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建筑：江南运河的影响

明初着力于肃正纪纲、整饬法度、恢复生产和安定社会秩序，力图移风易俗。面对凋敝的社会和经济，采取了重本抑末、力倡节俭和严禁奢靡的基本国策。同时，强化集权，从严吏治，对儒生采取高压、禁锢和杀戮并用的策略，对江南尤课以重税、打击富户和强行迁徙等一系列残酷手段^[1]。在物质匮乏、缺乏交流和重农抑商的江南，士农工商四民们大多循规蹈矩，如早期苏州“尊卑贵贱，悉有定制，奢僭之习，为之顿革”^[2]。在多重压力中，农户们被迫兼营副业，抑或从事手工业生产以应对重赋及生齿日繁之难。江南社会因明初的集权统治一度呈现出单纯、质朴、萧瑟和沉穆的面貌，至正德、成化后，渐显松弛迹象，及至隆庆、万历的活跃和反弹—在中晚期社会变动和仰末政策的偏转中，与明初形成了逆向的态势：工商业经济经历了官营在明初占主导地位、私营在中后期占绝对优势的此消彼长、错位明显的过程，并成为社会生产的主要构成和力量；“金花银”的推行促进了田赋的货币化、“一条鞭法”将徭役折银征收等，因基本废除了丁税，使农民的人生控制得以松懈，生产积极性也有所提高。自“弛用银之禁”后，海外白银又不断流入，货币流通量得以扩大……彼时，苏州“（城西）金阊一带，比户贸易……”^[3]晚明杭州“若末作之人，负贩之流，百结蓝缕，饔飧不继者，何多胜数”^[4]。繁荣的商贸导致移民从四面八方不断地涌入并快速增长。在贸迁业贾的洪流中，地域性商帮逐渐形成，苏州洞庭等商帮强势崛起，足迹遍四方、贸迁天下。

从人类社会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看，生产力快速发展暨物质和生产模式的变革和发展，势必会波及到社会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各种变化。随着商品经济和市场的快速发展和繁荣，江南的市井文化也得以萌动和发展，也促生了新的经济思想，它与彼时的人性与礼法的争斗恰成呼应。正德、嘉靖年间陆楫（1515—1552）《蒹葭堂杂著摘抄》中有段著名的议论：“论治者类欲禁奢，以为财节则民可与富也。噫！先正有言：天地生财，止有此数。彼有所损，则此有所益，吾未见奢之足以贫天下也。”^[5]陆氏在现实的审度中融入了经济学的基本推导：“所谓奢者不过富商大贾、豪家巨族自侈其宫室车马饮食衣服之奉而已；彼以粱肉奢，则耕者庖者分其利；彼以纨绮者，则鬻者织者分其利。”^[6]他认为，朱明王朝统治者在初期的“类欲禁奢”并不明智，长期以来备受诟病和压制的消费观在商品经济活动中具有合理性。由现实生发的功利主义和机会主义极大地调动和刺激着人们的欲望和心旌，映现在价值观变迁上的不啻崇本抑末、重农固本的传统观念开始晃动，商贾商业地位的逐渐提升、贵义贱利标尺的变易暨拜金观念的滋长臻于明显，以至于“满路尊商贾，穷愁独缙绅”^[7]。

常熟市虞山镇南赵弄赵用贤宅保闲堂梁架

此时，不惟商人经营，一些士大夫亦参与其间。如官至吏部尚书的仁和（今杭州）人张瀚，祖上“以沽酒为业”，后购绸机“织诸色纻币，备极精工，每一下机，人争鬻之，计获利当五之一……”^[8]东林党人顾宪成之父曾“试为酒人、豆人、饴人、染人，渐能自衣食”，后“再迁泾就廛于市”^[9]；高攀龙父兼营高利贷，“纤啬治生产，米盐琐悉一切躬亲之，以其赢与里中交质为一息，卒之日积千余金”^[10]。是故松江人何良俊云：“昔日逐末之人尚少，今去农而改业工商业者，三倍于前矣。”^[11]且“逐末者多衣冠之族”^[12]—最典型的例子当数徐阶，身为内阁首辅居然与民争利^[13]！与拜金等相连的是社会向奢风尚开始弥漫，在衣和住方面，一反明初“非世家不架高堂，衣饰器皿不敢奢侈”^[14]之类的秩序和训诫—明初在江南创下的伤痕逐渐愈合，于是，“世庙以来，则江南彬彬盛矣”^[15]。这里的“盛”，自然也包括经济活动和生活方式渐趋或恢复到了原先的轨迹，或如张瀚所概括的三吴风俗般：“人情以放荡为快，世风以侈靡相高。”^[16]住宅中出现了大型化和奢华的现象，缙绅文士和商贾们纷纷竞营规模化宅第。如《名山藏》卷一〇二就记载了嘉靖年间（1522—1566）前后的变化，曰：“当时人家房舍，富者不过工字八间，或窖圈四围十室而已。今重堂窈寝，回廊层台，园亭池馆，金翠碧相，不可名状矣。”以苏州为启领风气之先的一股富风侈尚、对奢靡的追求作为生活的理想，蔚然涌动、鼓荡而成主流，引得众人“群相蹈之”。正如王士性所指出的那样：“姑苏人……善操海内上下进退之权，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17]

