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黄河流域连续的兵燹和板荡、江南一带相对平稳的态势，这里无疑成为中原人群在永晋丧乱、唐末和宋代等不同历史时期迁徙至此的动因和目的地的拉力。东晋大批士大夫衣冠南渡、唐末和南宋北地移民的持续南徙，使得包括江南在内的南方广大地区获得了快速发展的契机，并逐渐成为全国的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区域。田土膏腴、河湖纵横的江南大地，千百年来得到持续、合理的开发和发展以及较为和谐的人地关系，较少兵燹的地理环境、优越的生态和自然条件，和宜居环境的诸多优长，吸引了众多外来群体和移民，南北人群的融合、文化的交融、观念的碰撞等，又都反映在生活习俗、语言、建筑风格等各个方面。
京口，位处东西向长江和南北运河的十字交汇处，东西南北的水运交通要津，移民南徙的前沿地带。早在三国两晋时代就成为重要的战略要地，这在定都建康的东晋、南朝时期尤为明显。东晋南朝时南方相对安定，从宗教方面看，因南朝统治者大都信仰佛教，梁武帝竭力抬高佛教地位，还广修佛寺，时京口建有泽心寺，梁武帝时更设水陆道场。文学上，南北朝时期的吴歌也大都保留在《乐府诗集》和《清商辞曲》中。产生于南徐（今镇江）的《华山畿》民歌，表现了对封建礼教的反抗和争取婚姻自由的强烈愿望。由刘勰（约465—约521年）撰写的《文心雕龙》，概括了自先秦到晋、刘宋一千多年间的文学概况，评论作家200多位，总结文体达35种之多，对文学创作、批评、文学的特点和规律等问题提出了独创性的精辟见解，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部具有严密体系的文学理论的专著。刘宋时徐州人刘义庆（403—444）迁居镇江后编纂的《世说新语》，记叙了从汉末到东晋120多位清谈家的言谈和轶事，涉及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宗教、风尚、习俗等众多方面，尤其是汉末迄东晋间的百余位人物，实开后世笔记小说的先声。徐陵（507—583）编写的艳歌总集《玉台新咏》，收录了自东周到南朝梁代末咏妇女的诗歌769篇。这是一部继《诗经》、《楚辞》之后出现的具有代表性的诗歌总集，保存了《孔雀东南飞》、《木兰诗》、《陌上桑》、《弃妇诗》、《七夕诗》等众多珍贵的文学史料，从中不啻可以更清晰、更完整地知晓和认识古代妇女的社会生活、生产状况以及士人对妇女的态度及心理等。
还有萧统（501—531）编纂、后世称为《昭明文选》的诸代各家的文章，粲然可观。此时，科学上的重大突破是数学家祖冲之（429—500）计算出了圆周率。据《隋书·律历志》载：“古之九数，圆周率三，圆径律一，其术疏舛。自刘歆、张衡、刘徽、王蕃、皮延宗之徒，各设新率，未臻折衷。宋末，南徐州（今镇江）从事史祖冲之，更开密法，以圆径一亿为一丈，圆周盈数三丈一尺四寸一分五厘九毫二秒七忽，朒数三丈一尺四寸一分五厘九毫二秒六忽，正数在盈朒二数之间。密率：圆径一百一十三，圆周三百五十五。约率：圆径七，周二十二。”[35]从这段记载中我们知道，祖氏在刘徽割圆术的基础上“更开密法”，“以圆径一亿为丈”，即由108—9位数开始计算，算出圆周率的过剩近似值和不足近似值为8位有效数字，即：3.141 592 6＜π＜3.141 592 7。
宋室南渡以后这一阶段对运河的开凿、疏浚、治理、航运及其经营最为显著，首都与运河盛衰一体的格局已然形成。南宋嘉定六年（1213）臣僚在述及长江粮谷物资东输时所云可谓切中肯綮：“国家驻跸钱塘，纲运粮饷仰给诸道，所系不轻。水运之程，自大江而下，至镇江则入闸，经行运河，如履平地。川、广巨舰，直抵都城，盖甚便也。”[36]文中的大江，指的就是长江。另一方面，杭州的城市建设、规模，商业贸易得到亘古未有的发展，“盖因南渡以来，杭为行都二百余年，户口蕃盛，商贾买卖者十倍于昔，往来辐辏非他郡比也”[37]。以至于《题临安邸》一诗的作者林升有感于南宋苟安江南、而无收复中原之意，遂从写景入手，向世人展现了一幅歌舞升平的繁华图卷：“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次句以问句出之，含蓄而有力，其主旨虽在承上之意的后两句，结句将杭、汴并举，令人警醒，但其侧面毕竟也透露了昔时首都的繁盛。
