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考察如何施教之前，最好首先对我们所欲取得的成果有一明晰的观念。阿诺德博士向往“谦卑”（humbleness of mind），这是亚里士多德[1]所谓的“豁达之士”（magnanimous man）所不曾具有的一种品质。尼采[2]的理想是非基督教的，康德[3]的理想同样如此。虽然基督欣赏博爱，康德却教导人们说，以博爱为动机的行为并非真正的美德。即使人们对于美好品性的构成要素达成共识，但他们对于各要素的相对重要性仍可能见仁见智。人们或注重勇气，或注重学识，或注重仁慈，或注重正直。有些人，例如老布鲁图斯[4]，将对国家的义务放在对家庭的情爱之上；另有一些人，例如孔夫子，则将家庭情感置于首位。所有这些分歧将导致教育上的多元化。首先我们必须对我们所欲培养的人才类型持有某种观念，然后才能对我们认为最优良的教育持有明确的意见。
诚然，一个努力的结果与自己所定目标南辕北辙的教育家也许是愚不可及之人。乌利亚·希普[5]是慈善学校中所谓谦恭课程教学的产物，该类课程的效果与其初衷简直大相径庭。但就大体而言，教育家中那些能力最强的佼佼者还是获得了可观的成效。例如，中国的文化人、现代日本人、耶稣会教士、阿诺德博士以及美国公立学校政策的主持人等，都可提供证明。所有上述人士通过他们各自的方式都取得了极为可观的业绩。他们各自所定的目标固然迥异，但基本上都实现了初衷。在决定我们应当具有何种教育目标之前，对上述不同的制度花费一点时间去加以探讨也许是值得的。
传统的中国教育在若干方面与鼎盛时期雅典的教育颇为相似。雅典的男童被要求从头至尾地背诵《荷马史诗》[6]，中国的男童则被要求完整地领会儒家的经典著作；雅典人通过一些外部的仪式接受尊崇神灵的教诲，但对从事自由的知识学问的探讨不曾设置任何障碍。同样，中国人也要学习与祖先崇拜有关的若干礼仪，但并不意味着非得接受那些礼仪所包含的信仰。温文尔雅的怀疑主义乃是受过教育的成人所应具有的态度，即任何事情都不妨商量，但若作出断然定论，则被视为浅薄粗俗。各种不同的观点应该这样处理，如放在餐桌上心平气和地讨论，而不应成为人们争斗不已、互相攻击的起因。卡莱尔（Karlyle）称柏拉图[7]为即使在天国里也会显得悠然自得的“高贵的雅典绅士”。这种“在天国里也会显得悠然自得”的风范在中国的圣贤中也可见到，但作为一种常规，在基督教文明所产生的圣贤中却难于一睹此类风采，除非他像哥德[8]那样深受古希腊精神的熏陶。雅典人和中国人一样，都希望享受人生，并且都具有因细腻入微的美感从而变得高雅的鉴赏力。
然而，在这两种文明之间也存在极大的差异。泛泛说来，产生差异或可归因于希腊人意气风发（energetic），而中国人则懒懒散散（lazy）。希腊人将其精力专注于艺术、科学和相互杀戮上。在所有这些领域他们均取得史无前例的成就。政治抱负及爱国主义使希腊人的精力有了实际的用武之地：当一名政治家被放逐时，他会召集一批流亡者去攻打他本国的城池。而当一名中国官员被免职时，他就只会归隐山林，通过吟诗赋词，描写田园生活的乐趣而自娱。因此，希腊文明系祸起萧墙，自我毁灭，而华夏文明则只能为外力所亡。[9]然而这些差异似乎也不能完全归因于教育，因为儒教在日本从未产生过中国文人所特有的消极而文雅的怀疑主义，只有京都的贵族——他们曾形成冯堡一圣杰门派[10]——或可除外。
中国的教育产生了安定与艺术，但却不能产生进步或科学。或许可将此视为怀疑主义所期待的结果。热烈的信仰能产生进步，亦能产生灾难，但却不能产生安定。科学即使在攻击传统的信仰时，仍保持自身的信念，因此在文人学士的怀疑主义的氛围中举步维艰。在一个为现代发明所统一的好战的世界里，活力乃为民族自我保存所必需。而缺乏科学，民主也是不可能的。华夏文明仅限于少数受过教育的人，希腊文明则立足于奴隶制基础之上。由于上述原因，中国的传统教育已与现代世界极不相称，且已为中国人自己所抛弃。18世纪有教养的绅士在某些方面与中国文人相似，因此基于相同的原因，此类教育也变得不可行了。
现代的日本提供了世界列强中一种最为显著的趋势的例证，即以国家的强大为教育的最高目的。日本教育的宗旨是造就公民，这些公民通过情感的培训而不惜为国家肝脑涂地，通过对知识的孜孜追求而成为国之良才。对于追求上述两个目标所采取的手段，本人无法大加称颂。自从培里[11]将军的舰队抵达之后，日本人一直处在异常艰难的自保的窘境之中。除非我们被告之，自保本身该遭谴责，否则，他们的成功便为其所用方法之有效提供了明证。[12]但只有生死攸关的处境才能容忍他们的教育方法。倘若并不存在迫在眉睫的灭顶之灾，任何民族使用这种方法都将受到责难。即使是大学教授也决不可表示非议的神道教[13]，也包含着与《创世纪》一样令人疑窦丛生的历史；在日本的神学专制面前，即使是代顿审判案[14]，也会显得小巫见大巫，自愧不如了。此外，还有与此相同的伦理上的专制；民族主义、孝道、天皇崇拜等都是决不可非议的。这样一来，许多方面的进步都显得异常艰难。这种专横制度的最大危险是：它可能会引发革命，以作为进步的唯一方法。这种危险是现实的，虽然未必立即发生，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为教育制度所导致。[15]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现代日本的弊病与古代中国的弊病正好相反。中国的文人墨客显得过分多疑和懒散，而日本的教育产品又显得过分教条及强悍。不管是顺从怀疑主义或顺从教条主义，都不是教育所应产生的态度。教育所应产生的是这样一种信念，即知识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获得的，虽然不会没有困难；在任何特定时间里被认作是知识而加以传递的东西也许会含有或多或少错误的成分，但只要小心在意，勤奋不辍，那些错误是可以纠正的。当我们根据信念去行动时，我们应当极为小心谨慎，尽管如此，我们仍应根据信念去行动。这种心态很难表述，它需要有高度的修养，而力避情感的衰退。这样做虽然困难，但并非不可能。实际上，这是一种科学的态度。知识犹如其他珍品一样，获取固然不易，但并非不可能。教条主义者忘记了其中的困难，怀疑论者否认任何可能性。二者立论均属不当，其错误如果广泛传播开来，则将导致一场社会动乱。
