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爱游戏是幼小动物——不论是人类还是其他动物——最显著的、易于识别的特征。对于儿童来说，这种爱好是与通过装扮（pretence）而带来的无穷的乐趣形影相随的。游戏与装扮在儿童时期乃是生命攸关的需要，若要孩子幸福、健康，就必须为他们提供玩耍和装扮的机会，至于这些活动的更进一步的用途此处姑且不论。就此而言，有两个与教育相关的问题：第一，在提供机会方面，家长和学校应当做些什么？第二，在增加游戏的教育作用方面，他们还应做些什么？
让我们首先简要说说游戏时的心理。格罗斯对此已有详尽的论述，前章的威廉·斯滕在其著作中对此也作了较为简短的讨论。
关于此事，有两个各不相关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涉及产生游戏的冲动；第二个问题涉及游戏的生物作用。后一个问题是比较容易解答的。似乎没有理由怀疑这样一个已取得共识的理论，即在游戏中，任何种类的幼小动物都是在练习及实践那种在将来它们必须全心全意地去从事的活动。除了不是真咬以外，小狗的游戏与大狗的打斗（dog-fight）完全相同。小猫的游戏颇为类似大猫对老鼠的行为。儿童喜欢模仿他们所见过的工作，如建筑或挖掘。这种工作在他们看来越是重要，他们就越喜欢通过游戏加以模仿。凡是能使他们增强新的肌肉能力的活动，如跳跃、攀登，或是沿着狭窄的木板向上行走——切记这种作业永远不可太难——他们都会喜欢去做。虽然这能大体上说明游戏冲动的作用，但决不意味着已将其所有表现形式包罗无遗。因此，目前也决不意味着已对游戏的冲动给予了心理学的分析。
有些精神分析学家企图在儿童的游戏中看出性的象征。我确信，这是彻头彻尾的空想。儿童期的本能冲动主要不是与性有关的，而是成为大人的欲望，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获得权力的意志（will to power）。[1]与成人相比，儿童深感自己软弱无力，因此希望能成为与之匹敌的人。我还记得当我的儿子得知有一天他会成为大人，而且我也曾是小孩时，他是如何欣喜若狂。人们不难看出，通过成功乃是可能的体认，就能激发努力。正如模仿的行为所表明的那样，从很小开始，孩子就希望做大人所做的事情。一个孩子有兄姊对他是大有裨益的，因为他们的目的能够被理解，他们的能力也不像成人的那样难于达到。自卑感在儿童身上是非常强烈的；如果儿童一切正常，并且受到正确的教育，自卑感便能激发努力，但如果他们受到压制，则自卑感就可能成为烦恼之源。
在游戏中，我们有两种获得权力意志的形式：一种存在于学习做事之中，另一种存在于幻想之中。正如遭受挫折的成人也许会沉溺于具有性意味的幻想一样，正常的儿童也会耽于具有权力意味的装扮。他们喜欢装扮成巨人、狮子或火车；他们希望通过装扮引起他人的恐惧。当我给儿子讲了《巨人的杀手杰克》（Jack the Giant Killer）[2]的故事之后，我试图让他认同杰克，但他却决意选择了巨人。当他母亲给他讲了《蓝胡子》（Bluebeard）[3]的故事以后，他坚持要当蓝胡子，并且认为蓝胡子的妻子不肯俯首帖耳，确实应予严惩。在他的游戏中还出现过砍下女人头颅这样残忍的场面。弗洛伊德学派会将此说成是性虐待狂（sadism），但他对装扮成一个吞吃小男儿的巨人，或是一辆牵动重载的机车，感到同样的快乐。权力而非性欲是这些装扮中的共同成分。一天，当我们散步返回时，我显然是以一种开玩笑的口吻对他说，也许会有位名叫蒂德利温克斯的先生占据了我们的家，而且可能不准我们进屋。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常站在门口，装扮成蒂德利温克斯，并命令我到别人家去。在此游戏中，他所感到的乐趣真是无穷无尽。显然，令他着迷的是权力的虚拟。
