轻人面前总是不顾事实，妄说美德甚为普遍。在世界各国，某些被警方视为不合适的事实，即使连成年人也不允许知道。英国的检查官不允许戏剧真实地表现生活，因为他认为民众只能用欺骗的手段引入道德之境。所有这些态度都隐含着某种弱点。无论事情原委如何，都先得让我们了解真相，然后我们才能理性地行动。大权在握者要对属下的奴隶隐瞒真情，以便他们可被误导，不知自身权益何在，这种做法不失为“睿智”之举。然而不那么明智的做法，是所谓民主国家也情愿制定旨在防止全国民众了解真情的法律，这是集体的堂·吉诃德主义，他们决意不愿让别人告知自己的头盔比他们所希望相信的差。这种可怜的畏缩态度是自由男女所不应有的。在我的学校中，决不应存在任何形式的求知障碍，我要通过正确培养情感和本能——而不是通过谎言和欺骗——的途径来寻求美德。在我所期望的美德中，既无恐惧又无限制的求知乃是实质的要素，若缺乏这一要素，剩余者就无多少价值可言了。

我所说的话可以一言以蔽之，即我要培养科学的精神。许多著名的科学家在其专业领域之外缺乏这种精神，我要努力使这种精神渗透到一切领域。科学精神首先要求具有发现真理的愿望，这种愿望愈强烈愈好。此外，科学精神还包括几种智力上的特性。开始必然是不确定的，然后根据证据而作出决定。我们决不可预先设想：证据将会证明的事物我们全已知晓。我们也决不可满足于懒惰的怀疑主义，这种态度认为客观真理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一切证据未必具有充分的说服力。我们应当承认，即使是我们最有根据的信仰或许也有“部分”修正的必要，然而真理既然是用人类力量去求取，故只是一个程度问题。现在我们关于物理学的信念，与伽利略以前的时代相比肯定会大大减少谬误。我们现在关于儿童心理学的认识，较之阿诺德博士的水准也必然更接近真理。在每一学科中，进步的取得都是由于以观察取代先入之见和情感的结果。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最初的不确定才显得如此重要。因此，必须教会学生懂得这一道理，同时还必须教他们掌握整理证据所需要的技能。在我们的世界里，争长竞高的宣传家们正在不断地为虚假的宣传摇旗呐喊，引诱我们用药丸毒害自己，或用毒气互相残害。在此情况下，批判性的思维习惯是异常重要的。面对反复重申的主张而轻信盲从乃是现代世界可诅咒的现象之一，学校应尽其全力预防此类现象的发生。

在整个求学期间，应具备智力探险的意识。规定的作业完成之后，应给学生提供机会，让他们发现令自身亢奋的事物，因此，规定的作业不可过于繁重。无论何时，该受嘉奖时必须予以嘉奖，犯了错误亦须指出，但却不应非难。决不应让学生为他们的愚笨感到羞耻。教育上的巨大鞭策是让学生感到有成功的可能。令人厌烦的知识没有多大用处，而用急切的心情同化的知识却能成为永久的财产。务必让你的学生对知识与实际生活的关系清晰明了，还要让他们了解怎样用知识来改造世界。要让教师永远显得是学生的同盟者，而不是他们的自然的敌人。只要在人生早期受过良好的训练，这些训诲足以使求知成为绝大多数男女儿童兴高采烈的工作。

【注释】

[1]吉尔伯特·默里（Gilbert Murry，1866—1957），英国古典学者，曾翻译过许多古代希腊戏剧名作。——译者注

[2]指专业分得较细的研究生学习阶段。——译者注

[3]堂·吉诃德（Don Quixote），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Saavedra，1547—1616）的小说《堂·吉诃德》中的主人公，其性格特点是脱离实际，完全生活在幻想之中。——译者注

[4]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加尔文（Jean Calvin，1509—1564），分别为新教主要教派路德派及加尔文派的领袖。路德于1517年引发了宗教改革运动。他们的主要活动是顺应历史潮流的，但也有过一些罪错，如残酷迫害自然科学家等。——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