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运河：城市形态、空间格局及其历史载体

城市形态、空间格局及其城池以其无可比拟的体量和规模，及其所承载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全方位的历史载体和信息位列各类物质遗产中，凸显着重要的价值。在素有“三吴重镇、八邑名都”之称的常州境域中就遗有众多的史前城邑遗迹—新石器时代的圩墩遗址、淹城、阖闾城。淹城距常州市区约7公里，位于现武进区湖塘镇西。据文献记载和对1957年以来出土的三艘独木船、若干铜盘、铜匜以及原始青瓷、几何印纹陶等的鉴定，大约为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的遗物。有子城、内城、外城城垣三重，仅西面设一出口通道，城外护城河环绕。外墙城周约2 500米，平面为一不规则的圆形—南北直径660余米，东西对径800余米；内城的平面略似方形，位置偏于外城的东北向，周约1 500米；子城（俗称紫罗城，又称王城）在内城的西北端，平面近似方形，周约500米，地势逐渐突起。内城之西与外城之间、由南向北有高10米上下的三个并列的土墩：南为头墩，中为肚墩，北为脚墩—可能是楼台或供瞭望之类的建筑物。按照此城的规模和设施，不像帝王的都城，而可能是屯兵之类的军事堡垒。在淹城的东南方即现常州武进区雪堰镇和无锡县胡埭乡境内的阖闾城，是春秋吴、楚、越三国争霸时吴王为防御楚、越两个方国的攻击和侵袭所筑。此城河道围绕，现仅遗西南城墙一隅。城的平面为长方形，周约2 420米，东西长约910米，南北宽约600米。城墙底部宽约20米，现高2～4米不等，断截面无砖石，说明此城系土筑。城南略偏东处有一宽约36米的阙口—推测很有可能是门洞。土城的形势十分险要：城后有胥山、濮射山和龙山作屏障；前方远处是南山山脉，左边是浩淼的太湖；山上设烽燧墩，山下为城，可谓进可攻、退可守，洵为古代军事要地之一。

苏州古城略呈纵长方形，城墙稍有弯曲，马面突出，护城河环绕。中央略偏东南的子城为府治区域，筑有城墙，由院落、厅堂、廊庑等组成衙城建筑群。《平江图》上跨街建造的华表、坊名与《吴郡志》所载符合若契^[39]。若论城门，则以盘门最具特色和完整。重建于元至正十一年（1351）的水陆双门并列、陆门两重，两门之间为瓮城。两道陆门中，外门略小，宽约3米，厚7米，用花岗条石砌筑。内门宽约4米，城门用城砖砌筑。原城门各设铁闸和铁皮木门，可开阖。两门之间空地容马，可藏兵百人。四周城墙陡峭，易守难攻。顺陆门北侧宽阔的石板坡道可径登城头，一窥垛口、射孔、炮洞、雉堞、女墙、闸口、绞关石、天井（防火之用）等古代城楼的防御设施，以及整个陆门、水门套城的形态全貌；水门设闸两道，位于陆门南侧，门洞内两艘小舟可并列而行。门之间有暗道可径登城。城门外以大运河作护城河，内城河水流经门洞出城墙过水关桥，便汇入了宽阔的大运河。四周尚有水关桥、吴门桥和瑞光塔，形成辉映成趣的建筑历史文化景区。

吴门桥横卧于大运河上，水关桥即在水城门外的咫尺之处，从盘门城楼往东北向眺望，惟见迈越千年的瑞光塔秀出云表，傲然屹立。简而言之，盘门以全国惟一完整和较全设施的水陆双城门，水关桥和吴门桥一圆一直的形态，以及瑞光塔高矗的竖向构图，极大地丰富了古城西南的天际轮廓线，城、塔、桥、河，构成了一幅奇妙优美的江南水城画卷。