然而，若认为追求权力的意志乃是儿童游戏的唯一源泉，则未免过于简单化。他们还喜欢假装害怕，也许是因为知道就是这种假装反而会增加他们的安全感。有时我装扮成鳄鱼去吃我的儿子。他的尖叫惊吓声是那样真切，我停下来，以为他真的吓坏了。但我刚一停下，他就说：“爸爸还装鳄鱼。”装扮的乐趣中的相当部分纯属戏剧性的欢乐，和成人喜欢小说、戏剧是一回事，我认为所有这些活动都含有好奇的成分：通过装扮熊，孩子会觉得他似乎会真的了解熊。儿童生命中各种强烈的冲动都会在游戏中有所反应，权力在游戏中所占的支配地位不过是与它在欲望中所占的支配地位相等而已。
说到游戏的教育价值，对属于可增加新的才能的那种，人人都予以称道；但对属于装扮的那种，许多所谓现代人则投以怀疑的目光。在成人生活中，幻想（day-dream）已被公认为多少属于病态的表现，被认为是在现实领域中个人努力的取代品。幻想所蒙受的耻辱有些也波及儿童的装扮，我认为这是完全错误的。蒙台梭利派的教师不喜欢儿童将教具当做火车、轮船或其他的物品，称之为“混乱的想象”。他们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儿童所做的并不是真的游戏，即使是儿童自己，也可能看不出别的意义来。蒙台梭利教具能给孩子带来欢乐，但其目的是教学，娱乐只不过是教学的手段而已。然而在真正的游戏中，娱乐则是主导的目的。如果借口反对混乱的想象，并延用到真正的游戏中，在我看来，则未免有点不着边际了。这也适用于对给儿童讲仙女、巨人、女巫以及魔毯等故事的指责。我对于真相的禁欲者就像对于其他种类的禁欲者一样，难以表示同情。人们常说，孩子分不清化装与真相的区别，但我几乎看不出可以相信这种说法的理由。我们都不相信哈姆雷特真有其人，但若有人在我们欣赏这部话剧时不断地提醒我们注意这一事实，我们定会觉得讨厌。同样，儿童也会对所谓“真相”的生硬的提醒者感到厌恶，然而他们是决不会被他们自己的装扮所欺骗的。
真相是重要的，想象也是重要的，但是想象在个体的历史中正和在人类的历史中一样，较早就开始发展。只要孩子肉体上的需要能够得到满足，他们就会觉得游戏要比现实有趣得多。在游戏中，他是国王。的确，他统治其领土的权力超越了尘世间任何君主的权力。在现实中，他必须按时就寝，还得遵守一大堆令人厌烦的成训旧规。当缺乏创意的成人轻率地干扰他所布置的舞台景物（miseen-scene）时，他会勃然大怒。当他砌成了一堵墙，即使是最大的巨人也无法攀登的城墙时，如果你漫不经心地迈了过去，他的愤怒就会像罗慕路斯对雷穆斯一样。[4]既然与其他人相比孩子的孱弱是正常的，而非病态的，明白这一道理，即不难理解：儿童用幻想来弥补现实之不足也是正常的，而非病态的。他们的游戏不是在虚度光阴。有人认为这些时间若改做他用，则可能更为有益；如果孩子所有的时间都必须用做严肃的追求，那么他们的精神很快就会崩溃。对于一个沉迷于梦幻的成人，也许可以告诉他要自己努力，以期实现其幻想。但对一个孩子来说，他尚不能实现那些他本该具有的幻想，他不会视幻想为现实永久的替代品。恰恰相反，他会热切地希望一旦时机成熟，就将幻想变成现实。
若将真理和事实混为一谈，则是一种危险的错误。我们的生活不仅受事实支配，而且也受希望支配；那种只注重事实而不及其余的真实性是对人类精神的桎梏。只有把幻想当做改变现实的努力之懒惰的替代品时，它才应遭受谴责。当幻想为一种刺激物时，它在体现人类理想方面，正在执行一项极其重大的使命。扼杀童年期的幻想就是使儿童成为现状的奴隶，成为拴在地上的生灵，从而不能指望他们去创造天堂。
你也许会说，此话不假，但是这与巨人吃小孩或蓝胡子砍下他妻子的头颅又有什么关系？这些事情在你的天堂中会出现吗？想象不是必须净化及升华才能服务于任何高尚的目的吗？作为一个和平主义者，你怎能允许你那天真的儿子以杀人之念为乐呢？你怎能证明那些从人类必须超越的野蛮天性中所派生的快乐是正当的呢？我想，谅必读者都已感觉到这一切疑问。此事是重要的，因此我要尽力说明我之所以坚持不同观点的理由。