明史中详尽地记叙了百官宅第的各类“注意事项”，对各级官员宅第等级有着详细的规定，提醒百官们要谨守要义，对黎民百姓的规定则更为苛刻谨严，“庶民庐舍：洪武二十六年定制，不过三间，五架，不许用斗拱，饰彩色。三十五年复申禁饬，不许造九五间数，房屋虽至一二十所，随其物力，但不许超过三间”^[18]。这些礼制等级涉及从开间、结构、材料、色彩、纹样、形式等的方方面面，无一疏漏。在苛严的等第制约中，明初房屋普遍趋向俭素，鲜有越僭之例。历经洪永的苛严、正景的变通、成弘的宽大和隆万的松懈等，士大夫们有感于朝政的无常或疏离，以治生为急务的思绪得以蔓延，士风变化则以1506年明武宗朱厚照登基为界，前后似可分为两个阶段。闽人谢肇淛较为细致地交代了大兴土木的缘由：“缙绅喜治第宅，亦是一蔽。……及其官罢年衰，囊橐满盈，然后穷极土木，广侈华丽，以明得志。”^[19]“缙绅喜治第宅”作为常态，似乎可以此时为肇始—年青或中壮年时，历仕朝廷，掌管王事，或家什未立，或岁月无情，兼及朝政无常、宦官当道，于是，弗论囊橐盈虚否，迨及年衰返乡之际，经营终老之所以颐养天年便成为颇为普遍的想法和举措。江宁人顾起元转引同代王丹丘《建业风俗记》所载曰：“……（南京）正德已（以）前，房屋矮小，厅堂多在后面，或有好事者，画以罗木，皆朴素浑坚不淫。嘉靖末年，士大夫家不必言，至于百姓有三间客厅费千金者，金碧辉煌，高耸过倍，往往重檐兽脊如官衙然，园囿僭拟公侯，下至勾阑之中，亦多画屋矣。”^[20]

这种嬗变在吴江县也能找到相似的例子：“明初，风尚诚朴，非世家不架高堂，衣饰器皿不敢奢侈，若小民咸以茅为屋，裙布荆钗而已。即中产之家，前房必土墙茅盖，后房始用砖瓦，恐官府见之以为殷富也……万历以后，迄于天（启）、崇（祯），民贫世富，其奢侈乃日甚一日焉。”^[21]明中叶后包括建筑在内纲纪渐趋松弛，一越明初严禁庶民厅房逾三间等制度限定，更兼“正统十二年令稍变通之，庶民房舍架多而间少者，不在禁限”^[22]的宽松，由是，“代变风移，人皆志于尊崇富侈，不复知有明禁，群相蹈之”^[23]。故正、嘉时上海人唐锦称：“江南富翁，一命未沾，辄大为营建，五间七间，九架十架，犹为常耳，曾不以越分为愧。浇风日滋，良可慨也！”^[24]明季松江董其昌的府邸为：“数百余间画栋雕梁，朱栏曲槛，园亭台榭，密室幽房……。凡珍奇货玩、金玉珠宝，与夫丽人尤物，充牣室中。”又述及其子的第宅：“董祖源初辟居时，止数十椽，以后广而大之，乃尽拆赁房居民之居而改造焉……造堂屋约有两百余间，楼台堂榭，高可入云，粉垩丹青，丽若宫阙，此真轮奂之美也。”^[25]又据《旧钞董宦事实》记载，董其昌子的第宅：“董祖源初辟居时，止数十椽，以后广而大之，乃尽拆赁房居民之居而改造焉……造堂屋约有二百余间，楼台堂榭，高可入云，粉垩丹青，丽若宫阙，此真轮奂之美也。”^[26]