耶稣会[16]会士就像现代日本人一样，也犯有一个明显的错误，那就是使教育服从一种机构——在他们的事例上是天主教教会——的利益。他们所主要关心的并不是个别学生的利益，而是要把学生造就成可为教会谋利益的工具。如果我们接受他们的神学，我们便不会非难他们，因为从地狱中拯救灵魂毕竟比对尘世间的任何关心都更为重要，况且只有天主教会才能办成此事。但是那些不肯接受这种教义的人却要依据其结果来对耶稣会的教育作出评价。诚然，有时教育的结果完全违背了人们的初衷，正如乌利亚·希普的事例。此外，伏尔泰[17]也是耶稣会教法的产物。但总的来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所希望的结果还是实现了：反宗教改革运动的兴起及法国新教教会的瓦解应主要归因于耶稣会的努力。为了达到这些目的，他们使艺术偏于伤感，使思想流于肤浅，使道德趋于放任，到头来，需要法国革命的狂飙将他们所制造的污泥浊水一扫而光。在教育方面，他们的罪行表现为：其所作所为并非真的出自对学生的爱护，而是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
迄今为止，在英国公学[18]中一直保留的阿诺德博士的制度具有另一种缺点，即它是贵族化的教育。其目的是为本国或帝国版图内的海外属地培养一批执掌权力的高官显贵。贵族政治若要苟延残喘，必须具有某些长处。这些美德理应在学校里培养。所造就的人才应当精力旺盛，不畏艰苦，体格强健，信念坚定，严明正直，以及确信自己在世上承担重要的使命。令人惊叹的是，这些目的均达到了，但理智却被牺牲了，因为理智也许会产生怀疑；同情心也被牺牲了，因为同情心也许会对统治“劣等”民族或劣等阶级造成妨碍。于是人们基于强硬而牺牲仁慈，基于坚定而牺牲想象。在一个静止停滞的世界里，可能导致的结果也许是一个永恒的、具有斯巴达式优缺点的贵族政治。[19]但是贵族政治已经过时，即使是最睿智贤明的君主，民众也不愿意再对他们顶礼膜拜，俯首帖耳。于是，君主被迫实行暴政，而暴政又进一步激起反叛。现代世界的错综复杂增加了对才智的需求，而阿诺德博士却在那里宣传牺牲才智以求“道德”。滑铁卢之战[20]或许会在伊顿[21]操场变成胜利的结局，[22]但是大英帝国却会在这里沉沦。现代世界需要不同类型的人才，他们须具有更富于想象力的同情心和更富于理智的灵活性，一方面减少对匹夫之勇的推崇，同时增强对技术知识的信念。未来的执政者应成为自由国民的公仆，而不是当庶民仰慕的仁慈君主。植根于英国高等教育中的贵族传统乃是其祸害所在。这种传统或许能逐渐废除，然而一些资深的教育机构也可能发现，它们无法适应新的形势。对于那些结果，本人在此处不敢贸然评头论足。
美国的公立学校成功地完成了一项规模浩大的在以前堪称匪夷所思的事业：将各类特质迥异的人种改造成同心同德的国民。[23]这项事业干得如此巧妙，并且总体来说又是如此福泽后代，因此在对这项事业进行评价之余，对于那些完成这一事业的人给予高度赞扬是理所当然的。但是美国犹如日本，正处在一种特殊的环境之中，为这些特殊环境所证实有利之物却未必可不分地点、不分时间作为理想楷模而加以仿效。美国有其特有的优势，也有其特有的困难。其优势是：国力雄厚，无战败的风险，相对缺少源自中世纪的束缚人的传统。来到美国的移民都深感到那里的民主氛围是充满社会的，无处不在的。此外，他们对美国工业技术的先进程度也会有深切感受。我想，之所以几乎所有来美的移民都交口称赞美国更胜于其原居住国，主要原因盖出于此。但作为一种常规，侨民实际上通常都怀有双重的爱国心。在欧洲各国的纷争中，他们依然热情地袒护他们原来所隶属的国家。然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们的子女对于父母所来自的国家则丧失了一切忠诚感，而成为地道的美国人。父母的这种态度可归因于美国的基本优点，而子女的态度则主要为其学校教育所决定。与我们的话题有关的，仅限于学校方面的贡献。
至于说到美国学校可以依赖的美国的真正的优点时，人们不必将美国人的爱国主义教育与虚假的规范的反复灌输联系起来。但是碰到旧世界超过新世界的地方，美国人认为灌输对旧世界优点的鄙视是必要的。总体来说，西欧的知识水准及东欧的艺术水准较之美国要高。除西班牙和葡萄牙以外，整个西欧的宗教迷信程度较之美国要低。在欧洲国家，个人受制于群体支配的现象较之美国要少，尽管政治上的自由比较少，肉体上的自由却比较多。在这些方面，美国公立学校的所作所为显得十分有害。其为害之处实质上即教授一种排它性的美式爱国主义。这种弊端的由来与日本人和耶稣会如出一辙，盖出于将学生视为达到目的的工具，而不是目的本身。须知教师爱学生应当胜过爱国家或爱教会，否则他绝难成为一个理想的教师。
当我说学生应当被作为目的而非工具时，我也许会遭到驳诘：不管怎么说，人被作为工具毕竟比作为目的更为重要些。一个人若被作为目的而存在，则当死神降临时，他就化为乌有了；但他若被当做工具，所产生的结果却会长流人间，永不泯灭。虽然我们不能否定这种说法，但我们可以否定由此产生的推论。作为一种工具的人之重要性表现在既可向善，亦可为恶。人类行为的间接影响是如此难以确定，智者倾向于将有关预测从其算计中摒除掉。泛泛而论，好人自有好报，恶人自有恶果。当然，这并非是一成不变的自然法则。一个坏人也许会谋杀一个暴君，只因他犯下被暴君认为非得惩治之罪；其行为的后果也许会让人们额手称庆，虽然他本人及其行为无可称道。然而作为一种普遍的法则，由本质优良的男女所组成的社会较之由无知且恶毒的人群所组成的社会要给人以更好的印象。姑且撇开此类考虑，儿童及年轻人仅凭直觉，就可将真心希望他们好或只是将他们当做实现某项计划的原材料（raw material）的人区分开来。在教师缺少爱心的地方，无论是品性还是智力都不会得到良好的或自由的发展；而这种爱实质上是将孩子作为目的的“感觉”（feeling）