教育存在于对本能的教化（cultivation of instinct），而不是存在于对本能的压制（suppression）。人的本能是异常模糊的，可以用很多方法予以满足。其中大部分为了获得满足，需要某种技能。板球和棒球能够满足同一种本能，但是一个男孩要玩的总是他学过的那种。因此迄今为止，教授的秘诀体现在品性中，就是向人们提供那类能引导他们有益地利用本能的技能。孩子通过将自己视为蓝胡子而获得原始满足的权力本能，在后来的生活中，可通过科学发明、艺术创作、培养教育杰出儿童或其他无数有益的活动中之一项，而获得高尚的满足。如果一个人所知道的唯一事情是如何打仗，他的获得权力的意志就会使他以作战为乐。但倘若他还有别的技能，那么他就会通过其他方式来获得满足。然而，如果他还是一个孩子时，他的获取权力的意志就在萌芽状态中被扼杀，他将会变得无精打采，懒懒散散，既不为善，也不作恶。他将是一个“无论神灵或仇敌都不会喜欢”（a Dio Spiacenti ed a'nemici sui）的人。[5]这种懦夫的善良不为世界所需要，也不是我们应当努力在我们的下一代身上培养的。当孩子尚幼，不能闹出大的祸害时，他们却在想象中过着远古时代野蛮祖先的生活，这在生物学上是很自然的事情。如果你能使他们获得较为高尚的满足所必需的知识和技能，就不必担心他们会停留在此水平上徘徊不前。在我的孩提时期，我很喜欢翻跟头。现在我不再做这种事了，尽管我并不认为翻跟头有什么不好。同样，以装扮蓝胡子为乐的儿童将来也自会超越这种嗜好，并学习以其他方式寻求权力。如果儿童的想象力在孩提时期能够通过适合这一阶段的刺激而保持活跃，那么在以后的岁月中，当它能以适合成人的方式进行活动时，它继续保持活跃的可能性则要大得多。在道德观念无法激起反响，且无须用道德观念来约束行为的年龄段，强行灌输道德观念是无益的。唯一的结果是引起厌恶，以及当那些同样的道德观念日后也许能发生效力时，儿童反倒对它无动于衷。儿童心理的研究在教育上之所以如此至关重要，原因虽有种种，而这便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儿童后期游戏不同于早期游戏的原因是基于这一事实，即它们增加了竞争的性质。最初，儿童的游戏是孤独的，婴儿很难加入其兄姊的游戏。但是集体游戏要比单独游戏有趣得多，一旦集体游戏成为可能，单独游戏便会很快停止。英国上流社会的教育始终赋予学校里的游戏以巨大的道德意义。在我看来，英国人的这种传统观点未免有夸大之嫌，虽然我并不否认游戏确有某些重要价值。只要不是过于专门化，游戏对于健康是有益的。如果对于特殊的技能过于称道，那么最好的运动员就会运动过度，剩下的人就只得退做观众了。游戏能教男女儿童毫不惊慌地忍痛耐苦，欣然地经受极度的疲劳。但是人们提到游戏时所宣称的别的益处，在我看来多属幻觉。有人说游戏能教人合作，其实它只是以竞争性的形式教人合作而已。这种形式的合作仍是战争所需要的，而不是工业或正确的社会关系所需要的。科学已使合作取代经济及国际政治的竞争在技术上成为可能，与此同时，科学也使竞争（以战争的形式）比以前危险得多。由于这些原因，培养合作事业观念（idea of cooperative enterprises）——依据此观念，“敌人”是自然界，而不是有胜利者与被征服者的竞争事业——遂成为较之以往时代更为重要的任务。我不想过多地强调这一问题，因为竞争在人类乃是自然的、必须有所表现的形式，只不过除了游戏及体育比赛以外，很难找到更为健康的形式罢了。这是不可取消游戏的正当理由，但若将游戏捧为学校的主课，此理由就未必妥当了。让孩子们游戏是因为他们热爱此项活动，而不是因为游戏被当权者视为——如日本人所宣称的——“危险思想”的解毒剂。[6](www.xing528.com)
