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自宋代开始，包括洞庭东、西山在内的商品性种植就已经呈现出一片兴盛的景象，元祐时吴县县尉郭受曾这样描述到：“桑田翳日，木奴连云。织纴之功，苞苴之利，水浮陆转，无所不至。”[16]明中叶后，商品性种植在江南各地已经大面积地展开，种植的品类有棉花、桑树、席草、靛蓝、烟草、茶树等。其中，大量种植棉花与水道淤浅或田土高仰虽不无关联，但其关键仍在于种棉力少却利多，时人有云：“（松江、太仓等地）并非沙土不宜于稻。盖缘种棉费力少而获利多，种稻工本重而获利少。”由于田间支河汊港多见淤塞，“艰于车水，工本不无多费”[17]。这就说明，苏、松、太地区由于水利之桎梏，种棉较之种稻似更为合适。其他如蚕桑业与棉业亦大致仿佛[18]。此地虽赖膏腴，民习耕种且勤劳，自然足资衣食。但严苛赋税、激增人口以及有限的耕地等压力，如果还仅仅局限或依赖于田亩所产，恐难以为继。事实上，彼时江南的农业资源已充分地利用，在传统农业范畴作进一步扩张已不太可能[19]。因此，开展多种经营，发展商品生产，或改种经济效益较高的什物品类等，遂成为众多农户谋生、致富的现实抉择路径。结果之一便是，粮食生产从原初的“苏湖熟，天下足”关捩至“湖广熟，天下足”；然而商品性扩大种植的行为，却为其商品生产奠定了基础。一些棉田匮乏之地也纷纷盛产布帛，如常州府属无锡、金匮二县，“邑中女红最勤纺织，故不种棉而出布特盛”[20]—因为，所需棉花，尽可至棉花庄易换。
丝绸，历来是该区域商品生产和贸易的大宗货物。相比较地看，丝织品生产的范围要比蚕桑区更加广大，苏、湖、嘉、杭等大城市以及下属的乡镇如南浔、盛泽、王店、王江泾、双林、菱湖、濮院、临平、塘栖、震泽、黄溪等咸为丝织业著名的生产和加工基地。据范金民估计，明后期织机约1万台，最多不超过1.5万台，每年生产约价值38万两银的多类绸缎，即或绢54万匹，或绸38万匹，或贮丝10万匹，清前期生产兴盛时有可能达到8万台，乾嘉时期每年生产的商品性丝绸，相当于绸类一千数百万匹，价值1 500万两[21]。上述也表明，江南商业的繁荣，是建立在当地发达的商品生产基础之上的。
沿运城镇乡村商品生产的专业化、地区性的特点，是根据不同地理条件、资源禀赋和经济结构而交错发展，从而形成一个令人瞩目的经济共同体—这个整体化的共同体之间，既互相联系、又互相补充。如以丝业为代表的乌青镇、震泽镇、南浔镇、菱湖镇；以绸业为代表的王江泾镇、盛泽镇、双林镇、濮院镇；棉业市镇以七宝镇、新泾镇为典型；棉布著名者如南翔镇、朱家角镇、枫泾镇；粮食交易荦荦大者如枫桥、平望、长安、同里和黎里镇；生产砖瓦的千家窑、陈墓（锦溪）、陆墓镇；还有福山镇、沈港镇等濒江临湖的渔业镇，榨油业石门镇，刺绣业光福镇，冶铸业炉头镇，制笔业善琏镇，制车业章练塘镇（练塘），竹木山货之埭溪镇，编织业唯亭镇，以及近海新场、航头、下沙等盐业镇市，交通枢纽和港口澉浦、乍浦、浒墅、刘河镇。据樊树志研究和笔者数十年的实地踏勘，这些市镇之间远者数十里，近者仅数里许，密度既高，数量增速又快，相互之间拾遗补阙，最终形成了都市、市镇、乡村多层级的商品生产和经营、贸易及交通贸易的网络[22]。