常熟市彩衣堂平面图

士大夫的宅第一部分来自于帝王的赏赐。如嘉靖赐顾炎武先祖顾章志第于千墩（灯）蒋泾南岸，其他还有如松江徐光启、钱机山和顾正心的府第等。光禄寺卿顾正心赐第位于府治南、城隍庙西，门楼龙额金书，特命“嘉义”，制极壮丽^[27]。除少量的赐第外，主要还是以自建为主。大学士申时行在苏州城内的宅第共八处：衙前、百花巷等各四宅，分名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庭前俱植白皮松，阶沿皆用青石；厅内“赐闲堂”匾为神宗万历所赐^[28]。士大夫的厅堂以五间居多，厅前常设门屋，俗名“五厅三泊暑”—意为可于此障炎蔽暑，如王锡爵府之门屋。除了如申氏于闹市中外，致仕者多抉择于幽僻之所，欲娱情于山水或市镇之中。张岱曾谈及杭州昭庆寺沿西湖向西、片石居一带的閟阁精舍，为“韵人别墅”；青莲山房又谓包氏北庄，也即包涵所的别业^[29]。他曾于天启甲子（1624）在杭州一名为岣楼山房的处所闭门隐居了七个月之久，该山房据称为“逼山、逼溪、逼弢光路，故无径不梁，无屋不阁。门外苍松傲睨，蓊以杂木，冷绿万顷，人面俱失”^[30]。

除了历史文献记载外，我们不妨以曹察故居（昭嗣堂）、赵用贤故居、采衣堂、张溥故居、王锡爵故居、保素堂、吴一鹏故居、惠和堂、明善堂、遂高堂、会老堂、瑞霭堂、凝德堂、秋官第、敦裕堂、椿桂堂、怀荫堂、玉燕堂、朱宅、鸿寿堂和楠香斋等业已确证的明代住宅实例为对象，具体讨论明中晚期住宅建筑的形制和“僭越”的量化成分。以上21处按时间论，当首推位于昆山市周庄镇北市河东缘的玉燕堂，该宅始建于英宗正统年间（1436—1450）—也是目前所知的明前期建筑的遗存；苏州惠和堂（王鳌故居）约初建于孝宗弘治至武宗正德年间（1486—1520）；无锡曹察故居建于嘉靖七年（1528）；苏州吴一鹏府第建于嘉靖十一年（1532）；常熟采衣堂约略建于嘉靖年间（1521—1565）；太仓王锡爵故居约建于穆宗隆庆至万历前期（1566—1590）；常熟赵用贤故居建于神宗万历年间（1573—1620）；太仓张溥故居建于熹宗天启年间（1621—1625）—以上8处建造年份确切，且明前期、中期、晚期各具。其他9处即苏州东山镇凝德堂、遂高堂、明善堂、会老堂、瑞霭堂，太仓保素堂、同里镇朱宅、黎里镇鸿寿堂和镇江楠香斋大致建于神宗万历年间至思宗崇祯年间（1571—1644）。

曹察故居又名昭嗣堂，位处今无锡新区硕放镇香楠村。曹察，字明卿，号晴峰，无锡硕放人，嘉靖七年（1528）中进士，官至汀州（今属福建）知府，此府第为其中进士后所建。清乾隆十三年（1748）曹氏后裔改第为祠。昭嗣堂坐北朝南，前后三进，中轴线上自前（南）至后（北）依序为照壁（河对岸）、门厅、大厅、大堂（昭嗣堂）、牌坊、后堂与后园，建筑面积约665平方米。该堂气势轩敞，面宽七开间达26米，进深十一架共14米，顶高8.4米，硬山顶，居中的三间草架略高、左右两间屋顶略低—形似明代官帽。堂内梁柱等木构庶几咸为名贵的金丝楠，用料粗硕且装折考究。如在堂中脊桁下用斗承三层抱梁云、山雾云等雕镂样，还有斫云纹的枫拱、镂缠枝莲纹样的雀替、扁作月梁、覆盆卷杀柱顶、荷叶墩梁垫等。

常熟市虞山镇南赵弄10号赵用贤故居和翁家坊翁心存故居同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为三落（路）建筑群。不过翁居系翁同龢3岁（道光戊子年，1828年）时由乃父翁心存购得^[31]。明时格局已不复可考。现宅院占地广6 000余平方米，建筑面积约3 000平方米，现存大小房屋90余间。除彩衣堂外，其他均为清代修扩建。坐北面南的彩衣堂位于故居第三进，面积235平方米。五架梁并前轩后廊九架椽屋、三开间宽14.98米，进深14.3米，硬山五脊顶，扁作梁架。赵用贤（1535—1596），字汝师，号定宇，明隆庆五年（1571）进士。赵氏廷杖归里后，致力于藏蓄图书和校刊刻印，撰有《松石斋集》、《三吴文献志》、《国朝典章因革录》等。赵宅坐北朝南，现存中路共三进房屋，包括门屋、前厅、后堂，以及前厅东缘的书厅“脉望馆”。建筑面积1 400余平方米。前厅面阔三间10.4米，进深十檩10.73米。“脉望馆”面阔三间7.1米，进深4.52米，明间结构为抬梁式、硬山屋顶，坐北朝南，长窗（隔扇门）上下，前为天井。

