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运河的变迁与整饬

受水文、地理变化等的影响，长年兴役、整饬运河便显得十分迫切。因长江束狭，朝廷一方面在今扬州三汊河至瓜州镇之间开凿伊娄河、为山阳渎新开运口，另一方面，基于山阳渎入口更易、缩短的运道，又于常州至润州间开掘了两条新运道：一是常州经丹阳至润州京口，接瓜州、山阳渎新口；一由常州孟渎出长江、溯水西上而不再绕经丹阳段。同时，也疏浚和整治了自吴江城北、平望至秀水县（今属嘉兴）王江泾的“吴江塘路”，开凿苏州齐门至常熟的元和塘。由于近杭州湾的海潮常顺沿钱塘江回溯和倒灌，同时夹带泥沙，致使其时常淤塞河道、影响漕运，河水的污染使居民饮水质量难以得到保障，遂有刺史李泌、白居易先后修六井之举，既保证了杭州城的生活用水之需，又解决了漕运水源供应的繁难。白氏还疏浚了西湖，筑堤导引西湖之水北出杭州余杭门外输入运河，丰水力、灌田亩，一举两得。

除了北段镇江、丹阳时常淤浅、水力微弱外，平素仰给太湖水源、水量丰沛的苏、锡、常区段也难免有盈枯之忧。例如在清乾隆五十年（1785）的秋季，江南干旱，太湖蓄水锐减，运河浅涸，无锡至阳湖交界处的五牧、洛社一带缺水尤盛，遂于丹徒、阳湖、武进、无锡、全匮等县境对运河展开浚深工程。他如练湖、氿、洮诸水，凡有干支可通者均引疏应急，“应挑引入运者俱统筹办理”^[20]。

以政治中心为运河枢纽的格局，决定了包括江南运河航线在内的变迁及前景。宋室南渡后形成以临安为中心发散的网格，时主干航线变化的内因要素仍在于水力的丰枯、地形的制约和空间距离的长短。一如上述所交代的那样，运河总体上虽处于江河湖汊之间，但是各区域分布却并不均衡：运河高段的冈垄区段在秋季至春季四月间的长江枯水季节，水量歉乏，为更好地利用江水，亦曾数次改变运河的入江口和水门—如镇江所辖的丹徒口、谏壁口、甘露口、小京口、大京口等就是不同时期尝试利用江潮内灌之便、确保水源充足和航运畅通所践行的工程实例及其遗迹。与之近似的杭州茅山河—南宋时曾是连接城内外主要的漕运河道，但从望仙桥到都亭驿的这一段，地势比较高峻，漕船过境困难重重。于是在望仙桥城外保安牐坝，竹车门河南开凿水道，用车戽运水法输入保安门以通流入城。至此，临安城内已拥有盐桥河、市河、清湖河、茅山河等纵横四条河道，河网丰富，设施完善，漕运也开始逐渐臻于高值。

南宋运河的显著变化和发展，还在于开凿和贯通了多条航道：一度改由江阴五泻堰迄至长江，船艘改道溯江至镇江及瓜州；自平望至杭州的航道开始分作东、西两条航线—东面航线为自平望、王江泾，经乌镇、石门、崇福、长安、余杭等市镇至杭州。西线则由平望肇始，经震泽、南浔，绕湖州菱湖、双林、新市入杭州。其中，东道之水依凭太湖、钱塘江和西湖，西线水源则源于太湖、苕溪和西湖。除了以江南运河为干流之外，临安还与湖州的下塘运河，与海宁、海盐的运河，与华亭（今属上海）经嘉兴的秀州塘，以及与绍兴、宁波等地的浙东运河相连，并通过钱塘江、富春江和新安江，与上游的金华、建德、衢州和安徽的歙、宣州等地相连和贯通，形成了四通八达的水运网络。