地区内城镇和乡村的交换关系伴随两者间社会分工的扩大而得到发展。城镇人口急剧增加的结果之一，使得其对乡村农副产品的需求变得迫切，数量增加，以至于杭州“居人户不下十万，而粟米仰给吴楚，刍荛采之上江”[23]。除了从乡村输入生活资料外，还输进生产资料，明代松江府内“纺织不止村落，虽城中亦然”[24]，城市居民纺织所必需的棉花原料，均来自乡村的输入和供给。反过来，乡村在向城镇输出农副产品之时，基于自身商品化和专业化的发展的需求，也迫切地需要城镇所生产的产品。清代常熟农村除“布帛菽粟”这些自身能生产的之外，其他“服食器用，皆仰给于商贾”[25]。隆庆年间修纂的《长洲县志》对当时苏州附属长洲县的经济状况如此描述道：“长洲延袤不百里，而湖陂居三之一，田赋居十之二，此岂尽利于藨基哉，商贩工伎……以身所营，给家所食，而以田所充官税。”[26]陆楫《蒹葭堂杂著摘抄》则概括了苏州商贸兴盛的缘由，是“为天下南北之要冲，四方辐辏，百货毕集，故其民颇以市易为之”。清乾隆两江总督高晋也曾对苏南运河城市经济的特点进行过总结：“窃照大江南北，江宁、镇江、常州、苏州府属地方，土多沃壤，民习耕种，且能手艺营生，衣食足资利赖。”[27]
关于物产和百技事项，前人论述备矣，如王士性在述及江南物产时就曾说过，吴越间“人既繁且慧，亡论冠盖文物，即百技艺，心智咸儇巧异常。虽五商辏集，物产不称乏，然非天产也，多人工所成，足夺造化”[28]。另外，《明经世文编》的编者在明宣德时应天（今南京）巡抚周忱的“天下之民出其乡则无所容其身，苏松之民出其乡则足以售其巧”一语下方，特地加注了六个字：“以其逐末技也。”末，即士、农、工、商四民序列中的末位—商，逐末技也就是重视商业贸易。不过，前揭王氏的话语中还含有擅长手工业生产的意思。
明代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在宋吴自牧《梦梁录》记载的地名之外，又登录了众多的新地名，并且注明了这些地名的产生与宋代杭州商业的关系，这些地名生动地反映了临安城的行业、分布的不同地段，以及商业经济形成专业化的倾向。与杭城相颉颃的苏州，尤其是阊门之所以成为苏城八门之首，很重要的一个原由就是此处系水陆交通之要冲。至于后世所谓“两湖江皖米艘泛舟而下，漏私海舶又皆麇集于此”云云，则概括了阊门的繁华和重要。宋代平江城商业繁荣，俨然“七堰八门六十坊”，商肆集中，坊市栉比，不少街坊成为同行业聚居之处。在石碑上还可以找到许多以手工业为名称的街、巷、坊等，如绣线巷（今修仙巷）、金银巷（今剪金桥一带）、制帽的中子巷（今乘鲤坊）……，在一些交通便利之处，还设置固定的集市场所。
明中叶后随着苏州手工业的迅速发展，逐渐形成了业缘群体和集聚的现象，如东北半城多从事纺织业，西城附郭为玉器、铜器、乐器、骨器和响器制作之地，“……毕竟吴中百货所聚，其工商贾人之利又居农之什七，故虽赋重，不见民贫”[29]。清代的姑苏工商业更胜一筹，“布坊各处俱有，惟阊门为盛，漂染俱精”；“染作在娄门，亦各处俱有”。纸坊数量也颇为可观，雍正年间多达450余家。据乾隆五十八年（1793）所立长、元、吴三县“议定纸坊条例章程碑”的刻文载，乾隆间苏城有纸坊36家。道光年间玉器业遍布阊门内专诸巷、天库前、至王枢密巷、回龙阁、梵门桥弄、学士桥等处，琢玉磨璞之声昼夜不断。同治年间苏市绣业同行有“人和瑞”、“潘昌记”等65家，所绣之品针线齐全，独创“双面绣”，以其“平、光、匀、和、顺、细、密”的独特针法绣技跻身四大名绣之列。