我们所有人对于我们自身都有这种感觉，我们为我们自己向往美好的事物，而无须首先要求证据。某项伟大目标须得到这些证据才能实现。每个普通的有爱心的父母都对自己的子女怀有同样的感觉。他们总是希望自己的子女长大成人，希望自己的子女强壮健康，希望自己的子女在学校里表现优良。所有这些都如出一辙。在这些想法中，就像他们希望为自己得到什么一样。当他们在这些事情上劳神费力时，无须克己的努力，也用不着抽象的正义原理。父母的这种天性并非总是仅限于表现在自己的孩子身上。就其广泛扩充的形式而言，凡欲成为一个好教师的人都应具有这种天性。随着儿童年龄渐长，这种天性的重要性将逐渐降低。但是唯有具备这种天性的人方可被信赖去制订教育计划。若将男子教育的目的之一定为造就杀手或炮灰，让他们为了无谓的理由而大动干戈，那么这种教育的倡导者显然缺乏博大的父母之情。然而，正是这种人在控制着所有文明国家的教育，只有丹麦和中国除外。
但是，教育家仅仅热爱年轻人是不够的，他对人类的优异之处也应持有正确的观念。母猫教它们的孩子捕鼠，还对老鼠加以耍弄。军国主义者对年轻人也有同样的举动。母猫虽爱小猫，但不爱老鼠。军国主义者也许会对自己的儿子疼爱有加，但决不会将同样的感情施于本国敌人之子。即使那些热爱全人类的博爱主义者也可能由于对美好生活的误解而产生差错。因此，在深入探讨此问题之前，我想先来表明一个观点，即在男女身上，我所认为的优异之处是什么。我在此处将极力避开实际，也不涉及产生这些优点所需要的教育方法。当我们考虑教育细节时，这方面的情景以后将对我们有所裨益，我们将会把握我们所欲行动的方向。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有些品性只宜为某些特定的人群所拥有，还有一些品性则应为所有人所具备。我们需要艺术家，但科学家也不可或缺。我们需要伟大的执政官员，但同时农夫、磨坊主和面包师也不可或缺。能成为伟人的那些品性，如果成为普遍现象，在某种意义上恐怕也非人们所情愿见到。雪莱[24]曾用如下诗句描写诗人的日常工作：
他凝神眺望，从旭日生辉到满天晚霞，
湖水映日，放射出万丈光华；
蜂群飞舞，在长春藤花丛中上上下下，
可他视若无睹，不知它们是些什么。
诗人具有这种习惯尚可称道，但对其他人来说，譬如说邮差，则实不可取。因此，我们不能着眼于让每个人都具有诗人气质来构筑我们的教育。但某些品性是普遍需要的，我在此处所欲考察的，也正是这些品性。
我无意对男女的优点加以区分。对于一个将要照料婴儿的女子来说，某种程度的职业训练是需要的，但这种区别恰似农夫和磨坊师之间的区别。二者彼此并无根本的不同，故目前无须讨论。
在我看来，将活力、勇敢、敏感以及智慧四种特征结合便可奠定理想品格的根基。我不是说这一清单已包罗无遗，但我认为，它们能使我们步入正途。不仅如此，本人还坚信，只要在身体、情感及智力上给予年轻人以适当的关怀，则上述所有品质均可普遍形成。下面将依次讨论。
活力（vitality）与其说是精神上的特征，还不如说是生理上的特征。健康状态极佳之人大概总是生气勃勃的，但随着斗转星移，岁月流逝，活力趋于减少，到老年时则逐渐消失殆尽。儿童充满元气，其活力在学龄前迅速达到顶点，而后因教育之故而递减。活力洋溢之处，便是充满生之乐趣所在，而无须具备任何特别愉快的情境。活力能增加快乐，减少痛苦。活力易使人们对周边所发生的一切产生兴趣，从而有助于增加作为明智之要素的客观性。人类总是热衷于与其自身利益攸关之事，耳闻目睹的任何东西若与己无关，则意兴阑珊。此为人类之大不幸，因为它轻则引起烦恼，重则成为忧郁症的病因。除了罕见的事例外，这也是阻碍人们成才的致命障碍。活力可增强人们对外部世界的兴趣，此外也可增强人们从事艰巨工作的力量。不仅如此，它更能防止人们陷入嫉妒，这是因为它能使一个人的存在变得轻松愉快之故。鉴于嫉妒乃是人类不幸的主要根源之一，活力之重大优点在这里充分显露出来。诚然，诸多不良性格也可与活力并存，例如，一个健壮的莽汉悍夫所具有的各种缺点。[25]此外，许多极佳的品质在缺乏活力的人身上仍可存在，例如，牛顿和洛克就几乎与活泼无缘。然而，此二人都动辄发怒且易嫉妒，倘若他们具有较为健康的身体，恐不会如此。牛顿与莱布尼茨的争论曾使得英国数学的发展徘徊百余年。[26]若牛顿身体强壮，能享受常人的乐趣，这种局面或许就可避免了。有鉴于此，活力虽有其局限性，我仍将其纳入人人均应具有的重要品质之列。
勇敢（courage）——排在我们的清单中的第二种品质——具有多种形式，而且每种都甚为复杂。缺乏恐惧是一回事，缺乏控制恐惧之力又是一回事。当恐惧合理时不出现恐惧是一回事，当恐惧不合理时缺乏恐惧又是一回事。不存在非合理的恐惧显然是件好事，能具有控制恐惧之力也值得称道。但合理的恐惧若不存在，则是一个有待讨论的问题。然而，此刻我要暂时将此问题搁置，直到谈过勇敢的其他形式之后再来讨论。
不合理的恐惧在多数人出自本能的情感生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在非合理的恐惧之病理学的诸种形式中，如迫害狂、焦虑情结等，是要由精神病医生予以处置的。那些较为轻微的表现形式，即使在被视为精神健康的人们当中也是屡见不鲜的。感到危险无处不在，更确切地说是“焦虑”，或对并无危险的东西——如老鼠和蜘蛛——特别害怕，也许是人类一种相当普遍的情感。[27]过去人们以为许多恐惧乃出自本能，但这种观点现已受到多数研究者的怀疑。诚然，确存在几种出自本能的恐惧，如对巨大声响的恐惧，但绝大多数恐惧则不是源于经历，就是生于联想。例如，对于黑暗的恐惧看来就完全是由于联想之故。不无理由认为，脊椎动物对其天敌并不具有本能的恐惧，这种感觉是从长辈那里获得的。当人类亲自喂养此类动物时，这些动物中常有的许多恐惧就不会产生。但恐惧极富感染力：儿童能从长辈那里感受恐惧，即使他们的前辈并未感到自己有所表现。母亲或保姆的胆怯是会迅速被孩子通过联想所仿效的。迄今为止，男子一直视女子充满非理性的恐惧为饶有趣味之事，因为这为他们提供了成为护花使者的机会，而又无须承受任何实际的危险。但这些人的儿子却总是从母亲处感染恐惧心理，以致后来必须经过训练方能恢复勇气。如果他们的父辈不曾乐于藐视他们的母亲，他们的勇气原本是绝不会丧失的。令妇女处于从属地位所造成的危害不可低估，此处议及的恐惧不过提供了一个偶然的例证罢了。