无论是北面的镇江，居中的常州、无锡、苏州、松江，还是南缘的杭州、嘉兴、湖州，运河城乡虽然都同属于吴文化的区域，在地理格局和空间范围中处于江南的核心地带，但各地的语言却并不一致，有些区别还很明显，分属于不同的语系（语支）。大致说来，常州、无锡、苏州、上海、嘉兴、湖州和杭州属吴语范畴，北端镇江官话成分比重较明显—在中国汉藏语系·汉语言中的七大方言中，镇江及周边的南京、扬州、泰州以及镇江所属的扬中、丹徒、句容等地的语言，大抵为官话语中的江淮语支，杭州中心城区通行的语言，则以吴语为主、北方官话为辅的结合体—迄今，杭州话中还保留着众多北方暨开封地区的语音和字句。
众所周知，语言的演化与人口变迁有着密切的联系，也涉及移民数量的多少、迁徙过程的长短、距离的远近，以及原居地、新居地和原住民等因素。其中，既有移民方言的变异，也有土著方言所受到的影响。例如，镇江最初通行和使用的是吴方言[38]，然自永嘉丧乱后，大批移民南渡进入且数量超过了土著。由于北方移民在人口、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优势，官话也便逐渐取代了镇江的吴语。《颜氏家训·音辞篇》云：“易服而与之谈，南方士庶，数言可辨，隔桓而听其语，北方朝野，终日难分。”[39]这是说南方士族说北方话，庶人说吴语，所以“数言可辨”；而北方的官民均使用北方话，故“终日难分”—从中也可以获知，当时在南朝做官的大多是说北方官话的北方人。语言的关捩代表了一种文化、习俗和使用者的心理结构。同理，不同语言区的建筑也反映了其不同的特色和风格，属江淮语支的镇江民居建筑，与东向的苏、锡、常等吴语区域在建筑形制、风格特征等方面的差异就颇为明显，而与隔江的扬州、泰州等地却十分接近。
除了南北交融之外，处于长江下游的江南与上、中游的巴蜀荆楚等区域的联系也十分密切，人员往来频繁，仅宋代就有苏舜卿、文与可、苏轼、苏辙等顺流而下至江南，范成大、陆游等江南士子西至巴蜀。四川眉山人苏轼（1037—1101）熙宁四年（1071）任职杭州，途经镇江金山寺，见到流经家乡的长江一路向东经此，昼夜不息奔流入海，不禁以“我家江水初发源，宦游直送江入海”的诗句，将自己的万里征程、半生沧桑一笔勾勒，最后以江神起誓“有田不归如江水”作结语，表达了诗人对官场的厌倦和希冀买田归隐的心情[40]。
自古以来，长江就是物资运输、商品流通的黄金通道，上游贵州的楠木，“大者既备官家之采，其小者土商用以开板造船，载负至吴中则拆船卖板，吴人拆取以为他物料。力坚理腻，质轻性爽，不涩斧斤，最宜磨琢，故近日吴中器具皆用之”[41]。中上游地区不仅仅是输入生活和生产资料，其时湖广、赣皖地区的商品也开始大量流入江南[42]。江南的绫绸则远销至四川，松江所产的标布也已在长江中游的市场上崭露头角。随着长江航运的进一步拓展，清代出现了四川粮米顺流而下、江南棉布溯流而上的以“川米易苏布”为主要内容的商品对流。无锡虽长期为常州府辖的一县，但因便利的水运条件，曾一跃而为长江“四大米市”之首，最多年运销量高达1 200万石之巨。名列中国十大商帮前茅的洞庭（苏州）商等长江下游诸商帮更是将经营的网络和重点分布在荆楚、湖湘、巴蜀和滇黔大地。洞庭商中的西山商贾的贸迁范围又主要集中在鄂湘两省，故唐寅在《阊门即事》一诗中吟诵曰：诗中“燕樯蜀舵”道出了运河和长江南北与东西间水运的繁忙，使苏州得以“万方珍货街充集”。约而言之，明清江南的商品流通不仅在区域内相互贸易和流通，而且与全国各地区之间，甚至海外多地进行流通量更巨大的商业贸易活动—运河和长江这两条大动脉承担了贸易运输线路的主干，并以江南为始发地或目的地。
门称阊阖与天通，台号姑苏旧帝宫。
银烛金钗楼上下，燕樯蜀柁水西东。
万方珍货街充集，四牡皇华日会同。
独怅要离一坯土，年年青草没城墉。[43]
【注释】
[1]［明］陈懋仁.泉南杂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5：31.