如果仅限于沿运之间的流通以保障其商品生产和特殊的经济结构，显然是不够的，其繁盛景象也不可能自14世纪后半叶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上半叶、长达五个世纪的时段。昔时运河与长江承担着贸易运输线路的主干：往北方向，经运河沿途北上，过扬州、高邮、淮安、徐州、济宁、聊城、临清、德州和天津至通州、北京，至北京后再东至山海关，西去宣化府、大同。至辽东一带，亦可沿运河一路经扬、淮经山东境内的莱州、登州，渡海至辽东。至豫、晋二省，可自南京、滁州，取道宿州、商丘、开封，经长平至太原。如至陕西和四川等内地，则由开封西行，经河南陕州、潼关抵达西安，再由西安南输转至四川各地。至于长江沿线，或溯江而上，而顺江而下，沿途云、贵、川、渝、鄂、湘、赣等省区的物质则可转道长江，源源不断地运抵江南各地。江南城镇每年房屋建设需要的大量木材，除贵州楠木外，明中期经芜湖关运往江南的木材还有产自湘西的楠木、益阳的皮楠、常德的杂木，以及来自川、渝、鄂等其他府、州、县的水楠、榆木、黄心木、枣木、椿木、山桃、枫木、杉木、檀木、松木和杨木等，安徽和浙江衢州、严州府的木材则由青弋江、新安江和富春江等直流运往江南，福建、广东等物质由海道输向江南……反之，江南运河流域的商品、物资也通过上述线路运往全国各地。张瀚就曾谈到江南求购罗绮绸缎的秦、晋、燕等地的北方商贾假道运河往返、聚于京师，而半产于东南的天下财贸也由运河所维系的情形。(www.xing528.com)
对于纺织品北运，明末上海人徐光启也说道，“今北土之吉贝贱而布贵，南方反是。吉贝则泛舟而鬻诸南，布则泛舟而鬻诸北”[30]。北棉南布以运河为纽带，以江南为中心展开了各取所需的对流和互利流通，即江南向全国各地输出的是手工业成品，输入的是商品生产的原材料；输出的是生活资料，输入的是生产资料。有关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清雍正年间杭州织造业北关监督许梦闳所主持修纂的《北新关志》中，可以获悉斯时该关进出商品货物的类别和信息。其卷十三《税则》中共列17大类货物，分别是缎绫罗纱布匹类、丝线花麻类、毡货毛毯类、衣帽靴鞋皮袄类、草席棕荐类、干果食物类、青果姜笋类、颜料胶漆类、铜铁铅锡类、花白瓷器类、土钵砖瓦类、纸答锡箔扇画类、猪羊腌腊类、杂色皮张类、杂色药材珀玉器类和什物家伙杂货，以及河泊货物类。上述多系生活用品，品种多样，高、中、低档一应俱全，产地南北东西兼具，包括舶来的高丽纸等。为睹其详，不妨抄录[31]第十六，即什物家伙杂货等类如下：