我此刻暂不讨论将恐惧与焦虑减至最低程度的方法，那是我后面才要思考的问题。然而现在有一个问题要提出来，即在对待恐惧时，我们是应当满足于采取抑制恐惧的手段，还是必须发现某种较为彻底的医治方法？传统的做法是，贵族须经受训练以变得毫无畏惧，而隶属的民族、阶级及男男女女仍被鼓励保持唯唯诺诺的举止。勇气的考验仅限于行为：一个男人不得临阵脱逃，他必须精通武艺；在遇到火灾、沉船、地震等事件时镇定自如。他不仅应急公好义，还应避免惊慌失色、战战兢兢、气喘吁吁或流露出任何其他容易察觉的恐惧的迹象。所有这些在我看来都十分重要，我希望看到各民族、各阶级以及所有男女都来培养勇气。但若采取的措施是压制性的，就会产生这种做法固有的弊端。羞愧及耻辱一直是产生表面勇气的有力武器，但实际上，它们只是引发了多种恐惧的冲突，其中担心公众谴责的恐惧较为有力。“除非某事令你胆战心寒，你永远要讲真话”是我儿时被教诲的一句格言。但我不能认可这种例外。不仅应在行动上，而且应在感觉上克服恐惧；不仅应在有意识的感觉上克服恐惧，在无意识的感觉上也无例外。那种令贵族信条得到满足的纯粹表面上的对恐惧的征服，不过是使此种冲动转为地下活动而已，并将产生不能视之为恐惧衍生物的各种害处甚大的扭曲反应。[28]我所指的不是与恐惧的关系显而易见的弹震症[29]，我宁可指的是统治阶级为了维持自身权势所施行的充满压迫和残酷的整套制度。最近在上海有一名英国官员曾下令无须警告，就可从背后枪击手无寸铁的中国学生。[30]当他这样做时，他的行动显然为恐惧所驱使，极为类似于一个临阵脱逃的士兵。但好战的贵族却不曾具备足够的智慧以追溯这些行为的心理学的起源，他们宁可认为这种行动乃是坚毅及良好风范的体现。
从心理学和生理学的角度而言，战战兢兢与勃然大怒是极为相似的情绪，那种表现出激怒的人何曾具备最无畏的勇气。在镇压黑人造反、共产党暴动以及其他对贵族形成威胁的行动中所经常表现出的残酷，实际上不过是怯懦的一个变种，应像那些较为明显的怯懦表现一样受到鄙视。我深信，教育普通的男女，使之高枕无忧，舒心过活，是可能的。然而迄今为止，只有为数极为有限的英雄和圣贤能过上这种生活。但是英雄及圣贤能办到的，其他人一样能办到，只要告诉他们实施的方法即可。
对于这种不由压制所形成的勇气，必须结合多种因素方可构成。不妨从最低级的要素开始：健康和活力极为有益，尽管并非绝对不可或缺。应付困境险情的经验和技巧也是甚为需要的。但当我们要考察的不是这方面或那方面的勇气，而是普遍意义的勇气时，某种更为基本的要素遂成为必要。这种成为必要的要素是自尊与非个人的人生观的结合。
下面开始讨论自尊。有些人依靠内在情感生活，也有些人只是他们熟人情感及意见的传声筒。后者决不可能具有真正的勇气：他们必须时时受到他人的赞许，并为惟恐失去这种赞许的恐惧所困扰。关于“谦卑”（humility）的教诲过去一直被认为大有裨益，其实它只是产生这种同样弊端的变态的手段。“谦卑”压抑了自尊，但不能抑制被他人尊敬的欲望，它不过是使名义上的自贬成为猎取名誉的手段罢了。因此，“谦卑”能产生伪善及对本能的扭曲。儿童被告诫须对成人之命无条件地、不加思考地服从，当他们长大时，他们也会如法炮制。据说，只有学会怎样服从的人才会知道怎样指挥。然而我认为，任何人都不应学会俯首称臣，低眉顺眼。此外，任何人也不应学习发号施令，指挥他人。当然，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在须齐心协力的事业中不应有领袖，但他们的权威应与为实现一共同目的而大家自愿推戴和服从的足球队长的权威相似。我们的目标应是我们自己的，而非外部权威越俎代庖的结果；同时我们的目标也不应强加给他人。我之所谓无人应发号施令，无人应俯首听命，正是此意。
欲获得最无畏的勇气，还需要一样东西，那就是我刚才所提及的非个人的人生观。一个将希望和恐惧完全集于一身的人难以做到对死亡安之若素，因为死亡会毁掉他的全部精神世界。这里我们又要遇到一个倡导抑制的简便易行的传统：圣人必须学会否定自我，必须摧残肉体，以及摒弃本能的欢乐。这种主张未尝不能付诸实施，但其效果则甚为恶劣。禁欲的圣人在抛弃自身快乐的同时，还要叫他人也禁欲，这比抛弃自己的快乐来得较为容易。嫉妒心在暗中阴魂不散，驱使圣人抱有这样的见解，即苦难能使人变得高尚，因此施加于他人乃是正当合法的。由此导致了价值的彻底错位：凡是善的却被认为是恶，凡是恶的却被认为是善。一切败德恶行的根源是由于人们过去总是通过遵从消极的规定，而不是通过扩充和发展自然的欲望与本能，来追求美好的人生。人性中有一些能使我们无须费劲便能超越自我的东西。其中最普通的是爱，尤其是父母之爱。在某些人身上，这种爱具有拥护全人类那种广泛的含义。还有一个是知识。我们没有理由推断说伽利略[31]特别地悲天悯人。然而他确实是为了一个不因自己死亡而烟消云散的目的而生活。再有一个就是艺术。事实上，每一种对于自身以外的事物所具有的兴趣都可以使一个人的生活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非个人的。基于上述理由，虽然看起来似乎有悖常理，一个具有广博、强烈兴趣的人较之那些将全部心思局限于自身轻微不适、顾影自怜的可怜的忧郁症患者，在作出牺牲时，会少些犹豫彷徨。所以，完美的勇敢总是属于具有广泛兴趣的人。这种人不是通过贬抑自身，而是通过对身外之物的极端重视，领悟到他的自我只不过是世界的一小部分而已。除非天性是自由的，智力也是活跃的，上述情况断难发生。由于这二者的联合，便可产生无论是酒色之徒还是苦行僧都不曾具备的深刻见解。在持有这种见解的人看来，个人的死亡乃是微不足道的事情。这种勇敢是积极的，是出自本能的，而不是消极的及压抑的。我所指的完美品性的主要成分之一，就是这种积极意义上的勇敢。