大抵在嘉靖前，江南谓“人垂老不识兵革”，承平既久，人情狃于晏安，故“玩细娱而忽远虑”^[40]，城郭池濠废而莫讲。嘉靖间倭乱后，江南各城和沿海的卫、所纷纷修城筑池以御。如湖州府城垣及附郭乌程和归安二县、常州府德安、广化两甕城、杭州城加筑敌楼、嘉善县城水门、陆门、城壕、月城、箭台、敌台、望楼、窝铺等城防设施一应齐备；沿海的乍浦城增筑敌楼10座、澉浦城增建敌楼16座，池周9里3步等。从文献和方志中看，昔时的城池十分普遍，进城和出城，成为城乡地理图景的常见模式。岁月悠悠，沧海桑田，这些城防设施，或圮废，或毁于太平天国战争、抗日战争等，有些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或受意识形态的左右和激进主义的支配，因拓路、城市建设之需而拆毁，逐渐消匿在人们的视野和记忆中。

如果说历史上杭州城外以西湖为胜境的话，那么，城内则以东城胜。不过在南宋时此处还是一片郊野。周必大在《二老堂杂志》中曾经有云：“车驾行在临安，士人谚云：‘东门菜，西门水，南门柴，北门米。’盖东门绝无民居，弥望皆菜圃。”^[41]传统农业社会古代士人墨客对居处环境的经略和抉择，普遍倾向于与自然合一的居处环境，以及注重生态环境的和谐、平静，这种环境意识和情怀在传诵不绝的诗词歌赋等不同体裁的文学作品中举目皆得，同样，我们在《竹深亭记》一文中，依稀可以领略士子们对高雅意境的憧憬：“杭城之东偏有地，曰戚家园，园广十亩，通衢外，环限以修垣，其中民舍若干区。舍西有大竹数百竿，青秀敷腴，蓊若深谷，烦嚣攸祛，忘在阛阓……”来自湖州的沈氏就庐于斯后，进一步修建屋舍，重点仍然放在了对景观环境的构筑中，他“悼众之遗，乃增亭竹间，以娱宴休，……亭纵一筵，衡广倍之。栋宇简易，疏棂闲静……”^[42]

清代东城人群渐趋密集，住宅庐舍的构筑只能因势就形，在日渐逼仄的空间中塑造居停，暨善于利用环境的特点筑庐构园。例如从厉鹗所记看，少司农严颢亭在城东的清泰门北缘构筑的皋园，手法高妙，“外引沙河之流从水门穿堑入园中美，流经亭阁间，束而为涧，展而为沼，榖纹镜光随风日波荡，复注篱外长沟，以达于东河”^[43]。再如城中的莲居，“其地左负郭，右亘土桥，门外清流萦带。循六枳之篱而入，一往深窈，寮舍堂殿如蜂王国、如燕子巢，户牖相向，皆极低小”。房舍虽小，但环境却很幽静^[44]。又据晚清杭州人杨文杰所记项秋伊之所居，“家居艮山门成衙营口。辟圃编篱，围种芙蓉，绚烂若锦。蹋地缭绕，栽菊数千本，英大于盘，枝高及肩，皆名种也”。项氏曾自赋诗云：

榛芜辟尽露英华，小景还宜点缀加。

石砌鱼鳞幽径绕，竹编麂眼短篱遮。(www.xing528.com)

添来罨画三间屋，种得迷离遍地花。

漫说喧阗城市近，风光不减野人家。^[45]