漆竹丝拜匣，漆杂木拜匣，漆碗楪，湘妃竹片，花梨床，花梨大香几，大打伞，上等铺陈，珐琅盘碗，寿山石人物，小线稍，布绣枕，烧石料柸，藤凳，中伞紫檀，棕竹花梨，乌木箸，中等铺陈，珐琅锤，漆桶盘，羊皮金，锡器火炮，竹丝食箩，竹丝拜匣，篾笼藤枕，布枕，皮枕，铜丝果罩，藤夫人漆面盆，大屏风，篾簟，铜丝帐钩，小伞杂木筋，炭屑，土煤，细竹篾，英石，羊角片，花梨厨，下等铺陈，茶橐，茶架，杂货明瓦、漆竹箸，木炭，烂皮底，攀枝花墨果箭翎，纸斤数珠柸，净头发，粗竹篾，弄盘子，围棋子，马连草，水仙花头，青珠簪料，延生炭明角，图书石柸，藤丝，墨煤，海螺壳，扁担，戏木枪刀，小木枪刀，雕漆酒杯盘，花梨酒杯盘，角套茄瓢篾篮，米筛，播箕，焙笼，杴蒲，盔头，木杓，木鱼，箬笼，蚕匾，纸面鬼，梳匣，算盘，篾凉枕，棕茶钟，棕酒钟，藤考篮，漆板刷，描金烟斗，描金棕帚，太平车木，戒圈木糕印纸套，头螺甸调羹，皮缎烟插荷包，绢人物，眼镜，指决小香合，镜架，不求人，笔筒，粉幢，揸斗，图书星盘柳斗，黄杨木梳，花梨眼镜匣，小漆香盒，云罗架，马尾筛，小琉璃，小盒灯，马连帚，篾箩酱匾，蚕帘囤皮，马鞭子，缰绳，发绳，羊毛带，弓角，面轴头，木烛台，色板，绢线花竹箫，螺甸簪，乌木、紫檀笔管，烟筒杆，花梨尺，等子算盘，数珠，翠花，竹帘，明瓦窗，小屏风，绢窗心，草子汗衫，戥子，花梨书厨，花梨屏风，花梨桌，大料丝灯，大琉璃灯，大珠灯，围屏灯，香带，小酒，藤丝果罩，牛骨，轿花，新布头，棉纱线头绳，棉纱带，骨器骨纽扣，骰子，烧石料簪，圈带，壳蚌珠，蚌壳，眼钱，葱草，花蕊，切碎兔皮，松香器，寿山石器，锡镶酒盏，竹丝酒杯，纸线帖，取火镜，灯笼，匙牌，泥果，小泥盒，纱灯笼，毛耳檐，竹丝果罩，骨牌，牛角帐钩，木棍，竹扁担，竹片，车心木，乱头发，旧絮胎，铜宝簪，木屐柸，烧柴，纸棋盘，醋，酒，木梳柸，油竹箸，花梨椅，寿山石桌上小屏风，角带，神伞，小料丝灯，小琉璃灯，小珠灯，大官轿，篾丝轿柄，木梳，椋纸炉垫，粗高纸帽，衬纸泥人，皮老虎，磁匙托，绢香袋，小木瓢，木梁，篦箕，竹刷描金，火煤筒，花梨紫檀壶，顶骨鞋拔，叫子鸽铃，煮色杂木烟筒杆，描金木杆，刷牙抿子，消息子，耍棒槌，鬼见怕，骨簪，竹帐钩，缎帽带，棕帽带，漆箱，描金皮箱，皮箱，风箱，攒盒，缎盒，描金缎盒，皮靠手，懒收拾花梨凳，花梨马凳，花梨文具拜匣，天平双陆盘，桌上小香几，紫檀文具，春盛食箩，羊皮灯，鱼
，凉床衣架，竹梁篦箕，护衣楪拜条，蒲团，蒲包，竹剔子，泥香炉，花瓶，小皮匾，大浴盆，藤浴盆，书厨，减妆镜架，花梨减妆，花梨镜架，纱绢灯，草纸花，通草花烧料蜡花，香袋壳，稻
，皮帽盝，藤帽盝，弓箭袋，描金拜匣，纸火焰镜，皮拜匣，皮纱帽，拜匣皮带巾，拜匣漆梳具，漆盒竹箱，暖桶，马桶，草明旌布帐幔，小纱灯，坠头小珠灯，大鼓神旗，小鼓，纱灯围轿扛，座桶，提桶，纸牌布帽圈带，楣柱，八皮，纱绢烛，纸经摺纸墨匣，小泥人，纸鸡马，小摇鼓，小竹吹笙，小孩弦子，蟋蟀小罐，小耍篮蒲墩，漆桌寿山石桌上小香几，寿山石桌上小席屏，花梨，紫檀大花瓶架，小镜支镜架，镜匣，香素珠，藤茶盘，描金茶盘，描金梳匣，皮梳匣，皮盘碗，皮护书，海螺杯，棕壶，棕碗，木砚匣，小柳箱，漆打扇挺，带风领稍连，花梨、紫檀小瓶架，茶盘，砚匣，梳匣，笔筒，棋盘，棋簋，花梨象棋，竹踏凳，交椅，琵琶，三弦子，竹笙，漆凳，天平，竹椅，新乂口，双陆棋盘。[32]
