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曲：中国第一个获得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殊荣的传统艺术

2001年5月18日，昆曲名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第一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单，从而成为中国第一个获此殊荣的传统艺术类别。两年后，古琴艺术又列入第二批名单。“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是，具有突出价值的人类创作天才代表作的非物质遗产，或是从历史、艺术、人种学、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和文学角度，具有突出价值并广为流传的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昆曲和古琴，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两项杰出的代表形式，曾长时段地回荡和缭绕在江南运河的城乡中。

弹拨乐器的古琴有多达100多个泛音，艺术表现力丰富，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传统乐器，承载了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精神和思想。抚琴意在抒发内心中丰富的情感，和对自然、对人生的感悟。古代的士大夫对琴艺偏爱有加，琴棋书画位序的排列，说明“君子无故，不去琴瑟”的重要。荀子在《乐论》中认为：钟鼓为金石之声，雄深壮美，适合于言志。而琴瑟则平淡雅和，适合于养心。明代高濂从教化的层面指出：“琴者，禁也，禁止于邪，以正人心。”^[34]绝世清音的琴在古代成了高洁脱俗的化身，与松柏清风、享天皓月为伍，是人们陶冶情操、净化心灵的重要方式。东晋无锡画家顾恺之的《斫琴图》（宋摹本，故宫博物院收藏）是迄今仅见的一幅记录制琴过程的绘画作品。画面描绘的是制作古琴的场景，或挖槽腹，或制弦，或试音；画面中制琴者咸非普通的工匠，而是气宇轩昂的士人。古琴通常长3尺6寸5分，代表一年365天。琴面弧形，喻意天；琴底平直，象征大地。13个徽，代表12个月及闰年。最初的琴为五弦，指代金、木、水、火、土。据说周文王为悼念其子增一弦，武王伐纣时又添一弦，遂成七弦。唐时以“吴声”、“蜀声”两流派最为著名，故琴家赵耶利云：“吴声清婉，若长江广流，绵延徐逝，有国士之风。”^[35]

古琴中的“吴声”流派在常熟获得重要的发展契机。常熟又名琴川，虞山是古琴的发源地—它是世界上第一个拥有琴派、专业琴址、代表琴谱、代表人物、理论纲领的地方。琴派大约形成于明中叶，创始人严天池（1547—1625）有感于时人边习“繁声”，在承继琴学的基础上又综合诸家之长，以“清、微、淡、远”的琴风，“黜俗还雅”，被习琴者奉为圭臬。其代表曲目有《梅花三弄》、《胡笳十八拍》等。严氏还编辑了收录28首琴曲的《松弦馆琴谱》，确立了琴风的标志。民国时期，虞山李子昭、沈草农、査阜西、彭祉卿、张子谦等28位琴家发起成立“今虞琴社”，以继承、发扬古琴文化为宗旨，博采众长，兼收并蓄，大力振兴琴道。稍后加入的常熟人吴景略，堪称虞山派的现代集大成者。他在“清、微、淡、远”的基础上别出新机，以气韵见长，使之既有北地之雄奇豪放，又有南方的清润柔婉，故又有“吴派”之说。

从琴的本体看，构造简单，音律平和舒缓^[36]。因此，所表现的琴声要义和精蕴实在于意，而次在于技。弹奏抚琴，技法愈简单，意境就愈深远闳阔，契合了文士适于审美极境的心理。韩愈在《听颖师弹琴》中曾经描述过琴的表现力：“昵昵儿女语，思怨相尔汝。划然变轩昂，勇士赴敌场。浮云柳絮无根蒂，天地阔远随飞扬。”由此可见，由抚琴鼓瑟而来的修身养性，或者说琴声具有净化心灵的功效，使人径入人神和谐、物我相融和琴道一致的意境之中，置身于一种情感升华的佳境^[37]。明末张岱在列举了蔡邕、陶侃、贺思令、苏轼等脍炙人口的有关琴之典故后，得出琴具有其他乐器所缺乏的高雅意绪的结论，即既可“怡情”，又可寻求“同调之友声”。奈“嘤鸣求友”，操缦雅韵，知音难求。他希望通过琴来沟通彼此的心灵感应，与“清泉磐石”、“涧响松风”为伍。所以，他呼吁道：“偕我同志，爰立琴盟。”^[38]

高濂在“论琴”中指出：“知琴者，以雅音为正。”^[39]作者论琴，严于雅俗之分。这里所谓的“雅”，是指“操高山流水之音”、“得松风夜月之趣”之意。欲达此境，首先弹琴的技术要规范：“按弦须用指分明，求音当取舍无迹，运动闲和，气度温润，……”^[40]他还十分注重单个音的表现力，讲究不同的出音方式，将曲子的疾除变化、高低幅度，正确地表达出来：“然弹琴惟三声，散声、按声、泛声是也。泛声应徽取音，不假按抑，得自然之声，法天之音，音之清音也。散声以律吕应于地，弦以律调次第，是法地之音，音之浊者也。按声抑扬于人，人声清浊兼有，故按声为人之音，清浊兼备者也。今人不究其旨，不亲明师，不讲谱法，不娴手势，遂使声之曲折，手之取音，缓急失宜，起伏无节，知声而不知音，运指而不运意，奚取弹为？”^[41]此外，弹琴既以雅音为正，还体现在弹琴者的心志和学问中，即“修身养性，理其天真意”^[42]。反之，“心中无德，腹内无墨者”，“声淫而悦耳”，他们弹奏时的指法“尚花巧急骤，夸奇逞高，不求法度”^[43]。因此，作者强调指出，由于“琴用五音”，变化甚少，“不宜为俗”，只能“以雅音为正”，如非，便“为抱琵琶而同伶人”^[44]。从中不难看出，高氏的严守雅正，正是基于琴之特质而生发。

