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江南运河：水乡城市布局与经济特色

苏州城内外湖泊密布，水道交织，堪称江海通连、水乡泽国的典型。虽然城市的西缘丘陵叠翠、群山连绵，构成山依水偎、环境优美的胜境，但真正铸成该城之魂的质因素的，还是水；尽管嘉庆二年（1797）景德路城隍庙工字大殿外墙上镌斫的《三横四直图碑》上标明的内城河道，长度已缩减成了57公里，但集引排水、运输、防御、调节气候和温度等于一体的河道仍然发挥着独特的功效。在宋绍定二年（1229）的《平江图》石碑和《三横四直图碑》上分别反映的唐宋及明清时期苏州城的空间形态、道路格局、水系网格、城市范围及墙垣城门、重要建筑物和桥梁的位置等，一方面成为研究古城历史形成和演变的珍贵资料，另一方面，“历来言吴地者称其水胜”—不单单城区中交错的河流，而且四周水网环绕，太湖之水东入于海，万流所湊，触地成川，三江五湖铸就的交渠式的水系脉络，形成了该城独特的城市空间结构和形态。

石碑所镌与当今古城方位、位置及格局契合如初，而后者《三横四直图碑》以三横四直—七条贯穿城市干流为主的河道分布体系，以传统的立面画法在图上标注出城垣和重要桥梁、寺观、衙署等建筑的位置，反映了河道纵横、桥梁密布的水城风貌：道路大多为方格形，呈井字或丁字形相交，东西向布局。河道多系人工开凿而成，驳岸齐整。河流多与街道平行，呈前街后河状，这在城区的北部地区尤为明显。坊是中唐以前都市管理、区域划分的住居单元。据乾隆《苏州府志》记载，唐代“乾符二年（875）王郢之乱，刺史张搏重筑罗城”。又据陆广微《吴地志》载，时罗城如亚子形，南北十二里，东西九里，城内大河三横四直，郡郭三百余巷。上述表明，苏州城水系的形成最迟在唐代^[2]。范成大在《吴郡志》中更是明确地记录了地理方位和标记。在标注坊市时以乐桥为坐标和参照，标明方位，如乐桥东南，有孝义坊、绣锦坊……六十坊之一的吴趋坊位处城区西端景德路、黄鹂坊桥西堍，是苏城至为繁华的街巷，人流络绎不绝，摩肩接踵；人民路与书院巷交叉处南缘的三元坊，源于清代钱棨连中三元的传奇。城市的干道均通达八处城门，城门或近城门的坊巷街衢因之也大多以城门名称命之，如阊门西街即位处于阊门之西，阊门内下塘街因处阊门内第一横河下塘（北塘），故名。又因城内东、西、南、北向的街衢呈“井”字形，横直有序，方向明确，所以也多以地理方位命名，比如西北街、东北街等。因河道纵横，故以河流、津梁为名的街巷也不在少数，如万年桥大街、枫桥路、乌鹊桥路等。还有很多小坊巷，如悬桥巷、迎枫桥弄、剪金桥巷、梵门桥弄，以及河西街、河沿街等。

苏州城经济职能的增强，致使城内因人口构成的不同而出现了职业性的区域分工，城市布局出现了新的变化。嘉靖年间吴县知县曹自守在《吴县城图说》中记曰：“苏州……卧龙街东隶长洲，而西则吴境。公署宦室以逮商贾多聚于西，故东旷西狭，俗亦西文于东也。”“在城之图，南号差不及北，以地有间隙，稍远市廛。”王士性在《广志绎》中也说：“城中与长洲东西分治，西较东为喧闹，居民大半工技。金阊一带，比户贸易，负郭则牙侩辏集。胥、盘之内，密迩府县治，多衙役厮养，而诗书之族，聚庐错处，近阊尤多。”由此可见，明代城西人口密集，商业繁盛。明中以降，东部居民以丝织为生，“郡城之东，皆习机业”^[3]。故南浔人朱国桢说：“苏民素无积聚，多以丝织为生，东北半城，大约机户所居。”^[4]沿至清代，如此人群分布和城市格局更进一步。阊、胥地区商业更胜，城市扩张也明显增速。比如明时阊门街上尚存公卿跨街坊表，道路可容五马并行，及清已是密集的民居、店铺，梵宫琳宇、园林遍布城中，以园林、寺庙道观命名的街巷也屡见不鲜。如沧浪亭北岸的沧浪亭街、网师园旁的网师巷、留园门前的留园路、拙政园东侧的拙政园弄等。梵宫琳宇类的如狮林寺巷，今景德路94号处原为城隍庙，故名“郡庙前”，观前街因玄妙观而名之，养育巷东端庙堂巷，巷内有东岳庙；金门内景德路上原有景德寺，寒山寺旁的寒山寺弄。一些寺观中如报恩寺塔（现北寺塔）占地颇广，位于主干道两侧或尽端，塔幢秀出云表，既丰富了城市轮廓线，又与城市水陆双道协调，构成优美的城区景观。(www.xing528.com)

姑苏城区书院林立，坊巷以院校命名者也非孤例。如现人民路南段西侧的书院巷之名，源于宋代“鹤山书院”。明永乐间，书院易为巡抚衙门。从明至晚清，清名臣如周忱、海瑞、汤斌、宋荦、陶澍、梁章钜、林则徐等治事其间。玄妙观后的旧学前因有学道书院，祠供言偃，故名“弦歌里”。还保留了以历史人物命名的街巷。如道前街原名药市街，后为纪念大学士王鳌而更名为学士街，苏州城内两个尚书巷—一个为明中期尚书吴宽（1435—1504），位于怡园南端，原名“修竹巷”。巷东建有“尚书”、“会元”、“斯文山斗”三座跨街牌坊；第二个为十全街南侧的彭定求（1645—1719）居处。彭氏为祖孙状元—世代为官，门庭显赫，人称尚书里；还有位于滚绣坊西段的朱进士巷，明正德年间进士朱纨世居此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