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生活于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的工业革命后期直至完成的时代。政治方面英国建立起了法制传统和政治自由传统。一方面，政府权力和个人自由之间的冲突已经基本解决；另一方面，社会舆论的力量极为强大，成为一种强制性的暴虐力量，对个人自由形成了很大的威胁。19世纪的英国，受到民主化、大众化的影响，社会出现了同化的趋势，造成了人们的普遍平庸化。
密尔对此极为敏感。他认识到在英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敌视个性的力量，大众通过社会舆论和公众意见，干涉个人事务。密尔说：“当前公共舆论的趋向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对于任何明显的个性流露特别不能容忍。”他面对的时代特点是大众舆论对个人言论自由的压制。他说：“在我们这个时代，从社会最高阶层到社会最低阶层，每一个人都好像生活在怀有敌意目光的审查之下。”
《论自由》出版于1859年，是自由主义的经典之作，其核心问题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而非个人与政府的关系）。他提出“多数人的暴政”的命题：“尽管多数人的暴政很少诉诸极端的惩罚，但却使人无所逃遁，它更渗入到生命的细枝末节并且奴役灵魂本身。”其核心论点是社会权力干预个人自由的性质和限度。“人们获准个别地或集体地对他人的行为自由进行干涉，其目的只能是自我防卫（直接的、最初的利益）。”(www.xing528.com)
《论自由》共分五章。第一章《引论》提出了本书的论题：社会权力干预个人自由的性质和限度。密尔认为：人类可以个别或集体地对个人行动自由进行干预的唯一正当目的，是为了自我防卫，是为了防止某人伤害别人或者伤害社会。除此之外，其他理由不能成为干预个人自由的借口。第二章《论思想和讨论的自由》，密尔把上述标准引入思想言论领域，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提供了强有力的辩护。他认为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都是很重要的。“试想所有人都持一种观点而只有一人持异议，那么所有人让这一人闭嘴，并不比这一人将所有人禁言（如果他掌权）来的更正义。”“压制一个观点，是对全人类的劫掠，既是对今人也是对后人的劫掠。”他从各方面论述了言论自由的重要性。第三章《论作为人类福祉因素之一的个性》，密尔把这一标准引入行为的方面，为个性自由提供了强有力的辩护。“每个人必须不断努力向其趋近，尤其是那些意欲教化同胞的人必须一直关注的目标，就是能力与发展的个性化。”为此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自由，二是千差万别的环境。”两者结合便可产生出统一在“首创性”中的“个性活力与丰富差异”。第四章《论社会施加与个人的权力的限度》，密尔对这一问题展开了更为细致的论述，对处理社会与个人之间关系的原则进行了更为广泛、深入的讨论，是对第一章所提出原则的呼应和细化。第五章《本文原则的应用》，密尔运用自己提出的关于自由的原则，讨论了一些具体事例，如禁酒、毒药的买卖等，并讨论了自治和政府职能的问题。只要不涉及他人的利害，个人（成人）就有完全的行动自由，其他人和社会都不得干涉。只有当自己的言行危害他人利益时，个人才应接受社会的强制性惩罚，这是密尔所划定的个人与社会的权利界限。《论自由》中最著名的一段话是：“如果整个人类，除一人之外，意见都一致，而只有那一个人持相反意见，人类也没有理由不让那个人说话。正如那个人一旦大权在握，也没有理由不让人类说话一样。”
细究起来，密尔与前面弥尔顿论及的“自由”不同。弥尔顿的“自由”是基于“自由至上主义”的，密尔的着眼点则在于“群己权界”，特别提出要防范公共舆论对个人自由的干预。弥尔顿的重点是呼吁公众的批判意识免受外在权力的侵犯，密尔的重点则是防范公众自身对异己性力量的侵犯。阿特休尔评价说：“对于密尔来说，自由是人类热望的终点，而对于弥尔顿来说，自由是通向真理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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