位于太仓市城厢镇现新华西路57号的张溥故居，原为其伯父、工部尚书张辅之的府第，始建于天启年间。现存共三进，硬山顶，占地面积约1 400平方米。张溥（1602—1641），字天如，号西铭，太仓人，官至庶吉士，一生著述宏富。故居原第一进为门厅，惜于20世纪60年代拓宽道路时被拆除。第二进为正厅，面阔三间，宽8.53米，进深12米。抬梁式结构、五架梁带前轩，前后檐廊，屋顶内设有草架构造。正厅两侧为两层东、西小厢楼，面宽占梢间，进深浅于正厅，前后均设有蟹眼天井。与苏南其他明代建筑大致仿佛的是，因后堂楼与院子为主人及其家人居住生活之用，故于第二进与第三进之间设有一道二门和高矗的墙垣。第三进为二层的堂楼，上下二层通高7.7米，底层一楼高3.25米，二层楼高4.45米；进深10.1米。第三进的堂楼面阔五间，居中堂屋，两侧为内房，两翼次间和梢间用板壁分隔，以作起居之用。梁架也为抬梁式、五架梁、前后檐廊，柱上用一斗。楼前天井石板铺敷，两侧也为两层东、西小厢楼。楼通高6.6米，楼下檐廊，楼房抬梁式、五架梁，平梁上以覆莲座蜀柱，柱上亦用一斗。厢楼、堂楼之间用过楼相连贯，另外，堂楼与后一即进第四进后楼、后厢楼等也贯通、连接为一体。第三进和第四进之间现存高墙一道、砖刻门楼一座，保存较为完好。第四进后楼为女眷居处，底层一楼与前进因高墙而阻隔，但二楼通过过楼可与前进相通。第四进后楼前天井及两侧东、西厢与前进差可相似。再后为高6.2米的墙垣以作围合和收尾。

周庄镇北市街的张厅（玉燕堂）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主体构架和形态保护较为完好、明代年份最早的宅第之一，占地1 884平方米，坐东朝西，一落七进，第一进轿厅（门厅）；第二进为前厅，有左右两厢，四周设廊并辅以木构围栏；第三进主厅（玉燕堂）前轩后廊，后进为茶厅等。后窗临河，宅后设门跨河有廊迈越小河“箸泾”。南侧有僻弄贯穿前后。1985年余初访，见宅内数户住家挤占，第一进至第四进的厅堂被围合分割成若干住居“单元”，空间甚为逼仄，难以一窥全貌，惟有幽暗深邃的僻弄和跨泾廊道（屋）以及楠木立柱尚属完整，现玉燕堂已恢复旧貌。将其与明善堂结合起来看，无疑，前者方正、肃穆和简约，后者渐趋“向奢”，藻饰工艺精致，似乎暗合了明代不同时期江南住宅建筑变迁的风尚和痕迹，但总体上似乎尚未“广侈华丽”。

上述21处府第宅院，规模宏微不一、差异明显：平房者为玉燕堂、昭嗣堂、楠香斋三处；除王宅和朱宅主体已毁外，其余15处为楼居（部分）；占地面积迈越2 000平方米的为吴宅、明善堂、惠和堂、翁居4处；建筑面积超过1 000平方米的有玉燕堂、吴宅、明善堂、惠和堂、赵居、翁居、鸿寿堂等7处；超过400平方米的有昭嗣堂、张居、保素堂、会老堂、遂高堂、瑞霭堂等12处。由此可见，房屋规模、面积的宏微、大小等与户主官阶、地位高低关系密切—正德户部尚书王鳌之惠和堂、吏部尚书吴府、万历内阁首辅王（锡爵）府、崇祯工部尚书张辅之府等气象壮穆，万历吏部左侍郎赵居、知府昭嗣堂等格局明晰，主从分明；府第中设置园林的有玉燕堂、明善堂、会老堂、翁宅、曹宅、徐宅6处；从宅院分布地理状况看，城居6处，即太仓张、王宅和保素堂，常熟赵、翁宅，苏州吴宅，皆属苏州府所辖，明代楠木厅楠香斋原位于镇江市大西路98号，因仓巷片区开发，经市府批准在宝塔山公园祈天池畔复建。楠木厅面阔三面，进深七架，梭柱，有侧脚，梁架圆作，用材硕大，形象严谨稳重，尚存宋元古制，复建后的建筑主体木结构为原件，屋面、门窗、山墙及台基均照明代风格建造。位处市镇的计3处（玉燕堂、朱宅、鸿寿堂）；乡村7处，即惠和堂、明善堂、遂高堂、会老堂、瑞霭堂、凝德堂、秋官第、敦裕堂、椿桂堂、怀荫堂和曹宅，除曹宅外，其余10座咸集萃于洞庭东山，从而成为明代建筑遗存数量最集中的区域。除了地处太湖一隅、距府、县治所较远等交通、地理因素外，这里也是洞庭商帮和王鏊等众多官宦的故里。历史上商贾富贵之家较少延续长久，当时即有所记载，如“……（松江）至正德间，诸公竞营产谋利，……皆积至十馀万。自以为子孙数百年之业矣，然不五六年间，而田宅皆已易主，子孙贫匮至不能自存”^[32]。张翰也说到：“……（杭州）余所闻先达高风如沈亚卿省斋、钱都宪江楼，皆身殁未几，故庐已属他姓。至如近者一二巨姓，虽位臻崇秩，后人踵事奢华，增构室宇园亭，穷极壮丽，今其第宅，皆新主矣。此余所目睹。”^[33]叶梦珠在述及明季上海望族时，对其盛衰无常亦是感慨不已^[34]。至于位处太湖一隅的洞庭商故里，虽亦不乏溢耀向奢者，但素以“讳富”、“隐富”而闻名，故田宅易主之例较城市鲜少。

