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河的持续开凿和疏浚，使沿运城镇获得了发展和变革的契机。位于长江与运河十字交汇处的京口在两汉至南北朝时期发展之所以凸显，一在于作为建业（今南京）的屏藩—三国孙权迁都后仍于此设“京督”，南朝刘宋元嘉年间时城邑气象已成，是为控南拒北的经略要地，其势、其位一如宋代陈亮所言，是“连冈三面，而大江横陈，江旁极目千里，其势大略如虎之出穴”[1]。二在于转输—繁忙的水运交通和商业交易活动，使之成为对外交流的集散地。海晏承平时期，它是南北、东西航运的咽喉；一俟兵燹阶段，即为烽火前线。为抵御北方南侵的步伐，东晋闻鸡起舞的祖逖和南朝刘裕等咸以此为基地，以北府兵为基础，镇守要隘，数次北伐。南宋时又成为宋、金双方争夺的要地……
考古发掘表明，苏州城系在原址上屡建屡毁、屡圮屡修的一个奇迹—稳定的外部形态，城址未易的缘由和根本，很可能是河道水系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虽建毁频仍，但河道长存却是至为关键的—仅需稍加整治、疏浚后，即可初步恢复。城中的河道和水网不啻是民众生产生活的命脉所系，不会轻易迁移[2]。春秋时吴城已经形成一定规模，即所谓的“周四十七里二百一十步二尺。陆门八，其二有楼。水门八。南面十里四十二步五尺，西面七里百一十二步三尺，北面八里二百二十六步三尺，东面十一里七十九步一尺”[3]。据称伍子胥在构城之初，曾“相土尝水”、“象天法地”，做了大量水文、地质勘查的前期工作，建成了周长23.5公里的城池，并设水、陆城门各八座—陆门“以象天之八风”，水门“以法地之八卦”。隋代贯通运河后苏州城濠引用的就是运河之水—无论是东南的松江、嘉兴方向，还是西北端的常、镇、锡等城，扬帆而至城内最便捷的，就是阊门之码头。
曩昔白居易主持开凿的山塘河连阊门、接虎丘，用开河之土堆积上塘河岸—从最初桃柳成行的堤坝，到嗣后的山塘街坊，庶几就是运河开发的一个缩影。李绅、杜荀鹤的诗篇辞章从不同的视角，淋漓尽致地描绘了水城迷人的街巷景观和风貌意象，请读李氏《过吴门》：依照宋代《平江图》碑所刻，彼时全城尚有水道十二纬、五经，长82公里，桥梁325座，与白居易所吟“绿浪东西南北水，红栏三百九十桥”的意向仿佛，清晰地表明齐整有序的城市规模和水陆并行的空间格局。
烟水吴都郭，阊门架碧流。
绿杨深浅巷，青翰往来舟。
朱户千家室，丹楹百处楼。
便利的交通，适宜的环境，致使人群麇集、远近悦来：隋代时苏州人口仅为一万八千户，至唐代元和时剧增为十万多户。杭州至唐盛世时人口也达到八万六千户，俨然而成“东南名郡”，“咽喉吴越，势雄江海”，“骈樯二十里，开肆三万室”[4]的都会。故白居易称：“况当今国用多出江南，江南诸州，苏最为大，兵数不少，税额至多。”[5]范成大在《吴郡志》卷五十《杂志》中也说到：“在唐时，苏之繁雄，固为浙右第一矣。”北宋时中原城市除汴梁外，其他城市的繁荣程度均不及南方—江南作为全国经济中心已然底定。(www.xing528.com)
交通是商业发展的前提，两者是城市发展和繁荣的基础。隋唐后杭州成为名副其实的“五水共导”（钱塘江、大运河、西湖、入海口、西溪湿地）城市。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和水文优势，迅速成为“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辏”[6]的商业都会。早在唐中期就已与吴郡（今苏州）、会稽（今绍兴）相埒，“水牵卉服，陆控山夷，骈樯二十里，开肆三万室”[7]。五代钱王在吴越国定都杭州后，着力于对包括运河等水道在内的整治，扩大罗城规模，引运入城—使其以港口城市的新面貌矗立于世。迄至北宋，运河已经成为联系城市内外货物流通和保障城市居民生活用品供应的重要交通渠道。南宋时人口与城市进一步发展，《梦粱录》中所述的“杭城大街，买卖昼夜不绝。夜交三四鼓，游人始稀；五鼓钟鸣，卖早市者又开店矣”[8]堪为一缩影。商业的繁荣，使得商税颇为可观。咸淳年间时，一度高达四十二万贯……[9]