[3]［北宋］李昉.太平御览（卷七三）·地部·引。至于唐代许嵩的《建康实录》所云，已是东吴开凿的记录：由建康下苏州、绍兴，不再经由长江。（魏嵩山，王文楚.江南运河的形成及其演变过程//中华文史论丛（2）［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308，309）.
[5]［唐］白居易.白氏长庆集（卷二七）·想东游五十韵并序.
[6]［清］金友理.太湖备考［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55.关于梁溪一名的由来，据《吴地记》载，梁大同间重浚，故名，或言梁鸿曾居此。梁鸿，东汉名士，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人。梁氏家贫好读书，后娶富家女孟光为妻。后梁、孟经鲁、淮，越常州、梅里，最终匿居无锡。他们生活俭朴，相敬如宾，相濡以沫，夫唱妇随，传孟光端饭给梁氏，双手高举，“举案齐眉”遂不胫而走，誉为美谈。为纪念高士，邑人遂将此水命名为梁溪。自此，梁溪也作为无锡的别称。
[7]［北宋］新唐书·地理志·润州丹徒县下.
[8]［元］宋史·河渠志·东南诸水下.
[9]［清］（光绪）杭州府志（卷五三）·水利.
[12]冯贤亮.明清江南地区的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26.
[13]同上：337.
[15]［春秋］左传·襄公八年.
[16]［美］迈克尔·马默.人间天堂：苏州的崛起，1127—1550//［美］林达·约翰逊.帝国晚期的江南城市［M］.成一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26.(www.xing528.com)
[17]［法］魁奈.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M］.谈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12，66.
[18]陈璧显.中国大运河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1：31.
[19]［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
[20]姚汉源.京杭运河史［M］.北京：水利水电出版社，1998：383.
[22]［明］黄汴.天下水陆路程［M］.杨正泰，校注.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1—2.
