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学的发展历经起伏开阖，主体仍以蹈袭复古之路为要：无论是明初杨维桢力倡“非先秦两汉弗之学”[9]，成化、弘治间李东阳的宗唐崇杜，抑或弘治、万历年间李梦阳、何景明等“前七子”的“文称左迁，赋尚屈宋，古诗体尚汉魏，近律则法李杜”[10]，还是嘉靖中李攀龙、王世贞等“后七子”主张的“文必西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11]—“前后七子”鼓吹的文学复古运动自弘治始持续竟达百年之久。万历后反对拟古主义的李贽、归有光、公安三袁（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等反其道而行之，其散文以抒情小品、游记和尺牍著称。经“公安”、“竟陵”两派的探索和鼓吹，异彩纷呈，别出机杼。
“小品”一词本为佛门用语，自译经而来，详译或全译的大著经文称“大品”，节译或原本短小者为“小品”。稼植为文学中的文体名称约始于明万历年间。明中晚期的山水小品成就突出，不仅出现了王士性、徐霞客两位伟大的地理学家，还有如陈第、乔宇、袁宏道、王思任、张岱等一批性好山水的士大夫和山人，他们以清新和流畅的文笔，描绘了包括江南运河在内的自然风光、山川美景，也表露了他们的真情、实感、个性和态度。万历间礼部尚书陆树声辞归华亭（今上海市松江区）后，隐居于九峰一带。在《嘉树林小序》一文中，他描写了天马山之东的钟贾山麓的两株桧树：“予自甲辰（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六月，由天马峰步入此山，见山筿蓊郁，群木森拱。而二木挺特，不著枝叶，而缕理纠结，势复棱棱如神仙蜕骨，当是数百年前物也。”[12]从陆文中看，昔时山麓的树林竹繁树茂，古老的垂丝桧峙立于平畴绿野之间，作者游览时仍然虬枝峭拔。
江南虽无峻岭高山，但苏之虎丘、光福，杭之孤山、飞来峰等却享誉遐迩。袁宏道在苏州吴县任上的两年间遍览吴中名胜，其中“登虎丘者六”。其游记开篇便交代了虎丘的地理位置和行人如织的缘由：“虎丘去城可七八里，其山无高岩邃壑，独以近城故，箫鼓楼船，无日无之。”[13]但是在月夜、花晨、雪夕和中秋之际，便呈现游人如织的景象：“每至是日，倾城阖户，连臂而至，衣冠士女，下迨蔀屋，莫不靓妆丽服，重茵累席，置酒交衢间。从千人石上至山门，栉比如鳞，檀板丘积，樽罍云泻，远而望之，如雁落平沙，霞铺江上，雷辊电霍，无得而状。”[14]作者以简炼之笔写尽了虎丘诸景的特征：“剑泉深不可测，飞岩如削。千顷云得天池诸山作案，峦壑竞秀，最可觞客。但过午则日光射人，不堪久坐耳。文昌阁亦佳，晚树尤可观。……”[15]笔端的洞庭西山、天池山等，亦精妙动人，请读：
西洞庭之山，高为缥缈，怪为石公，巉为大小龙，幽为林屋，此山之胜也。石公之石，丹梯翠屏；林屋之石，怒虎伏群；龙山之石，呑波吐浪。此石之胜也。隐卜龙洞，市居消夏，此居之胜也。涵村梅，后堡樱，东邨橘，天王寺橙，杨梅早熟，枇杷再接，桃有四觔之号，梨著大柄之称，此花果之胜也。杜圻传范蠡之宅，甪里有先生之邨，龙洞筑易、老之室，此幽隐之胜也。洞天第九，一穴三门，金庭玉柱之灵，石室银户之迹，此仙迹之胜也。山色七十二，湖光三万六，层峦叠嶂，出没翠涛，弥天放白，拔地插青，此山水相得之胜也。……余居山凡两日，篮舆行绿树中，碧萝垂幄，苍枝掩径，坐则青山列屏，立则湖水献玉。一峦一壑，可列名山，败址残石，堪入图画。天下之观止此矣……[16]