敏感（sensitiveness）是可列入我们清单的第三种特性，在某种意义上，它对于匹夫之勇具有补偏救弊之功。勇敢的行为对于一个不能感知危险的人来说，是比较容易发生的，但这种勇敢也许常是愚不可及的。对于任何依赖于无知或健忘的行为，我们都不会感到满意：在可能情况下的最为丰富的知识及最为深刻的见地乃是我们需要具备的要素。然而，认知方面应列入智力范畴，而此刻我所采用的敏感一词则属于情感范畴。其纯理论的定义是，当许多种刺激都能在某人身上引发情绪时，此人在情绪上便是敏感的。然而如此广义地加以界定，这种性质则未必值得称道。若要使敏感可取，情绪反应在某种意义上必须“适度”（appropriate）；情绪的一味强烈并非我们所需要。我所期待的敏感的性质是指许多事物——且系正常的事物——引起愉快或不愉快的感觉。至于什么是正常的事物，我将有所说明。多数婴儿在出生后五个月左右时，开始超越对诸如食物和温暖之类的单纯快感，而发展到对社会的称誉感到愉悦，此乃第一阶段。这种愉悦一旦产生，便极为迅速地发展。每个儿童都喜爱赞扬，讨厌指责。希望受人好评的欲望通常会作为人们终其一生的主要动机之一。这种欲望对于激励嘉言懿行，抑制贪婪冲动，无疑颇有价值。倘若我们在赞誉上更为明智，这种欲望也许会发挥更大价值。但是，只要大多数人顶礼膜拜的英雄竟然不过是那些杀人如麻的屠夫时，单单喜欢赞扬是不能成为美好生活的充分条件的。[32]
在敏感的理想形式发展的下一阶段是同情（sympathy）。世上不乏纯自然的同情，例如，黄口小儿会因兄弟姐妹哭泣而跟着啼哭。我认为这足以构成进一步发展的基础。需要扩充的两种同情是：其一，即使当遭难者并非自己特殊的情爱对象时，也会同情；其次，当所发生的苦难仅为耳闻而并非身临其境地感受到时，也感到同情。这第二种扩大的同情主要依赖于理智。它也许仅仅如读一部优秀的小说，只对描写得惟妙惟肖、动人心弦的苦难而捧一掬同情之泪。此外，甚至是一组统计数字，也可能收到如此成效，致使一个须眉男子为之动容。这种抽象同情的能力实属重要，却也极为稀少。当所深爱的人受癌症折磨时，几乎谁都会寝食难安。若在医院里看到素不相识的病人痛苦呻吟时，其中多数人也都会伤感不已。然而当他们从报表上读到癌症的死亡率是如何如何时，他们通常只是由于一时的个人的恐惧而受感动，除非他们自己或他们所挚爱的某人患上这种疾病，才另当别论。
这种情形对于战争也是适用的，人们多持这种见解；当他们的儿子或兄弟成为残废时，他们才会感到战争是如此可怕，但是上百万人的伤残并不会使他们感到战争也有百万倍的可怕。某人在一切个人交际上表现得像一个谦谦君子，但他的收入也许是通过鼓噪战争或是在“落后”（backward）[33]国家里榨取儿童得来的。对于多数人来说，所有此类司空见惯的现象都是基于以下事实，即抽象的刺激并不能引起同情。对此若能救治，那么现代世界的大部分罪恶即可消除。科学已极大地增强了我们影响遥远国度民众生活的能力，但并未增加我们对他们的同情。假定你是上海某纱厂的一个股东，你也许仅仅是一个在投资上须不断留意金融消息的忙人，除了你的红利，不管是上海还是棉花都引不起你的兴趣。然而你却成了导致屠杀无辜民众暴力的一部分。如果年幼的儿童不曾被强迫去做那些违背自然的危险的苦役，你何尝有股息可得。因为你从未见过那些孩子，你当然不会在意，而且一种抽象的刺激是不能打动你的。大规模的工业之所以如此残酷，对于隶属民族的欺压之所以能被容忍，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唯有能使人对抽象刺激产生感受的教育，才将杜绝此类事情的发生。
认知的感受性也应纳入其中，但它实际上等同于观察的习惯，因此若和理智放在一起讨论更加自然。审美感涉及诸多问题，本人在此不拟讨论。因此，我将进而考察我们所考虑的这种性质之最后一种，即智慧（intelligence）
传统道德的重要缺点之一是一直对智慧的评价低下。尽管古希腊人在这方面并没有错误。[34]然而教会却极力让人们接受这种想法：除了德行之外，一切都不足挂齿。而所谓的德行就是一连串的特定的禁欲行为，这些被禁止的行为曾被武断地贴上“罪恶”（sin）的标签。只要这种态度冥顽不化，使人们明白理智比人为的习俗的“德行”更有价值，就是一句空话。当我议及理智时，兼指实际的知识及对知识的理解力。事实上，二者是密切相关的。无知的成人是不可施教的。例如，在诸如卫生或饮食之类的问题上，他们是完全不相信科学观念的。一个人学得越多，他就越容易多学，不过须经常假定他未受过教条主义精神的熏陶。无知之人从未被迫去改变其心理习惯，他们已将这些习惯僵化成不可改变的形态。他们不仅在应当怀疑之处总是轻信盲从，还偏偏在值得相信之处却又疑虑重重。毫无疑问，“智力”一词的本来意义与其说是指已经获得的知识，不如说是指求知的能力。但我并不认为这种能力只有通过练习才能获得，和一位钢琴家或一位杂技演员获取特殊能力的途径毫无区别。自然，仅传授知识而不训练智力是可能的；这不仅可能，而且是件既容易又时常在做的事情。但是，我不相信不传授知识或至少不获得知识而能训练智力是可能的。缺少智力，我们的复杂的现代世界就将不复存在，进步更无从谈起。因此，我视智力培养为教育的主要目的之一。这种说法看起来像是老生常谈，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那种灌输所谓正确信仰的愿望已使得教育家太多地忽视智力的训练。为了将此问题阐述清楚，为智力更加精确地下定义甚属必要，以便发现为智力所需之思维（mental）习惯。为此目的，我将只讨论求知的能力，而不考察理应包括在智力定义之内的实际知识的贮藏。