自朱棣迁都北京后，大运河复改为以大都为中心。运河线路虽多蹈循宋元故道，但变化也十分明显。据《明史》载，时河道为：

自杭州北郭务至谢村北，为十二里洋，为塘栖，德清之水入之。逾北陆桥入崇德界，过松老抵高新桥，海盐支河通之。绕崇德城南，转东北，至小高阳桥东，过石门塘，折而东，为王湾。至皂林，水深者及丈。过永新，入秀水界，逾陡门镇，北为分乡铺，稍东为绣塔。北由嘉兴城西转而北，出杉青三闸，至王江泾镇，松江运艘自东来会之。北为平望驿，东通莺脰湖，湖州运艘自西出新兴桥会之。北至松陵驿，由吴江至三里桥，北有震泽，南有黄天荡，水势澎湃，夹浦桥屡建。北往苏州城东鲇鱼口，水由塘入之。北至枫桥，由射渎经浒墅关，过白鹤铺，长洲、无锡两邑之界也。锡山驿水仅浮瓦砾。过黄埠，至洛社桥，江阴九里河之水通之。西北为常州，漕河旧贯城，入东水门，由西水门出。……江阴，顺塘河水由城东通丁堰，……又西，直渎（疑孟渎）水入之，又西为奔牛、吕城二闸，常、镇界其中，皆有月河以佐节宣，后并废。其南为金坛河，溧阳、高淳之水出焉。丹阳南二十里为陵口，北二十五里为黄泥坝，旧皆置闸。练湖水高漕河数丈，……北过丹徒镇有猪婆滩，多软沙。丹陡以上运道，视江潮为盈涸。过镇江，出京口闸，闸外沙堵延袤二十丈，可藏舟避风，由此浮于江，与瓜步对。”^[21]

从上述记载看，斯时主航道自杭州至塘栖后，自崇德、王江泾到平望，原长安、崇德一线（东线）看来已成为辅道，而从平望经松陵镇、枫桥、浒墅关、常州、奔牛和吕城直至京口一线，则大致如初。有清一代，运河航道总体较为稳定，自镇江、丹阳、常州、无锡和苏州段一如以往，唯自平望后水道更分为三路，名曰东、中、西三条河道，是为运河史上线路最多的时期：东线指的是平望、盛泽、王江泾、乌镇、石门、嘉兴、长安、临平，循上塘河至武林水门；中线为平望、盛泽、王江泾、乌镇、嘉兴、石门、塘栖、武林门；西线自平望、震泽，一路沿頔塘西行，经南浔、湖州，南折德清、新市，直至塘栖、杭州。杭州城北运河段自武林水门与城内河道相接，南出凤山水门与龙山河（茅山河）相接，自北而南汇入钱塘江。

江南运河凭借与各地多条水道相通、水上通航便利的优长，沿运城乡的交通发展迅速。据徽商黄汴编纂的《一统路程图记》（又名《天下水陆路程》）八卷所列的144条水陆路程中，详尽记载了南北二京十三布政司的水陆路程、道路的起讫分合，涉及食宿、物产、行情、治安、行会、船桥价格等。用黄氏自己的话说，就是“宦游之所巡，商泊之所趋，访履之所涉，庶此编为之旌导也”。我们不妨来看看卷一，即北京至杭州段沿线的水路、驿站及其里程：

北京会同馆七十里至固节驿（良乡县）。六十里涿州涿鹿驿……十五里江东驿（属应天府）。三十五里龙江驿。十里南京应天府（上元县。江宁县下水）。九十里龙潭驿。一百十里镇江府（丹徒县）京口驿。九十里云阳驿（丹阳县）。五十里吕城驿（今革）。六十里常州府（武进县）毗陵驿。九十里锡山驿（无锡县）。九十里苏州府（长洲县、吴县）姑苏驿。四十五里松陵驿（吴江县）。四十里平望驿（属吴江县。西去湖州）。南六十里嘉兴府（嘉兴县、秀水县）西水驿。（东百二十里至松江府）。南八十里皂林驿（今迁崇德县）。一百里北新关。十五里至浙江布政司杭州（仁和县、钱塘县）北关门武林驿。三十里江口浙江水驿。^[22]

黄氏所纂的此条自京迄杭的水道经过了今河北、山东、安徽、江苏和浙江，可能考虑到应天府（南京）的重要性，故弃淮阴、高邮、扬州、瓜州一直线，转而取道安徽凤阳、定远和滁州迄至南京。不过自镇江京口后，其道一如既往，即经常、锡、苏、嘉诸城，直至北新关、武林门。由此，我们不难看到以下两点：一是历史上北京至杭州的大运河水道并非我们现在所熟知的自京、津、冀、鲁、苏、浙这条唯一一运道，而是多条水道相通，可以按需抉择。二是支线或分叉方向交代得十分清楚，比如平望驿处尚有“西去湖州”、嘉兴处尚有“东百二十里至松江府”等，这也进一步证明了与其说大运河是一条南北向的水上运输动脉，毋宁说大运河更像是一条宛如枝丫状的运河交通体系—主干和支流形成的这个密密匝匝的枝丫体系，可以延展、转输和联通至更多的相关水驿、河道及其城市和乡镇。如果结合卷三之二十八条、卷七之四条、五条、六条、三十五条^[23]等相关信息分析，则似可愈加确信明代大运河航道网络的健全和发达。

