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刷术在欧洲诞生的原因，必须存在一个有着各种不同的活动和技能的有利的冶金业环境，而最初的印刷工场的所在地正反映了这种情况。”
还有，自11世纪起，大学的崛起为欧洲出版业带来了复苏的机会。在大学的图书工场里，发生了出版业的一次革命：羊皮纸有了改进，开本变小，字体更简洁，鹅毛笔代替了芦苇杆，装帧让位于内容。图书变成了思想的工具，而不再是地位的象征。“由于书籍的需求和供应主要集中于大学，这些大学自然而然地成为书籍交易或我们应当说是出版业的中心。”
施拉姆认为，“谷登堡正处于一个即将出现文化爆炸的社会情势下，而此种文化爆炸的确于一个世纪内发生了。14、15世纪时，由商人、贸易家与工匠组成的新都市阶级出现，与拥有土地的贵族分享权力。他们其中许多人的事业兴盛，有能力购买资讯。……中产阶级因而要求与贵族及神职人员分享识字的权利。……平民社会在教育、商业、科学及政治等方面对印刷品的需要数量均与日俱增，教会也需要印制赎罪券（一种通过货币购买来抵销罪行的券种。券的面值越大，能抵销的罪就越大。——特注）、祈祷书及圣经等书册。也就是说，当时社会对印刷品的需求甚殷，而且也具备足够的资源来满足、支付此种需要”。
在印刷术发明前，欧洲的书籍是手抄传播的。529年，本尼迪克特创立天主教隐修制度，在修道院内设立抄书室，制定了修道士从事宗教书籍抄写与翻译的制度，出版于是成为宗教机构的固定专职之一。当时，装帧复杂精美的手抄本书籍，根本不是为了供人阅读，而成为贵族的奢侈品、修道院的藏品、抄写修士对上帝的供品。知识被教会所垄断。米歇尔·福柯认为知识与权力有复杂又纠结的关系。知识的生产，同时会带来对知识的控制。所以“知识就是权力”无形中转化为“阐释就是权力”。中世纪的教会垄断了知识的生产和阐释，他们控制基督教世界相当容易，教会主要通过修士和主教来管理不识字的教众。
在羊皮纸上写东西很花力气。“抄书人一天6小时只能抄两三页，10个月到15个月才能抄完一本《圣经》。大部头的《圣经》耗尽了修道院的精力。13世纪，世俗的抄书人取代了修道院的修士。”(www.xing528.com)
虽然教会垄断了知识，印刷技术的进步却促进了资本与市场的繁荣。原有的手抄书行业立即意识到它降低制作成本、提高出版速度的商业价值。十字军东征以来对古典文明的重新发现，使知识界对书本知识产生了一种持久的兴趣，形成了广阔的市场。商人的牟利动机、教会的扶持作用、市场的巨大需求，使古登堡的印刷术沿着主要城市间的贸易道路在欧洲迅速扩散。“印刷机快速进入了欧洲各国：1464年传入意大利，1468年传入瑞典，1470年传入法国，1471年传入尼德兰，1472年传入匈牙利，1474年传入西班牙，1476年传入英国，到了1490年，每座欧洲大城市至少有一台印刷机。”1539年传入墨西哥、1638年传入美国，以及其他各地。“1448年—1450年，欧洲246个城市建立了1099个印刷所，印刷了4万种共1200万册书籍。”从内容上来看，印刷出版在西方开始之际就带有宗教、世俗、古典相混杂的特点，尽管宗教类书籍大约占到五分之四。
古登堡发明印刷术的本意，是为了避免书籍抄写中的错误，罗马教会相信这是“神赐的技术”。但随着印刷机大量印刷《圣经》，“神赐的技术”变成了“魔鬼的武器”。新教的异端邪说肆意传播，引起天主教统治集团的恐慌，他们极力阻止信徒们阅读《圣经》以及路德和其他天主教反对者的著作。1564年，罗马教皇颁布《禁书目录》，上面罗列了新教和其他异教的出版物。目录每50年更新一次。
古登堡印刷机发明后的50年里，印刷工的效率比手抄工的效率提高了上千倍，欧洲出版的机印书多达八百万册。15、16世纪，印刷的普及逐渐消除了阶级间的知识差别，促使传播知识的责任从修道院转向印刷行业，进而推动书写传播所使用的语言从精英语言——拉丁语转向普通语言——方言。《圣经》等书的复制成本降低，变得廉价，民众能够接触到，阐释权由原来高高在上的教会下移到阅读它的民众。
随着技术进步，印刷机的效率得以提高，每小时的印量从20页增加到200页。“在16世纪到18世纪这段将近300年的时间里，印刷工人似乎对这种结实的大机器非常满意，而他们打印的速度之快，更叫我们惊讶。16、17世纪的工人，在每天工作12到16小时的情况下，可以印完2500到3500张全开纸（虽然只是单面印刷）；换句话说，每20秒能印完一整张纸，效率实在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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