智力生活的自然基础是好奇心。即使在动物身上，我们也可发现好奇心的原始形式的表现。智力需要机敏的好奇心，但这种好奇心必定属于某一种类型。有一种类型是，夜幕低垂之后，一些乡村鄙夫喜欢透过窗帘向邻舍窥视。这种好奇心没有很高的价值。对于流言蜚语、飞短流长的普遍兴趣不是基于对知识的热爱，而是源于不良的动机。没有一个饶舌者会宣传他人尚不为人知的美德，而只会议论他人的隐私恶行。因此，私下的议论大都不可信，但又无人留意对其中的是非曲直加以澄清。我们邻人犯下的罪过如同宗教的慰藉一样，是如此地令人愉悦，所以我们不会停步去仔细考察有关证据。从另一角度而言，所谓正当的好奇心则是为真正的求知欲而激起。你也许可以从一种适度的纯粹的形式上见到这种冲动。例如，一只猫被人带到一个陌生房间后就开始东闻闻西嗅嗅，不放过每个角落和每件家具。这就是正当而纯朴的好奇心。你们也可以从儿童身上看到这种冲动。例如，当平时锁着的抽屉或橱柜一旦打开给孩子们看时，他们会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这也是正当的好奇心。动物、机器、雷雨以及各种手工劳动均能引起儿童的好奇心，他们对知识的渴望能使最有智慧的成年人感到惭愧。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冲动不断减弱，以致最后对一切生疏的事物一概厌烦，更深入地认识事物的欲望消亡殆尽。进入这一阶段，人们就会说，国家快要完蛋了，或者说：“一切事物都与我年轻时的样子大不一样了。”其实和当年不一样的是说话者的好奇心。我们也许可以说，好奇心一死，活跃的智力也就跟着消亡了。
虽然儿童期过后人的好奇心在强度和广度上将会减少，但在质量上也许会长期不断进步。较之对特殊事物的好奇心，他们对一般事物的好奇心能表现出更高的智力水平。总的来说，一般性事物的等位越高，它所包含的智力水平也就越高。（然而，对这一规则不得作过于严格的诠释。）与诸如获得食物的机会有关的好奇心相比，和个人利益脱节的好奇心则显示出更高的发展水平。一只在新屋里到处乱嗅的猫，称不上是一位毫无私欲的科学调查工作者，或许它也想探明周围是否有老鼠。说好奇心在和私利无关时为最佳恐怕也不完全正确，倒不如说当好奇心与其他利益的关系并不直接和明显，只有通过某种程度的智力才能发现时，这种好奇心最为可取。然而，我们现在对此并无作出定论的必要。
若欲好奇心富有成效，必须与求知的方法相结合。此外，必须养成观察的习惯、相信知识的可能性、耐心、勤勉。凡此种种，如果一个人具备作为原始储藏的好奇心，并得到合适的智力教育，均会自然地得到发展。但由于我们的智力生活只是我们活动的一部分，由于好奇心时常与别的情感发生冲突，所以诸如虚心（openmindness）这种精神上的美德，还是必需的。由于习惯和欲望的制约，我们变得对新的真理无动于衷，麻木不仁，我们发现难以否定多年来我们一直深信不疑的东西，并且我们对于能满足自尊或其他基本欲望的东西存疑也实属困难。因此，虚心应成为教育所希冀造成的品质之一。然而现在，这仅仅在极其有限的范围内被实施而已，正如从1925年7月31日《每日先驱报》（The Daily Herald）中摘录的如下一段文字所言：
为调查布特尔[35]的学校教师扰乱儿童思想之禀报而设立的特别委员会已向布特尔市议会呈报了其调查结果。该委员会认为各项指责均有确证，但市议会却将“有确证”等字样删除，只宣称：“该禀报成为正当调查之因。”由该委员会提出并经市议会采用的建议是，将来任用的教师必须训练学生养成尊崇上帝、宗教及本地行政和宗教机构的习惯。
由此看来，无论其他地方会发生什么事情，在布特尔市是缺乏虚心的。希望布特尔市议会即刻派遣代表团去田纳西州代顿市，以便在实施建议上得到更为深刻的启示。[36]但此举也许并不需要，从决议的言词上看，布特尔市似乎无须再接受蒙昧主义的教诲了。
勇气在知识的正直坦诚上，正和在肉体的英勇无畏上一样，是甚为必要的。我们对于现实世界的了解，远不如我们自以为是的多；从呱呱坠地起，我们就在实行未必可靠的归纳推理，并将我们的思维习惯与外部世界的法则混淆起来。一切种类的思想体系——包括基督教、社会主义、爱国主义等——就像孤儿院一样，准备以提供安全作为奴役的回报。自由的精神生活不能像在信条中包裹的生活那样温暖舒适及和蔼友善。当严冬的暴风雪在户外咆哮肆虐时，只有信条才能使人感受室内倚炉而坐的安谧舒心。
这就使我们遇到一个较为棘手的问题：美好的生活应从羁绊中解脱出来，达到何种程度为宜呢？当我采用“约束的本能”（herd instinct）一词时颇费踌躇，因为对于该词义的正确与否颇有争议。但是，任凭如何解释，这一术语所形容的现象却是人们熟知的。我们都喜欢和那些我们感到必须与之合作的群体——我们的家庭、我们的邻居、我们的同事、我们的政党或我们的国家——友好相处。这是自然的，因为缺乏合作，我们就不能获得生活的乐趣。此外，情感是会传染的，尤其是当许多人同时感受某事时。只有极少数人会置身于群情激昂的集会而竟然无动于衷。如果他们是反对派，那么他们的异议也会成为兴奋点。对于多数人而言，这样的异议只有在他们获得以下思想——即他们是属于值得称道的另一集团的人——支持时，方才成为可能。这就是为何“圣徒同心会”[37]要向被迫害者奉献如此之多的慰藉的原因。我们是要默认这种与群体合作的欲望，还是应当通过教育削弱这种欲望呢？支持不同意见的双方正在争论之中，正确的答案应是在双方之间找到一个合适的比例，而不是对任何一方一味地支持。
我自己是这样认为的，取悦他人及与人合作的欲望应当强烈而且正当，但在某些紧要时刻，它也应能为其他欲望所克服。取悦他人的欲望的合理性已在前面结合着敏感讨论过了。如果缺乏这种欲望，我们全都会变成鄙夫野老，从家庭延伸开去，所有社会集团将全无存在的可能。年幼儿童若不愿得到父母的好评，他们的教育就会变得十分困难。情感的感染性也自有其效用，如果这种感染是由一个较为聪慧者向一个较为愚笨者施加的话。然而毋庸置疑，在张皇失措的恐惧及愤怒的恐惧中，感染的作用却恰恰相反。因此，情感的感受性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甚至在纯智力事项上也并非明了。凡伟大的发现者都不得不反抗束缚，并因其独立主见而招致敌视。但普通人如果从自身考虑，那么他们的意见就会大大减少可能表现的愚蠢了，至少在科学方面，他们对权威的尊重从总体上看是对自己有益的。