上海市松江区醉白池明代雕花厅(www.xing528.com)

明代住宅屋顶以硬山式最为普遍，另有少量悬山顶。厅堂、花厅等正脊处的屋顶多以砧瓦叠砌，附属屋舍的正脊以蝴蝶瓦竖向斜铺，显得主从有序，层次分明。当房屋界梁一致时，两桁高度自下而上，按一定的规制逐渐加高，因此屋面坡度高，形成曲线形屋面，此法变为举架（举折）。屋顶的曲线通常包括建筑的檐口、屋脊和屋面，建筑两向坡顶相交而生屋脊。建筑围护结构和界面主要由承重或非承重的墙体承负，最为普遍的应推砖墙。基于御寒隔热，薄砖以立顺砌和立丁砌法交互插接形成空斗墙，外皮用白灰浆或煤浆抹面，形成素（黑）墙。墙垣因内外、方位有别而形式多样。界墙为宅院之间的分隔墙，通常高大、直矗，体量庞大。两侧立面山墙因其庞大的面积和防火阻燃、开窗设牖等功能性构件使然，也受到住户的重视。通常，苏、松等地运用砖材普遍，苏地的砖瓦业素称兴盛，陆慕（墓）、锦溪（陈墓）等均为砖窑之镇。传统建筑地基开槽普遍浅表。江南地区在50厘米上下的浅地槽基内用石块铺砌或夯击灰土和三合土。考虑到防潮避腐，常在木柱底端垫置柱础。明构木柱下多垫以木础，也用条石砌筑在槽基内，再在其上承托础石。

明代建筑中木雕、石雕、砖雕、灰塑、彩画、金属铸锻等装饰门类齐备。建筑的正立面木构组接和雕镂比较集中，雕镌少而简的玉燕堂—通常是顺应梁架处略施技艺，以凸显木构结构和力学之长；东山明善堂等则从明中前期的简约隽永幻化为精进婉约和细腻玲珑。总之，明中前期建筑雕镂主要集中于梁枋、雀替、斗拱、屏风、栏杆、神龛和佛帐等处，晚明装饰除上述外，还在牛腿、槅扇、窗棂、花罩和挂落等处施展才艺。

苏州东山镇凝德堂的正厅、仪门和门厅等处遗有多处彩画，正厅的彩画分别施于梁、枋、檩和山垫板处，连斗拱亦以色勾边上彩。建于嘉靖七年（1528）的无锡硕放镇香楠村昭嗣堂，抬梁架、脊桁、荷叶墩等大小构架（件）均髹饰青绿叠晕、棱间装饰包袱锦彩类彩画，绚丽而精致。至为珍贵者当首推常熟彩衣堂。包袱锦彩画“喜上眉梢”、“鹤鹿同春”、“麒麟松枝”、“游龙”和“海棠花”等题材丰富，于包袱边内沿绘制纤细而规整、严密而精湛的、堪似丝锦纹饰的“包袱锦”，以青色作底，用真金勾填几何图形，部分枋上的彩画上粘贴木雕或沥粉堆塑的动物或花卉构件。