丰沛的水系水网和冲积平原低洼高程的地理特质决定了江南环境的独特性—在数以千计跨津越河的桥梁中，以各类拱桥最为普遍。横跨无锡段运河上的清名桥于明万历年间（1573—1620）由寄畅园事主秦耀之子捐建，后又于清康熙十一年（1672）重建，是该区段历史悠久、保存完整的单孔石孔桥。该桥名桥林立的苏州除枫桥外，还有与赵州安济桥、北京卢沟桥等齐名的中国十大古桥之一的宝带桥，位于运河和澹台湖之间的玳玳河上，53孔，桥宽4.1米，总长317米，净跨在4.6至7.45米之间。现桥乃正统七年（1442）重建之物，清道光十一年（1831）林则徐亦曾主持修葺。清咸丰十年（1860）英国洋枪队进攻太平天国军队，竟悍然拆去第九孔以使轮船通过，造成北端26孔的连续倒塌。抗战期间，日军又炸毁了南端的6孔。20世纪中叶，有关方面按明制和原规模予以修缮。该桥体用坚硬的金山花岗石砌筑而成，是国内目前现存古桥中最长的一座多孔石拱桥。两端拱脚的距离长达249.8米，北端引道长23.2米，南缘引道长43.6米。平坦宽阔的长桥便于挽舟拉纤，故纤夫皆受其利。又因古时的澹台湖为渲泄太湖水量、吴淞江出海的重要水口，主事者摒弃了实体墩，而以多孔、连孔建之，既减降桥的自重、有利于桥梁的寿命，而且也增加了净空矢高，使泄洪之水可畅流无阻。其桥身自13孔起逐渐隆起，至15孔达至高点7.5米，陡增变化，堪称桥梁史上的杰作。

与之差可媲美的是吴江松陵段运河上的垂虹桥。该桥初建于宋庆历八年（1048），因桥“环如半月，长若垂虹”而得名。元泰定二年（1325）改木构为石桥。原桥长500余米，由72个拱券组成三起三伏状，蜿蜒如龙，桥上有亭翼然，名“钓雪”。惜因年久失修，亦大部塌陷。其他著名的桥梁还有杭州拱宸桥、塘栖通济桥、嘉兴王江泾桥，等等，不一而足。

在物质遗产中，生产和工业性的历史建筑遗存历来稀少。镇江四摆渡蚕种场、无锡西漳蚕种场、德清莫干山蚕种场、江阴大福蚕种场、苏州大有蚕种场等保存尚好。蚕业在江南经济中的作用无须赘言，由于近代传统蚕业受到外来蚕丝的挤压和挑战，手工化的蚕室建筑和环境逐步引起教育界、丝商和开明志士们的重视，20～30年代各地纷纷兴建蚕室建筑，国民政府于1930年还成立了专业管理机构，颁布法规、明确良种规格和技术标准。上述五所蚕种场建筑大约建于这一时期。其中镇江四摆渡蚕种场占地面积13.7 hm2，现存建筑21幢，由蚕室、缫丝实验室、储茧库、检种室、冷藏库、水塔、办公楼等建筑组成，制种流程配套齐全^[47]；长泾镇大福蚕种场现存的北场部分建于1936年至1938年，近年来得到妥善修缮。作为长泾镇的组成部分，2008年被列入《中国历史文化名镇》（第五批）名录中。蚕种场区内有两纵列生产用房，包括蚕室、蒸室、消毒室、清洁室、储藏室。蚕室分南、北两处，南为1号楼，北为2号楼。蚕室为砖木混合结构，地下一层，地上两层，另有阁楼层。入口和楼梯间设于正中，与双层风雨廊道连接。楼梯间地板开洞，便于上下传输货物。为有效地控制温湿度，在建场中充分注意到蚕业对建筑及温湿度等的诉求，如增开气窗加大通风总量控制、阁楼处开设拔风筒借以强化拔风；育蚕室内地板凿洞、安装活动木格栅。风帽可随风旋转。一俟低温，还需加温。育蚕室每开间窗下设置煤炉，南北墙内各1个，烟道贴墙直行再上行，排烟口在小气窗的位置^[48]。

以大福蚕种场为代表的江南蚕室建筑体现了现代农业科学和日益专业化的环境需求与地域建造体系的相互作用。从建筑学上看，它们共同构成了针对风热环境和空间卫生的建造改良尝试，呈现出具有现代科学理性的精神，通过整体性的设计试图对环境、建筑力求精密控制。

苏州市姑苏区盘门水关桥和吴门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