从贺九岭而进，别是一洞天。峭壁削成，车不得方轨，飞楼跨之，舆骑从楼下度。踰岭而西，平畴广野，与青峦紫逻相映发。时方春仲，晚梅未尽谢，花片沾衣，香雾霏霏，弥漫十馀里，一望皓白，若残雪在枝。奇石灎卉，间一点缀，青篁翠柏，参差而出，种种夺目，无暇记忆。……天池在山半，方可数十馀丈，其泉玉色，横浸山腹。山巅有石如莲花瓣，翠蕊摇空，鲜芳可爱……[17]
长期寓居于嘉定南翔镇的徽人李流芳（1575—1629），在《游虎丘小记》中则如此记叙道：“虎丘，中秋游者尤盛。士女倾城而往，笙歌笑语，填山沸林，终夜不绝，遂使丘壑化为酒场，秽杂可恨。予初十日到郡，连夜游虎丘。月色甚美，游人尚稀，风亭月榭，间以红粉，笙歌一两队点缀，亦复不恶。然终不若山空人静，独往会心。尝秋夜与弱生坐钓月矶，昏黑无往来，时闻风铎，及佛灯隐现林杪而已。又今年春中，与无际舍侄偕访仲和于此。夜半，月出无人，相与趺坐石台，不复饮酒，亦不复谈，以静意对之，觉悠然欲与清景俱佳也。生平过虎丘，才两度见虎丘本色耳。”[18]在《江南卧游册题词》中的《虎丘》一文中，他言简意赅地表明了对虎丘的审美和观赏取向：“虎丘宜月，宜雪，宜雨，宜春晓，宜夏，宜秋爽，宜落木，宜夕阳，无所不宜，而独不宜于游人杂沓之时。”[19]归有光则将姑苏城外的山水胜形一一罗列在《吴山图记》中，这些自然胜景宛如绿色屏障或翠珠，环伺和点缀在古城的西南隅，给人以寻幽的雅趣和无限的遐思：“郡西诸山，皆在吴县。其最高者，穹窿、阳山、邓尉、西脊、铜井；而灵岩，吴之故宫在焉，尚有西子之遗迹。若虎丘、剑池及天平、尚方、支硎，皆胜地也。而太湖汪洋三万六千顷，七十二峰沉浸其间，则海内之奇观矣。”[20]
西南诸峰间的姑苏台建筑据传系吴王夫差和西施的别宫，曾吸引了无数士人墨客的凭吊和访问—李白在此留下了《苏台览古》《乌栖曲》，陆广微有《吴地记》，还有司马迁、崔
、皮日休……翻检明清游记，似以康熙间苏州巡抚宋荦的《游姑苏台记》所述最为真切和出色：正如范成大所谓的“天上天堂，地上苏杭”，杭州的名胜历来为世人所向往。袁宏道笔下灵隐寺前的飞来峰气势跌宕，神态呼之欲出：“湖上诸峰，当以飞来为第一。高不馀数十丈，而苍翠玉立，渴虎奔猊，不足为其怒也。神呼鬼立，不足为其怪也。秋水暮烟，不足为其色也。颠书（唐张旭草书）吴画（唐吴道子绘画），不足为其变幻诘曲也。石上多异木，不假土壤，根生石外。前后大小洞四五，窈窕通明，溜乳作花，若刻若镂。壁间佛像，皆杨秃（元代杨琏真迦）所为，如美人面上瘢痕，奇丑可厌。……”[21]西湖吸引着无数人的留恋和陶醉，自然也包括浙省的地理学家王士性。如果说徐霞客偏于自然地理考察的话，那么，王氏则侧重于人文地理方面的观察和研究。有明一代，旅游虽蔚然成风，但绝非人人都是地理学家；抑或观察相同的世相风情，但是所获得的收获和结果却并不一样。除了《广志绎》这一杰出的地理著作外，王氏还撰有《五岳游草》。且看《游武林湖山六记》中一段关于西湖的描写：(www.xing528.com)
山高尚不敌虎丘，望之，仅一荒阜耳。舍舟，乘竹舆，缘山麓而东。稍见村落，竹树森蔚，稻畦相错如绣。山腰小赤壁，水石颇幽，仿佛虎丘剑池。夹道穉松丛棘，詹葡点缀其间，如残雪。香气扑鼻……陟其巅，黄沙平衍，南北十余丈，阔数丈，相传即胥台故址也，颇讶不逮所闻……环望穹窿、灵台、高峰、尧峰诸山，一一献奇于台之左右。而霸业销沉，美人黄土，欲问夫差之遗迹，而山中人无能言之者，不禁三叹。[22]