以上虽层次模糊、体例混乱、分类含混，且货物名称上下重叠、错字有之，同音字和通假字众多，估计为流水账照录所系，但毕竟为后世提供了一份翔实的货物清单。而在苏州运河段，“自阊门至枫桥十里，估樯云集，唱筹邪许之声，宵旦不绝，舳舻衔接，达于浒墅”[33]。江南经济的发展正是基于建构在与全国各地区频繁的交流基础之上，为其经济持续、稳定和高效地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生机和活力[34]。
在对外交往和贸易流通方面，江南同样启领风气。前述青龙镇在北宋嘉祐年间商业和海上贸易已十分发达，据该镇嘉祐七年（1062）的《隆平寺宝塔铭》记载，镇周的杭、苏、湖、常等州庶几每月咸有船艘至此，稍远的福、建、泉、漳、温、越、台州等，一年至少来两三次，两广、日本、新罗则每岁一至。据《宋会要辑稿》记载，熙宁年间秀州辖区的9个税场中，该镇的商税额居第二位，仅次于州城，超越了华亭县的税场[35]。及至元丰年间，贸易又进一步扩大和提升。《云间志》载曰：港镇已为“海商辐辏之所”，宋廷在此专设市舶务，“掌蕃货海舶、征榷贸易之事，以来远人，通远物”，专司进出口贸易、管理外商船艘、征收商税以及收购政府专卖物资等。商贸发展使青龙镇区的规模也在不断地拓展—从原初的约6平方公里扩张至25余平方公里。为加强镇务管理，相应的镇学、官仓、监狱、官署等机构次第建立，设有茶务、盐务、酒务等税场，以及水陆巡检司。镇市中五方杂处，百货云集，所谓“市廛杂夷夏之人，宝货当东南之物”，实乃“人乐斯土，地无空闲”，人称“小杭州”。
与之近似的太仓刘家港，元时“九夷百番，进贡方物，道途相属。方舟大船，次第来舶”[36]。海运漕粮推动了其北洋航线的勃兴—漕户和民船携江南所产，东北向驶入高丽水口，东达倭国；与番夷互市，拓展南洋诸地，海商们“涉海去中国数千里，足之所履无虑数十国”[37]。故元朝诗人许尚在《华亭百咏·苏州洋》诗中吟诵道：“已出天池外，狂澜任尔高；蛮商识吴路，岁入几千艘。”其时，日本、琉球、高丽、渤尼（文莱）、阇婆（印尼）、暹罗（泰国）等国家和地区以及阿拉伯的番船纷至沓来。各地与日本、东南亚、南美洲和欧洲的葡萄牙、荷兰、英国、美国、法国和丹麦等国的交易数额也呈明显扩大的趋势，我们可以海宁县乍浦镇的清乾隆《乍浦志》中所记录的、从海外输入的物品清单得以窥一全豹：
货自日本、琉球、安南、暹罗、爪哇、吕宋（今菲律宾）、文郎、马神等处来者，则有金、银、铜、锡、铅、珠、珊瑚、玛瑙、琥珀、水晶、玻璃、龙涎、伽楠、沉檀、速降、安息、黄热丁香、紫檀、花梨、铁力、乌木、苏木、黄白藤、象牙、犀角、虎骨、羚羊角、牛黄、熊胆、玳瑁、螺壳、孔雀、翡翠、倒挂鸟、红白鹦鹉、哆啰呢、羽毛纱、猩猩毡、哔叽缎、嘉文席、燕窝、海参、鲨鱼翅、黄蜡、胡椒、豆蔻、槟榔。[38]
至于对外输出的货物品类，则以生丝、绸布、书籍、瓷器等生产资料和日用手工业产品为主，其商品的价值量占有绝对的优势，在较长的时段中保持着主动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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