我认为在一个其全部境遇不算异常例外的人的生活中，他的大部分领域应由被含糊称之为“约束的天性”的东西支配，只有小部分领域不能纳入其中，这小部分领域应包括其特殊才能的领域。我们认为，若是一个男子只有在所有人都交口赞美一位女子时，他才欣赏她，那么这个男子真是有病了。在选择配偶时，一个人应以自己的独立情感为指导，而不是成为周边人意见的传声筒，并被这种意见所左右。(www.xing528.com)
若一个人对一般人的评价依附于周边人的意见，尚无大碍，但在爱情一事上则应以自己的独立情感为指导。许多同样的事情在其他方面也可适用。一个农夫应根据自己的判断去对其耕种农田的粮食产量作出估算，尽管他的判断应在获得科学的农业知识之后才可形成。一位经济学家对于通货问题应有自己的独立见地，尽管普通人最好还是听从权威的意见为宜。凡有专长之处，便应有独立的见解。自然，一个人也不应将自己变成刺猬，浑身鬃毛倒竖，将他人拒之门外。我们的日常活动大都必须与人合作，而合作就必须有自然的基础。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当学会能独立思考我们所特别熟知的事物，我们还都应具备勇气，去发表不符合潮流的意见，如果我们确信这些意见甚为重要的话。当然，在特殊场合贯彻这些一般原则也许是有困难的。但是，如果置身于一个人们普遍具有我们在本章所讨论的美德的世界中，有关困难将会比现在减少许多。例如，在这样的世界里，遭迫害的圣徒将不复存在。好人将不会怨天尤人或孤芳自赏。他的美德将源于其自身的冲动，并将与本能的欢乐融为一体。他的邻人将不会忌恨他，因为他们对他并不心存畏惧。人们之所以痛恨先驱者，正是由于他们煽动恐怖的缘故，但这种恐怖在已获得勇气的人群中并无市场。唯有受恐惧支配的人才会加入三K党[38]或法西斯党。在勇敢者的世界中，此类实行迫害的组织将不复存在；与现在相比，美好生活与本能的龃龉也会极大地减轻。美好的世界唯有依靠无畏之士才能创造并维持，不过他们的使命越是完成得出色，让勇敢表现的机会就会越发减少。
一个由最高等级的教育而培养的具有活力、勇敢、敏感和理智等特性的男女所组成的社会，将与迄今存在的一切社会截然不同。在这种社会里，感到不愉快的人必定屈指可数。现在人们感到不快的主要原因是不健康、贫穷及性生活不能满意。所有这些原因将会基本消除。健康几乎可以普及，甚至老人也可延年益寿。自产业革命以来，贫穷仅起因于群体的愚昧。敏感使人们萌生消灭贫穷的愿望，理智则给人们指明方向，而勇敢则促使人们采取行动。（一个怯懦的人宁可维持凄苦的现状，也不愿有任何离经叛道的举动。）现在，多数人对自己的性生活都或多或少地感到不满足。这种情况部分是由于教育不良，部分是由于当局和格伦迪太太[39]的压迫。若有一代不曾受过不合理的性恐惧教育长大的女子出现，就会令这种局面很快终结。恐惧一直被认为是使女子保持“美德”（virtuous）的唯一方法，她们且都受过精心计划的教诲，以便做个在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怯懦者。爱情被束缚的女人会助长丈夫的残忍和虚伪，并扭曲其子女的天性。然而一代勇敢无畏的女性通过给世界带来一代勇敢无畏的儿童就能改变这个世界，这些儿童非但未被扭曲成非自然的形态，而且直率、坦诚、慷慨、博爱、潇洒。她们的热情将会扫除我们因懒惰、怯懦、冷漠以及愚昧而忍受的残酷和痛苦。令我们感染上述恶劣品质的是教育，同时也只有教育才能使我们获得与之相反的美德。教育是开启新世界之门的钥匙。
然而，现在是结束一般的考察并进而讨论能够体现我们理想的具体细节的时候了。
【注释】
[1]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前384—前322），古希腊哲学家、科学家、教育家。倡导文雅教育，其学派被称为逍遥学派。——译者注
[2]尼采（Friedrich Nietasche，1844—1900），德国哲学家，唯意志论者。——译者注
[3]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德国哲学家，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创始人。——译者注
[4]老布鲁图斯（Brutus，the elder，前85—前42），古罗马政治家。——译者注
[5]乌利亚·希普（Uriah Heep），英国作家狄更斯小说《大卫·科波菲尔》中一个阴险虚伪的小职员。——译者注
[6]《荷马史诗》是传说中的古代希腊盲诗人荷马（Homer，约前9—前8世纪）的作品，包括《伊利亚特》、《奥德塞》等，反映的是希腊先民的英雄传说。——译者注
[7]柏拉图（Plato，前427—前347），古希腊哲学家、教育家。——译者注
[8]哥德（Johann Goethe，1749—1832），德国诗人、剧作家、思想家。——译者注
[9]作者这里对中西文明特点的分析有其独到之处，但似不够全面和确切。——译者注
[10]冯堡—圣杰门（Faubourg Saint Germain），塞纳河边一贵族街名，位于巴黎郊外。——译者注
[11]培里（M.C.Perry，1794—1858），美国海军舰长。1853年率军舰至日本，强迫日本签订不平等条约，由此开始了西方对日本的侵略。——译者注
[12]指日本明治维新后通过提倡国家主义、效忠天皇的教育及专制的手段等措施实现了富国强兵的目的。——译者注