传统士农工商的位序上下明晰，但晚明期间四民位序错动现象并不乏见。一方面江南住宅建筑市场庞大的需求使得从业者发生了若干变化：一是与商贾的合作，即商贾出钱、艺匠出力的合作模式。二是部分技高艺精者与文士相配合—或以匠问士，或本士返匠，如松江董其昌、陈继儒及太仓吴伟业与华亭张南垣（张琏）等。时南垣“游于公卿间，人颇礼遇之”^[35]，俨然士匠一体。基于市场需求，使工匠在分工与合作两方面进一步深化，或根据不同的对象聘请擅长此道的专人进行设计或营构。另一方面，随着“治生为急务”、“缙绅喜治第宅”现象的常态化，辄使文士们纷纷投身其间而乐此不疲。如文震亨在《长物志》“室庐”卷中就居处的位置、式样、功能要求和室内外布置等提出的原则，阐述了门、阶、窗、栏杆、照壁、堂、山斋、丈室、佛堂、茶寮、琴室、浴室、街径庭除、楼阁、台、室外铺面等各种单元局部的做法、倾向和审美要义；计成则在《园冶》的第一卷“兴造论”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世之兴造，专主鸠匠，独不闻三分匠、七分主人之谚乎？非主人也，能主之人也”^[36]的观点，强调设计（师）的重要性—显然，缙绅文士们参与到众多建筑的实践中，以其学识、理论和旨趣进行指导，对明代江南建筑的整体水准和质量起到了重要的提升作用。同时，也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又对相关理论进行了归纳和建构，如计成的《园冶》、文震亨的《长物志》、屠隆的《考槃余事·起居器服笺》、曹昭的《格古要论》，以及髙濂《遵生八笺》、陈继儒《园史》、王圻《三才图会》等。清季民初，苏州人姚承祖据其祖《梓业遗书》之秘笈、图册等，结合自身实践整理的《营造法原》，成为苏州地区传统营造的重要专书。

住宅建筑的精工精致与苏松地区大量以技术精湛、工艺细腻著称的工匠是密不可分的。除了哲匠辈出外，部分还“因匠致官”，如吴县香山胥口乡渔帆村木匠、建筑师蒯祥，以营缮总丞和工部侍郎的身份，总体设计、主持营造了几乎紫禁城工程量大半且最为重要的建筑（三大殿、北、中、南海和承天门等），可谓史无前例。此外，擅石雕和石料工程的明代无锡县石匠陆祥、武进阳湖（今常州）工匠蔡信、金山卫（今上海）泥瓦工杨青也皆因工精而官至工部侍郎，时称“匠官”，与蒯祥一起成为“因匠致官”的典型。此外，还有叠石名手张南阳（上海人）、张南垣（上海人）等。

一面是文士的“下行”，一面是工匠的“上行”，士匠合作，创造了中晚明江南众多的优秀住宅建筑。假如仍似明初《大浩续编》中对臣民僭越严厉的惩处暨“违诰而为之，……工技之人与物主，各各坐以重罪”^[37]般，工匠们则断不可能有所发挥。顺此，明人记载的各类“僭越”或“向奢”之举，自然也与施艺的工匠难分畛域；“僭越”或“向奢”与工匠的鼓吹和推波助澜合二为一，在实施中他们则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利益—“僭越”、“向奢”越甚，则利愈盈。这一点，明代张翰早已点明，在此不符赘述^[38]。

明清易代、鼎革之乱和太平天国运动的动荡，给江南运河的城镇乡村的建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有清一代，清初顺治及康熙年前期法规苛严，康熙至乾隆六十年（1795）时期，房屋建设渐入高潮。在实质为“国富民穷”的康雍乾盛世时期，富足的江南地区普通民居仍以竹草编结的泥屋居多，社会财富集中在少数人群中，苛税重压下的“户派门摊，官催后保督前团，毁屋得缗上州府”^[39]之类现象仍十分普遍。道光、咸丰时期兵燹不断的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战争等，又遭受了摧残。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而言，能保存至今的大都属于质量较好、有一定规模的建筑。如始建于明代、位于今江阴市马镇南旸歧村的徐霞客故居清初遭兵燹损毁后再度重修。现在的第三进（崇礼堂）即为斯时重修之物，较好地保持了明代江南建筑的格局。西侧晴山堂系徐为庆贺其母病愈而建的厅堂，徐母去世后遂将之所藏元、明两代名人为徐家所题赠的诗文法书镌刻于石、嵌于堂壁，以资纪念。位于周庄镇南市街的沈厅是一座前后临河、宅中含街的大型清代住宅建筑，由沈万三的后裔建成于清乾隆七年（1742），坐东朝西，七进五门楼，占地2 000余平方米，共有100余间房间，分布在100余米长的中轴及两旁三个部分组成：前部分为水墙门、河埠；中间为门厅、茶厅和松茂堂（正厅），前部和中部之间为南市街；后部四、五进为堂楼，六进为后厅屋，第七进为厨房下屋。前后楼之间由过街楼和过道阁相连接，形成一个环通的走马楼。居中的松茂堂面阔11米，前有轩廊，进深七檩11米，厅后有廊。平面呈方形，两侧为次间屋，有楼与前后厢房相接，屋面为硬山顶。住宅中轴明确，格局清晰，呈现了前堂后寝的传统格局和平面布置特征。