关于战胜恐惧及培养勇气的重要性，我在上面一章里已经说得颇为详细。然而，勇敢与残忍绝不可同日而语。残忍是以将本人的意志强加于人为乐，勇敢则是对个人的不幸不动声色。倘若有机会，我愿教男女孩子们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控制一叶扁舟；教他们从高处跳下，潜入水中。我还要像盎得尔地方的桑德森（Sanderson of Oundle）[7]所做的那样，教儿童制造机械，并在科学试验中敢冒风险。总之，只要可能的话，我要以无生物的自然界为竞争对手，在这种竞争中追求权力的意志也能像在与人的竞争中那样得到满足。较之打板球或踢足球的技能，这样获得的技能更为有用，并且所发展的性格会与社会道德更为和谐一致。姑且抛开道德的品质不谈，狂热地崇尚体育即含有轻视智慧的意味。由于愚昧，也基于当局不重视或不促进智力发展这一事实，大不列颠正在丧失其工业地位，也许还将丧失它的帝国。所有这一切都是与对体育运动的极度重要性持有狂热信念相关联的。当然，如深入分析，即不难看出：将年轻人的体育成绩作为确定其价值的标准，实为一个征兆，即表明我们普遍不懂得要掌握必须的知识及思想去支配复杂的现代世界。关于这个问题，后面还要详细讨论，所以此处不拟多言。
学校里的游戏还有另一特点，这一特点通常被认为是好的，但从总体上说，我的意见正好与此相左，我指的是游戏助长团队精神（esprit de corps）的效力。团队精神为当权者所喜爱，因为它能使当权者利用邪恶的动机去从事被认为是良好的行动。若要人们努力，那么这种种努力通过激发人们凌驾其他团体的欲望便可轻易奏效。困难的是，无法为非竞争的努力提供动机。竞争的动机是多么深入地侵蚀到我们的一切活动中，的确令人吃惊。如果你希望说服某市改善保护儿童的公共设施，你就得指出附近某市的婴幼儿死亡率较低。如果你希望说服某制造商采用一种显然是改良过的新工艺，你就得力陈竞争的危险。如果你希望说服陆军部（War Office），使之明了掌握一些军事知识对于高级指挥官乃是需要的——但是却断难奏效，即使在战败的恐惧流行时，也很难办到，因为“绅士”的传统是那样的根深蒂固。[8]为建设本身而促进建设，或使人们热心于有效率地从事他们的工作，即使无人会因此而受到损害，毕竟还是会一事无成。我们的经济制度较之学校的游戏，与此具有更多的关系。但是学校里现存的游戏体现着竞争精神。若要以合作的精神取而代之，则必须对此加以改变。但若展开讨论这个问题，势必将使我们远离主题。本人不是在讨论美好国家的建设，而是讨论在现有的国家中，在可能的情况下，美好个人的培养。个人的改善与社会的改善必须并行不悖，但笔者在论述教育问题时，特别关心的是个人。
【注释】
[1]参见卡麦隆博士（Dr.H. C. Cameron）著：《神经质的儿童》，第3版，牛津，1924年，第32页。——作者原注
[2]也可译为《杀死巨人的杰克》。它是英国民间文学及历史上的著名传说。关于巨人的杀手杰克的传奇约于10世纪产生于英格兰西南部的康瓦尔郡（Corwall）。当时人们生活在对巫术及妖魔鬼怪的恐惧之中。此传说的问世显然反映了民众征服不可知超人外力的一种愿望。——译者注
[3]蓝胡子是法国民间故事中一个连杀六妻的恶人的绰号。——译者注
[4]罗慕路斯（Romulus）及雷穆斯（Remus）为古代罗马传说中的一对孪生子。据传，他们小时被父母抛弃，由母狼养育，成人后两人一起缔造了罗马城。当罗慕路斯建造城墙时，雷穆斯一脚跨过，引起罗慕路斯的愤怒，并将其杀死。——译者注
[5]这段拉丁语引自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作家但丁的《神曲·地狱篇》第3章。——译者注
[6]当时日本政府视马克思主义等革命思想为“危险思想”，并提倡“思想善导”以对抗其传播。鼓励运动游戏即为“思想善导”的具体方法之一。——译者注
[7]“盎德尔”全称“盎德尔公学”（Ounder School），位于英格兰北汉晋郡。据说该校以培养天才著称。“桑德森”是人名，全称Fredrick William Sanderson。他在20世纪初曾任该校校长，厉行类似新教育或进步教育的改革。——译者注
[8]参见费迪南德·图伊上校（Captain Ferdinand Tuohy）著：《秘密军团》，默里，1920年，第6章。——作者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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