……临安胜以西湖为最，白傅之函，苏公之堤，唐、宋以前夫非潴溉地耶？南渡后，山有塔院，岸有亭台，堤有花木，水有舸舫，阴晴不问，士女为群，猗与白云之乡，遂专为歌舞之场矣。……洎乎宦游于四方，几三十年，出必假道，过必浪游，晴雨雪月，无不宜者。语云人知其乐，而不知其所以乐也，余则能言，请尝试之。当其暖风徐来，澄波如玉，桃柳满堤，丹青眩目，妖童艳姬，声色沓陈，尔我相觑，不避游人。余时把酒临风，其喜则洋洋然，故曰宜晴。及夫白云出岫，山雨满楼，红裙不来，绿衣佐酒，推蓬烟里，忽遇孤舟，有叟披簑，钓得艖头，余俟酒醒，山青则归，雨细风斜则否，故曰宜雨。抑或琼岛银河，枯槎路迷，山树转处，半露楼台，天风吹雪，堕我酒杯，偶过孤山，疑为落梅，余时四顾无人，则浮大白（满载杯酒）和雪咽之，向逋仙（林逋）墓而吊焉，故曰宜雪。若其晴空万里，朗月照人，《秋风》《白苎》（秋风为汉武帝作《秋风辞》，《白苎》系乐府吴舞曲名），露下满襟，离鸿惊起，疏钟清听，有客酹客，无客顾影，此于湖心亭佳，而散步六桥，兴复不减，故曰宜月。……[23]
游记概括了西湖景致中最有魅力的四点，即“宜晴、宜雨、宜雪、宜月”；刻画了其景在不同天候的条件中所呈现的别样风采和韵致；所谓的“人知其乐，而不知其所以乐也，余则能言”云云，则恰恰展现了作者对自然山水的深微体悟和高超的鉴赏力。
与王士性观赏讲求天候和季节一样，张岱的游玩自然也独辟蹊径，比如大雪纷飞、众人裹足居家之际，他却冒雪深夜游湖看雪，“……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是日更定矣，余拿一小舟，拥毳衣炉火，独往湖心亭看雪。雾凇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24]。深夜雪后的西湖银装素裹，浩茫无际，清寒纯净。舟中四望，在雪光的映照下，长堤仅是“一痕”，湖心亭上是“一点”，小船是“一芥”，而舟中之人竟只有“两三粒而已”！雪后的西子呈现了平素所绝无的空寂和浩渺，素雅和浑穆。文章最后部分写了在湖心亭中与金陵二客的偶遇，并假借舟子的自语道出了赏景的真谛：真爱自然之美者，必有一种“痴”情，将美好的事物视为生命一般：“到亭上，有两人铺毡对坐，一童子烧酒，炉正沸。见余大喜，曰：‘湖中焉得更有此人？’拉余同饮，余强饮三大白而别。问其姓氏，是金陵人，客此。及下船，舟子喃喃曰：‘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25]
相较于飞来峰、西湖等形胜，孤山可能更为士人墨客所熟稔—这里不仅是林逋的归隐之处，也是近代西泠印社及文澜阁的所在地。寓居杭州的山阴人张岱对西湖、孤山自然了然于心，笔端的《孤山》既写景，又写人：“梅花屿介于两湖之间，四面岩峦，一无所丽，故曰孤也。是地水望澄明，皦焉冲照，亭观绣峙两湖，反景若三山之倒水下。山麓多梅，为林和靖放鹤之地。林逋隐居孤山，宋真宗征之，不就，赐号和靖处士。常畜双鹤，豢之樊中。逋每泛小艇游湖中诸寺，有客来，童子开樊放鹤，纵入云霄，盘旋良久，逋必棹艇遄归，盖以鹤起为客至之验也。”[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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