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运河漕运管理体系及法规

如果说早期江南诸干支河道开掘和贯通的着眼点在于军事和政治、泄洪和农业灌溉等方面的话，那么，自隋唐起，漕运便成为朝廷开凿和疏浚运河的主要动因。漕运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项经济制度，就是通过水道运输公粮，故也称漕粮。狭义上讲，仅指输江南之粮迄至都城者。据《贞观政要·辩兴亡》载，文帝末年，“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大量江淮、江南地区的物资源源不断地运至关中和东都（今洛阳），巩固了隋朝的基业。唐代因袭隋朝，治河的要旨仍在于粮食和物资由两江运至关中北方，一是补其匮乏，二是满足北方军粮民食之需。两宋运输中心格局的重大变化是，北宋以汴京为中心，南宋以杭州为枢纽，俱以运河维系国运。尤其是偏安江南达一百五十余年之久的南宋政权，一赖富足的江南物产和经济，以及闽、赣、巴、蜀、黔、湘、粤等南方宽阔的纵深腹地，二赖运河、钱塘江和长江上的物资、钱粮等物流及人流运输之便，三赖纵横交错的水网低地这一独特的地理屏障—金骑虽广众且骁勇，但难于驰骋于河湖水网地带。

由此，也很难想象，南宋政权若无运河这一生命线和大动脉，何以能偏安江南达百余年之久？对此，海外研究者多有宏论。其中，日本学者池田静夫的分析可谓切中肯綮：

……从唐帝国以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帝国自身的生命和权威都是依存于水路上的。从而，控制水路也就是控制了帝国，从这样的角度来看，杭州又比南京更有优势。因此，南宋王朝就是充分认识到杭州本身所具有的地位，并利用其地之利而顺利地经营帝国的事业，建立在现实主义的立场上，将杭州定为首都。在南宋时期，杭州作为江南帝国首都的地位才实至名归，而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一百五十年左右，直至南宋灭亡。因而，杭州作为中国近世文化摇篮的地位，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所育成的。^[28]

镇江市区及运河地图

元蒙是大运河历史上继隋代之后最重要的转折期。通过运河从全国各地转输至大都城的粮食和物资不计其数—漕运的粮食占运粮总数额的百分之九十五！明清时北运的粮食和物资也是有增无减。有明一代，广大南方地区惟有苏州、松江、常州、嘉兴和湖州五府民运白粮输运京师。颇有意味的是，沉重赋税、北运粮食与水利及水运条件之间的关联亦甚为密切：苏、松、常、镇四府中以苏州水系最丰，水道最多，赋税也最重。松江水系和水道次于苏州，但好于常州，故赋税次于苏、高于常。镇江田多瘠硗，水系、水道最弱，故赋税名列四府最后^[29]。这些实际上体现了中央政府对江南税粮独重和分别对待的策略。永乐朝为保证漕粮和物资的安全北输，逐渐形成了一套漕运制度。例如明初时漕粮运输尚无定额，永乐年间多时可达460万石。然至成化八年（1472），开始勘定数额，粮储400万石。其中，南直隶、浙江、江西、湖广等地的“南粮”为324.44万石^[30]……(www.xing528.com)

明代漕粮征收面对的是地方诸省府及州县，有漕诸省均设相关漕政官制，与朝廷漕运管理机构呼应和对接。地方的督粮道系常设机构，道员出任，职责是总理通省粮储，协助巡抚管理本省漕粮征收和起运。为防止弊政，朝廷特别设置巡漕御史负责监察河道、漕运二司的吏治，此职在明中后期多由锦衣卫太监担纲。概而言之，漕运管理中漕司、河道与地方，构成了漕运中征收、起运等既相互制约而又相对独立的管理体系。在《明史·食货志》中，对三者的职、权、责概括为：“米不备，军卫船不备，过淮误期者，责在巡抚。米具船备，不即验收，非河梗而压帮停泊，过洪误期因而漂冻者，责在漕司。船粮依限，河渠淤浅，疏浚无法，闸坐启闭失时，不得过洪抵湾者，责在河道。”漕粮运输的管理在后期逐渐趋于细密化，先后颁布和制定了一系列的条例法规，包括定漕粮开仓和兑运时限、定漕船行程和时限、定漕船修造和容载等。定运军随带土宜、定漕粮漂流损失处罚、漕粮挂欠处罚，民运白粮漕规和其他漕运禁令等。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清廷严厉申禁河务积弊，缘由是诸河工官宦既不能审大势规划久远，又好贪小功贻害目前。故治河工程完竣之日，就多有塌淤之事，辗转之间，靡金无算。妄用帑银，弊窦丛生。清廷的整治措施是：支用河银，严加勘验，禁绝浮费，有弊立参；汛期河堤，昼夜守防，如有懈弛，严加惩办；岁办物料，认真经理；河滨植柳，以护堤岸；修堤夯硪，如式坚筑；照法验收，务期坚固。

漕运制的实行对保障京师朝廷、巩固国家一统等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促进了商品的流传和人员的交流，以及运河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但对纳粮者而言，不啻加重了经济和劳役负担。交纳“白粮”的苏、松、常、嘉、湖五府农民，既要承负沉重的漕粮负担，又须担责运漕之务，且“劳费于正粮数倍”^[31]。加之诸如“运军之欺凌，洪闸之守候，入京入仓，厥弊百出。嘉靖初，民运尚有保全之家，十年后无不破矣”^[32]。可谓苦不堪言，一直延续至清。虽然也曾试图节俭成本，提高效率。如明天顺朝南城县知县上疏曰：“臣以考满来京，见马快等船所载官物少而私货多，甚至夹带商旅，以规厚利，沿河索军卫有司挽夫以千百计，稍有稽缓，辄加笞辱。丁夫到舟，受诸棰楚，质其衣鞋而役使者有之，要其钱米而纵放者有之，忍视其饥寒至于僵殍而不恤者亦有之。乞敕今后每舟令载官物若干，著为定式，不许擅带私货及客商人等。仍将其舟会数，分定班次，如差前次舟，即拨后次舟，所编军夫一半助驾。沿河亦酌定每舟一只，贴助挽夫若干，馀外不许多索。至差后舟亦然。”^[33]由此亦可见，沿运管理部分中饱私囊，苛勊勒索，积弊之深，庶几已成贪腐之机构。简而言之，运费昂贵、徭役过重、征发人众等厥弊，已不敷京师、北粮之需。胡燏芬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的《变法自经疏》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南漕自催科征途，督运验收，经时五六月，行路数千里，竭百姓无数之脂膏，聚胥吏无数之蟊贼，耗国家无数之开销，运至京仓，至每石之值，通扯或十两或五六两不等，而其归宿为易银一两之用，此实绝大漏卮。徒以冗官蠹吏，中饱所在，积习不改，此真可为长太息者也。”^[34]

如此，也成为嗣后废止河漕、改为海运的一个重要因素。昔时，除了官府漕运外，也不乏颇为兴盛的民间商品货物的运输。从清雍正年间杭州织造业北关监督许梦闳主持修纂的《北新关志》中，可以一窥斯时杭州城北新关进出货物的类别，以及江南运河货物流通的繁忙及其经济发展的相互关联。卷十三《税则》中共罗列了十七大类，包括缎绫罗纱布匹类、丝线花麻类、毡货毛毯类、衣帽靴鞋皮袄类、草席棕荐类、干果食物类、青果姜笋类、颜料胶漆类、铜铁铅锡类、花白瓷器类、土钵砖瓦类、纸答锡箔扇画类、猪羊腌腊类和杂色皮张类、药材珀玉器类以及什物家伙杂货等，包罗万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