[23]例如卷七之五条“杭州府官塘至镇江府水”部分就与上述有所不同，请看：“钱塘江口、万松岭、凤山门、朝天门、吴山共二十里，……东五里至濮院。北二十里嘉兴府。东去松江百二十里。北五十里杉青闸。三十里王江泾。三十里平望。西去湖州府。北二十里八尺。二十里吴江县。……二十七里无锡县。十里至惠山第二泉。北十里高桥。出夏港，十五里洛社。二十里横林。三十五里常州府。十五里洞子河。十五里奔牛。出孟河，七十里至江口。……”（同上：203—204.）此处由奔牛北折向孟河，复转吕城，而非西向吕城，说明由于水位落差，水源供给和河道改造等影响，其线路多条可供选择。又如卷七之六条“杭州逾路烂溪至常州府水”，走的是从六和塔、凤山门始，经长安坝、崇德、石门、乌镇、平望、吴江、阊门、虎丘、浒墅关、望亭、无锡，转而折向北缘的江阴县，又经三十里至石堰、二十里镇渡桥，三十里至常州府。这条与上述又有所不同。（同上：205.）至于江南运河的支流，更是线路多多。如卷七之三十五条“杭州府至上海县水”：从江头出发，经长安坝、崇德、石门、皂林、嘉兴，至平湖、嘉善县，至枫泾（今属上海金山区），七宝（今属上海闵行区）、上海县（今上海闵行区）。（同上：239.）
[24]一千余年后，清帝弘历于壬午年间（1762）南巡途经丹阳运河，作《反李白丁都护歌》诗，以证开河通漕之必需。诗云：“我歌丁都护，却匪歌丁晞。举人思其地，昔曾闻东府。齐浣移漕路，水浅丹阳土。凿石牛曳舟，李白歌其苦。长此奚到今，以今可知古。岂无疏浚方，天工在人补。轮年大小修，来往通商贾。设如青莲言，漕米齐安取。即事识所怀，鸣榔达江浒。”
[26]青浦水利志［M］.北京：方志出版社，2006：402.
[27]任仁发当年主持修建的、位于现上海普陀区延长西路的志丹苑水闸遗址，精心设计，结构严谨，所用石、木、铁质材料等均经过精挑细选，且做工十分考究，是迄今为止我国保存最完好的元代水闸遗址，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被评为2006年度中国十大考古发现。江河千古，沧海桑田，任仁发对吴淞江的治理无法改变其束狭的自然变迁，也无法挽回青龙港衰退的局势和命运。历史上吴淞江淤而复疏、浚而复淤，如此循环往复，吴淞江下游至入海口逐渐形成平陆，汇成窄窄的细流。直至变主为辅，反过来成为黄浦江的一条支流。海舶也不能回溯驶进青龙港，部分船艘只能停泊于距海更近的上海浦一带.
[28]［日］池田静夫.中国水利地理史研究//陈述.杭州运河历史研究［M］.杭州：杭州出版社，2006：368—369.
[29]清初上海人叶梦珠曰：“吾乡赋税，甲于天下。苏州一府，赢于浙江全省；松属地方，抵苏十分之三，而赋税乃半于苏，则是江南之赋税，莫重于苏、松，而松为尤甚矣。”（叶梦珠.阅世编（卷六）·赋税.）
[30]明会典（卷27）·会计三·漕运；明史·食货志。据明徐复祚编《花当阁丛谈》卷一，“赋法”条中曰，苏州府共1州7县，岁征额粮270万石，带耗共税粮350万石；而淮安府2州9县，岁征额粮仅36万石。松江府仅3县，岁粮高达120万石，与北直隶八府18州117县岁粮一样，也同为120万石。江南税粮之多，南粮北运之重，可谓一目了然。
[31]［清］古今图书集成.食货典（卷一七五）·明朝漕运.
[32]［清］张廷玉.明史（卷七九）·食货志三.
[33]［明］余继登.典故纪闻［M］.顾思，点校.中华书局，1981：235.
[34]左治生.中国财政历史资料选编（第十辑）［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577.
[35]［唐］魏徵.隋书（卷一六）·志第十一·律历上.
[36]［元］脱脱.宋史（卷九七）·志第五十·河渠化.
[37]［南宋］吴自牧.梦粱录（卷一三）·两赤县市镇.
[38]据《晋书·乐志》称：“自永嘉渡江之后，下及梁、陈，咸都建业，吴声歌曲起于此也”。可见吴声歌曲产生于建业（今南京）一带。至于产生的年代，《晋书·乐志》说到：“吴歌杂曲，并出江南。东晋已来稍有增广。”这段记载说明吴歌在东晋前业已产生，嗣后又有了进一步的流传和发展。
[39]［南北朝］颜之推.颜氏家训［M］.广州：广州出版社，2001：252.
[40]［北宋］苏轼.游金山寺.
[41]［明］王士性.广志绎［M］.周振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6：289.
[42]［清］叶梦珠.阅世编（卷七）·食货.
[43]宋戈.唐伯虎诗选［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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