黎里镇柳亚子故居面河而筑，占地2 603平方米，坐北朝南，前后六进，共101间。第一进为门厅，第二进为茶厅，第三进是大厅“赐福堂”，第四进为生活性的堂楼，第五进是藏书楼，第六进已毁。东侧的备弄（周赐福弄）纵深达92.9米，设有若干边门分别于二、三、四、五、六进联通。柳居的特色之处在于，一是赐福堂规模宏畅，藻饰考究。该堂阔13.7米、深15.9米、高8.95米，东侧紧接一楼一底厢楼，西缘为三楼三底。一层高的大厅共七开间呈一字形横排，几与厢楼等高，气势宏伟，但并无因高旷而导致的虚空之感，因为厅内屋架采取了覆水椽和轩的做法—在厅内做了两层屋面，这样既降低了层高，又增添了隔热、保暖等功效，这也是江南厅堂的做法传统之一。在功能区域中，大厅巧妙地分隔成了三个单元：人字形梁架及船篷轩为大厅的中央部位；船篷轩南端下布置成落地长窗（隔扇门），设宽2.6米的走廊；屋北侧沿金柱一线安排屏门，屏门后为“退堂”空间。二是第五进七楼七底的堂楼西侧建有宽一米许的“复壁”，即夹弄，以防不测之用。楼下东侧为柳氏著名的书斋“磨剑室”，书斋与双厅连通，有隔扇门径通天井。

除了枕河临街的市镇民居外，城市建筑也彰显了独特的风格，苏州市人民路两侧马医科巷43号的俞樾故居、常州市清凉路子和里3号张太雷故居、镇江市仓巷69号张云鹏故居等。朴学大师俞樾为清道光三十年（1850）进士，潜心学问40余年。他于同治十三年（1874）构屋30余间。俞居坐北朝南，共三路五进，占地约2 800平方米，西北隅为曲尺形的亭园遂取老子“曲则全”之意，构园名“曲园”。俞宅正路首进为门厅，面阔三间9.8米，进深6米。第二进为轿厅，面阔三进10.8米，进深6.65米。第三进主厅“乐知堂”，面阔三间11.1米，进深五间9.9米。第四、五进为内宅，居中以库门相通，东、西两厢贯通前后，形成一座四合围院。西路第一进为“小竹里馆”，面阔三间9.55米，进深11.9米，为俞氏读书之所。第二进为偏房，面阔三间11.15米，进深4.3米。第三进为春在堂，面阔三间11米，进深四间6.6米。堂前缀石植树，系俞以文会友和讲学之处。曲园位居故居东缘的北端，仅为200余平方米。园北有书斋三间，名“达斋”，以东有廊相连乃“艮宦”，面阔两间，为俞氏操琴之所。小园掇山掘池，建廊构亭，布局曲折变幻，颇有小中见大的造园意匠。

张太雷故居原为潘姓所居，1918年至1925年间张氏全家曾寓居于此。1987年为纪念张氏牺牲60周年，按原貌修复，以张太雷故居名义对外开放。该宅中轴为一座两进三开间的木构房屋，前进门楼。中进厅堂，东厢为张太雷母亲薛氏用房，西厢为张氏与妻子陆静华及子女的卧室。故居东侧现为张太雷生平事迹陈列室，西翼为中共国青团史陈列室。

江阴市澄江镇西横街49号系“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文学家刘半农、音乐家刘天华、音乐教育家刘北茂三兄弟的祖居。该宅由其父刘宝珊建于清末，坐西朝东，原为二进六间加后厢及左侧前后两间。第一进三间毁于抗日战争，现已按原样修复。东西向的主轴线上，前后共两进，各设有天井，中部为前厅后堂模式，形制相同；两者以天井分隔，后堂后面的天井左右两侧各设厢房两间。东西厢各辟石库门为前后门，另在厅堂左侧各置辅助用房一间，全宅共12间，组成一院落建筑群，建筑面积近1 000平方米。现刘氏故居的第一进已辟为序厅，为刘氏三兄弟生平事迹的展览陈列。北厢房为刘宝珊的卧室，东厢房为私塾。父母卧室后面为刘北茂少时的卧室。第二进堂屋名为“思夏堂”，此额在1925年7月刘半农留法获文字博士学位后归里，为纪念夏氏祖母，遂命名为之。半厢房为刘半农夫妇的卧室。1910年上半年，刘与朱惠在此完婚。南厢房为刘天华夫妇卧室，1916年初，天华与殷尚真在此喜结连理。后院南侧为厨房，对面即为后院。