[13]神道教（The Shinto Religion）为日本民族宗教，产生于古代，特别崇拜天照大神（即太阳神），并称天皇是该神的后裔及在人间的代表。——译者注
[14]代顿审判案（Dayton Trial）亦名“猿猴审判案”，20世纪20年代发生在美国田纳西州代顿市。1925年7月，该市法院判一位生物学教师因讲授达尔文生物进化论而有罪，引起世界舆论大哗。——译者注
[15]作者此处似乎稍微夸大了教育的功能与作用。——译者注
[16]耶稣会（The Jesuits）为天主教的从属机构，1534年创立，致力于通过办教育来维护天主教会的利益，对抗宗教改革运动。——译者注
[17]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法国启蒙思想家。早年就读于天主教所开办的耶稣派学校，后成为天主教会的激烈反对者。——译者注
[18]英国的公学（public school）首创于14世纪，原由教会开办，宗旨是为民众服务，故名公学（即公共学校之简称）。后来演化为一种纯私立的贵族化中学，导致名实不符。此类学校在英国中等教育中地位极高。——译者注
[19]斯巴达为古代希腊的一个城邦国家，其特点是实行奴隶主贵族专政，对奴隶残酷无情，但在奴隶主（斯巴达人）内部则实行民主及财产公有。此外，它还以武力强悍及对年轻一代注重性格和军体训练而著称。——译者注
[20]1815年3月20日，拿破仑一世占领巴黎重掌政权后，英、奥、普、俄等国结成第七次同盟，进攻法国。6月19日，英、普联军在比利时南部的滑铁卢附近大败拿破仑的军队，就此彻底终结了其政治生命。——译者注
[21]全称伊顿公学（Eton College），为英国十大公学之首，其毕业生中有许多人成为政治家及社会名流。——译者注
[22]据说，在反对拿破仑的战争中，曾为反法联盟军队统帅之一，以指挥滑铁卢战役闻名的英国将军威灵顿（Arther Wellerley Wellington，1769—1852）在战后的一次公众集会上曾声称：“我们不是在战场上打败敌人的，而是在伊顿公学的操场上打败敌人的。”意指伊顿公学培养的人才不仅具有政治才能，而且体格强壮。——译者注
[23]从19世纪初开始，美国在贺拉斯·曼等人的推动下，兴起公立学校运动（common school movement），即以实施普遍的初等国民教育为主旨的教育运动。到19世纪60年代，初步确立面向全体国民的、免费的和世俗性的公立学校体系。后来又进一步发展到中学阶段。美国的公立学校对于提高国民素质、同化不同族群发挥了重要作用。杜威在《民主主义与教育》等书中对美国的公立学校的功能及作用也给予了高度评价。——译者注
[24]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1792—1822），英国诗人，代表作有《麦布女王》、《西风颂》、《云雀》等。——译者注
[25]例如，易动怒、粗暴或恃强凌弱等。——译者注
[26]指二者为微积分的发明权之争。牛顿于1666年先于德国学者莱布尼茨发明微积分，但仅在与友人的书信中谈及并在英国的学术圈内流传，莱氏则首先公开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从而引发纷争。实际上，两人均为独立发明，各具特色，且莱氏的发明较之牛顿更为完善，但后者及其弟子宁可抱残守缺，拒绝借鉴。——译者注
[27]关于儿童的恐惧与不安，可参阅威廉·斯滕（William Stern）所著《幼儿心理学》第34章（乔治·爱伦—昂温出版公司1942年版）。——作者原注
[28]其意即一个人若不能真正消除恐惧，而只是表面上装得若无其事，那么这种恐惧可能转入潜意识，并以其他异常的形式表现出来。这种表现与其视为恐惧的产物，不如视为压制恐惧的产物。——译者注
[29]弹震症（shell shock）或译炮弹休克症，指突然遭受外界强刺激而导致的神智的暂时不清醒状态。——译者注
[30]指1925年发生在上海的五卅惨案。——译者注
[31]伽利略（Galileo Galilei，1564—1642），意大利物理学家、天文学家，近代实验科学的奠基者之一。——译者注
[32]作者在这里流露了鲜明的反战立场。刚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罗素反对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借宣扬侵略（或非正义）战争中的民族“英雄”，误导本国民众的行径。——译者注
[33]原文在“落后”一词上添加了引号，表明是在某种意义上运用此词。——译者注
[34]古希腊有崇尚理性、推崇智慧的倾向，并表现在古希腊著名学者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的思想中。——译者注
[35]布特尔（Bootle），英国利物浦市附近一小城市。——译者注
[36]作者此处用的是反语。20世纪20年代，代顿市议会屈服于当地教会的压力，曾用法令禁止在学校内讲授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因其违背基督教义），故此地一时成为保守势力老巢的代名词。——译者注
[37]“圣徒同心会”（Communion of Saints），基督教神学名词，指诸圣徒（基督教中道德高尚之人）之间的相互了解或诸圣相通功。——译者注
[38]三K党（Ku-Klux Klan），美国迫害黑人及进步人士的恐怖组织，1866年成立。——译者注
[39]格伦迪太太（Mrs. Grundy），英国社会流行的虚构的人物形象，其特点是恪守传统观念，并以此对他人挑剔苛求。——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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