明清是江南运河沿线城镇发展的鼎盛阶段。晚明苏城内纺织业中已出现拥有几十张织机的业主，并以“机杼起家”，资本积至“百万金”。清代的苏州为仅次于北京的第二大城，“贸易之胜，甲于天下”。常州也发展为赋税的大府之一。清康熙十九年（1680），江南巡抚莫天颜在奏常州关于孟河建闸的奏折中云：“江南财赋甲于天下，苏、松、常、镇课额尤冠于江南。”有关这一点，美国林达·约翰逊在《帝国晚期的江南城市》一书所作的序中也有着相近的观察，诸国学者对长江下游苏州、杭州、上海和扬州等城市的研究，表达了这样的一个观点，即“江南在中华帝国晚期无疑是城市化最高的地区，而且在某些方面与帝国的其他区域存在很大的差别”[10]。这种差别，其实也是苏、松、锡、常、杭、嘉、湖等城市跻身城市化高等级地区的重要前提和基础，或如施坚雅所说的那样，江南拥有一个完整的城市发展体系，从低级的、不到百户人家的小市镇到拥有超过百万居民的大城市[11]。这里不但人口密集，而且运河体系以及河湖港汊便利的水运条件，为农村、农户和高一级的市场之间的直接联系提供了良好的运输和交往环境，况且市镇本身的工业、加工业和副业等的繁荣，也进一步冲破了城市对包括丝织技术等在内的垄断，乡镇中大量的劳动力从事着丝织、砖瓦、金属加工、陶器、绸布和染织等的生产活动。
历史上沿运都市和市镇的发展此起彼伏，甚或此消彼长—总是处于不断的变化和平衡中。个中原由多样，政治因素如南宋临安易为帝都，繁荣而庞大。然至元蒙，“城市面积和影响力方面都迅速地下降”[12]。当然，有些是基于自然条件和水文地理环境发生了变化，导致峰谷沉浮式的变迁，唐宋青龙镇和元明清的浏河镇，可能就是两个突出的案例。
唐时沪渎（今上海）西缘的青龙港占据控江连海的地理优势。据《晋书·虞潭传》载，晋咸和年间（326—334），吴国内史虞潭在吴淞江下游出海口的沪渎处筑垒以戍守、御盗，也就是所谓的“青龙镇瞰松江（吴淞江），上据沪渎之口”[13]。隆安四年（400）后袁崧定居于青浦，奉命至江边修筑沪渎垒[14]。随着海岸线持续的推进，吴淞江的入海口逐渐形成了喇叭状。时“吴淞江唐时阔二十里”，北宋水利家郏侨赞誉吴淞江“深广可敌千浦”，便于“海舶辐辏，风樯浪楫，朝夕上下”。至唐天宝五年（746），该镇已设镇将和副将，“所职捍防守御之事”。港口交通和贸易的兴盛促使它成为以苏州为腹地的转口大港。五代两宋时，长江南岸陆地持续地向外延伸，娄江的入海口随之向东位移，其澛漕口由海口港湾也逐渐演变成河口港湾。
与之近似的是，因元代作为太湖泄水通道的东江阻塞和淞江淤浅，娄江跃而代之为其泄洪的惟一水道，太仓以东的刘河（今浏河镇）由此获得了发展的契机。元明清三代，这里竟然“粮艘鳞次栉比，岸边仓栈峰屯”，乃至郑和下西洋的母港和始发地。清初刘河镇区尚有十字街、庙前街、河沿街、北大街、南大街、河西街、东大街和小庙前等街衢12条，里弄数十条，桥梁16座。随着娄江河口横沙陡涨，清季的刘河港渐成平陆，直至“商贾鲜至，阛圃萧条”[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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