杭州元宝街胡雪岩宅面南的大门位于宅院偏东侧的南墙上。进门向西是中路主轴线，依次是轿厅和天井，轿厅天井东西各设厢房，西厢为轿夫等小憩之所，东厢实为轿厅的过道。轿厅南向面阔五间，前檐柱等不设门窗；穿过轿厅正对面是坐南朝北的二门照厅，与正厅相对。作为中轴线上的主体建筑，照厅同样坐北朝南，且上下两居，面阔五间。据称此楼用紫檀木雕100个狮子藻饰栏杆，故又称“百狮楼”。正厅后面是中轴线上最后的一座庭院，分设东西向两座内花厅，即东、西四面厅，厅之间以墙垣分隔。西厅南侧门扉与芝园相通。东厅迤东有园景天井：天井东沿垣构筑爬坡长廊，径直通向倚后花园北墙而建的假山。后花园平面呈两厅一庭的布局，东西两厅均衡。故居东面的住宅由轿厅后檐廊的库门进入，入门后的长廊两侧设有小天井，廊的尽端为一南北向的长弄—南通“花厅”，北联“楠木厅”和“老七间”。花厅又谓“融冬院”，其东向的花厅又称为“颐香院”。是院外墙的东北向又建有池塘、曲桥、亭台和斜廊等与北面的“鸳鸯厅”相衔接。两座花厅小天井内均置小桥和水榭等，将园景与居住空间自然而巧妙地有机融合在了一起。

“鸳鸯厅”、“老七间”和“新七间”及“破屋”等是东区建筑较为密集的区域。其中鸳鸯厅坐东朝西，为面阔五间的两层建筑，形制构造别致。通常，鸳鸯厅多因室内梁架前后或左右有异方才构之，然此处却因建筑南北檐柱柱网分布间距的不同而称之，实属特例。北缘的“清雅堂”面阔达七间，二层为胡雪岩子女起居之所，底层为内眷厅堂。西侧有一独立的小院，四周高垣围合。坐西朝东的老七间又称“和乐堂”，也是面阔七间的二楼，是宅院内最大的单体建筑。一层原为胡雪岩的书房，楼上为其姨太太的住处。是楼东南向分别是小厨房和边厅。建筑面积达445平方米的边厅“载福堂”，为坐西朝东的三开间两层建筑，全部用楠木构筑。胡宅西区内的“芝园”为一山水园林，主体构图以水为中心—水中布置亭桥一座，四周有亭台楼阁及假山，筑就曲折石梁、石堤、纤路、复道和游廊等，层次十分丰富，使水面与空间相互渗透，在错落有致中突破了窠臼，呈现了近代杭州园林的地方特色。

总观胡宅，约略有三大特点：一是根据实际功能所需对宅院的建筑、庭院和附属用房进行合理的安排，在东、中、西三条轴线上各有侧重，较好地体现了不同的功能和特色。比如中轴线的轿厅、照厅、百狮楼等“礼制性”建筑，属于对外的“窗口”部分—正厅百狮楼是重大节日、红白喜事和款客使用的重要场所，轿厅和照厅也是由外而内必经的处所，大多遵循和承继了传统建筑的格局、模式和营造方式，具有谨严、堂皇、庄重和宏敞的特质；东侧轴线上排布的新老七间、鸳鸯厅、载福堂和颐夏院等围绕水榭、亭阁、庭院和水池等展开，充分运用空间穿插和变幻之法，将之建成若干既互相独立，又紧密相联的院落群，根据各建筑的功能、属性和追求自然情趣的旨意进行了不对称的布置，使之曲径通幽，房屋甚为集中。小厨房则点明了此处为家庭内部使用处所的特征。二是西区芝园一方面源于江南私园的构园风格和体系，然而又不同于苏、扬和徽州本地的园林，园景层次丰富，气象富丽。三是胡宅所用材料十分考究，且雕镂精细。如老七间梁架用材为南洋杉木和银杏木，门窗隔扇等以紫檀、榉木、花梨、酸枝和黄杨木等名贵木材为主，实属罕见。不仅木作精雕细镂，砖雕和泥塑同样如此。如中轴线二门砖雕门楼、鸳鸯厅天井对面墙垣上四面景窗砖雕等均十分精湛，凸显了浓郁的地方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