被誉为百戏之祖、盛世元音的昆曲发轫于昆山。明代魏良辅通晓音律，潜心好学，为研究江南曲乐曾“足迹不下楼十年”。他以昆山土腔为基调，一改南曲的平直，兼蓄北曲诸腔、江南小曲的优长，将南曲之一的昆山腔发展成独立的、具有完整体系的一种音乐形式—既承南曲清丽婉转格调，又兼北曲激昂亢爽之音。不久，昆山人梁辰鱼按魏氏曲牌进行曲调和唱词的创作，演出时把弦索、箫管、鼓板三类乐器配合起来伴奏，丰满而多彩。他创作的《浣纱记》叙述了吴越争霸的故事，对昏君、权奸的抨击具有现实的社会意义，也宣告了昆曲的诞生。嗣后，王世贞的《鸣凤记》、李玉的《清忠谱》、孔尚任的《桃花扇》等传奇剧本，在反映现实社会生活、重大事件和正邪斗争等方面独辟蹊径，加之新颖、优美的曲调，使昆曲这一新兴的剧种迅速赢得了全国的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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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宝带桥一瞥

汤显祖（1550—1616）创作的《牡丹亭》，不啻是昆曲的经典剧目之一。剧中人物刻画细腻，曲词优美，充分体现了士大夫生活的情调及价值观。他希冀和要求的剧本应当是具有诗词般的韵味，道白讲究字正腔圆，唱词要反复雕琢，千锤百炼，是“曲有词味”的诗词集成。清人金植在其著《中箱说》中曾梳理了戏曲的演变梗概，认为：“戏曲至隋、唐谓之康衢戏，唐谓之梨园乐，宋谓之华林戏，元谓之升平乐，其元人杂剧则有十二科目……今优人登场爨演所谓古戏今戏者，多法元人院本，不能出其范围于十二科之外。若夫爨演逼肖处，能令观者色动神飞，乍惊乍喜，甚至有帘幕中人泪渍巾袖者，盖彼浑忘其当场之假，而直认为现在之真已。”^[45]近代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著作中则精辟地指出：后世戏剧，当自巫、优二者出。上古巫觋之兴，及春秋的优伶，是为后世之萌芽；将歌舞合二为一演出，系从北齐发端。论真正之戏曲，不能不从元杂剧始，以故事为主，至元杂剧出而体制遂定，南戏出而变化更多，于是我国始有纯粹之戏曲^[46]。由此可见南戏对后世的深远影响。

清初长洲人汪琬在述及本邑“土宜”时，以为一是“状元”，二是“梨园子弟”—状元作为姑苏的土宜，自然有其缘由^[47]。至于“梨园子弟”，主要指的是昆曲，而非评弹，戏曲的发展成就了大量的戏曲人才。昆曲在清中期臻于鼎盛，各地艺人麇集姑苏，戏班多达四十多家。道光以后昆曲衰落迹象明显，但亦有“集秀班”、“高天小班”和“聚福班”等活动于此。民国初年，苏州开办了“昆曲传习所”。“传”字之后又分四角取名，力图拯救濒临失传的剧种。原属苏州府辖的青浦县，自进士屠隆于明万历六年（1578）任职县令后，遂将昆曲引入至此。他邀梁辰鱼来此切磋，请家班上演《浣纱记》。自此，民间班社纷纷游走于水乡，活跃在庙会、茶馆和堂会中。在民初衰微之际，青浦的昆曲业余演出活动此起彼伏。一般以俗称“清工”的清唱为主，学曲者互称曲友，教曲者为“曲师”，学或教曲称之“拍曲”，唱曲或制曲填词雅称“度曲”，曲友活动的组织为“集”或“社”。拍曲不绝的青浦还吸引了“江南曲王”俞粟庐（1847—1930）及其子俞振飞，俞氏父子对这里的昆曲生态流连忘返，传授点拨，使朱家角镇“讴青”、“咏珠”两社曲友艺事大进。

昆曲以其绮丽的唱词、温婉的情境，赢得了江南士大夫阶层的青睐，氍毹上的歌舞已然成为文士燕集唱酬的文娱方式之一。庶几殷实的士大夫都蓄有自家的昆曲“家班”，成员大都为十一二岁的女童组成。在“娱主”和“宴客”的功用中，铺陈于私家园苑的厅堂楼榭间，在本质上又将昆曲的艺术张力局限、桎梏在一窄小的空间范围之中—从它的发轫和初始阶段，便也同时埋下了迈向衰弭的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