在以自然经济为主导的社会中，水运航行无疑是最重要的交通出行方式。生活生产资料需要借助其往来城乡之间，商品和贸易也需要通过水路通达。在南船北马的南方，举凡游历、商贸、交往，大抵均需坐船航行。南宋杨万里知常州曾以秘书监为金使接伴使等职，频繁往返于运河沿线。淳熙六年（1179）春，诗人自常州任内回江西故里的途中思归而作—自常州、无锡、苏州一路往南，《夜泊平望终夕不寐》、《过平望》等便是。其他尚有《过八尺遇雨》、《舟泊吴江》（三首）、《过莺脰湖》、《船过苏州》（二首）、《将近许市望见虎丘》、《舟过望亭》（三首）、《过望亭》（六首）、《夜过五牧》、《午过横林回望惠山》（二首）、《晚过常州》、《再过常州》、《晓泊丹阳馆》、《晓过丹阳县》（五首）、《暮经新丰市望远山》、《小泊新丰市》、《过奔牛闸》、《过吕城闸》、《练湖放闸》（二首）……在看似缓慢行驶的船艘中，尤其是漫漫长夜里，航船中的世貌风情便成了人间的小乾坤。一些士夫也将目光聚焦在了航船上，如歙县人方回在南来北往的仕途中曾撰有《听航船歌》（十首），更有晚明山阴人张岱写的《夜航船》。

在运河的开掘、疏浚、整饬和管理的历史征程中，历代黎民百姓尤其是沿运和流域的人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唐天宝六年（747）诗仙李白途经丹阳横山，目睹众役工开凿、疏浚的艰辛劳作场面，遂以乐府《丁督护歌》曲名入诗，表达了其关注民众疾苦的情怀：

云阳上征去，两岸饶商贾。吴牛喘月时，拖船一何苦。

水浊不可饮，壶浆半成土。一唱督护歌，心催泪如雨。

万人凿盘石，无由达江浒。君看石芒砀，掩泪悲千古。^[24]

开河民工的疾苦和悲惨遭遇，在明代谢肇淛的《南旺挑河行》中叙说得更为清晰，令人唏嘘不已。

水力丰枯对沿运农夫百姓的生计稼穑休戚相关，也引起了各级官吏的重视。南宋常州府刘宰生于丹金溧漕河畔的金坛城，对常州吕城至丹阳段高亢地势、水源匮乏的运河情形十分熟悉，虽经历代兴闸建坝、设置涵管等水工设施以涸蓄，情形有所向好，然每遇旱潦之年，通航与灌溉之间仍旧矛盾迭出。其作《运河行》，对水工的兴废和损益阐发了自己的呼声和评议，对潦水伤田、干旱绝收的农事牵挂于心头。好在全诗文辞通畅，兹选录数句：(www.xing528.com)

……

民田为私河则公，献言幕府宁非忠。

我闻此言为民说，急趋上令毋中辍。

小民再拜为我言，函管由来几百年。

大者用钱且十万，小者半此工非坚。

厥初铢积费民力，厥后世世期相传。

岂但旱时须灌溉，亦忧久潦水伤田。

向来久旱河流绝，放水练湖忧水泄。

州家有令塞函管，函管虽存谁复决。

小须雨泽又流通，函管犹存不费工。

只今掘进谁敢计，但恐民田从此废。

丰年馀水注江湖，涓滴不为农亩利。

有时骤雨浸民田，水不通流禾尽死。^[25]

……

在运河开掘和整饬的沧桑岁月中，先后涌现了一大批卓越的治水臣工：白居易，职苏州刺史一年后修筑七里山塘，长庆初年（821）任刺史杭州，浚西湖、筑堤塘；苏轼，一度临安通判，一度知州，二任于西子湖畔，一任吴兴（今湖州）太守。在此的三度任职中，兴修水利，造福桑梓。北宋景祐元年（1034），知苏州的范仲淹也兴工举役，开太仓茜泾等五大浦，凿刘河（浏河）澛漕塘，以通娄江。

除了耳熟能详的名人外，尚有众多治水高手，对沿运河道闸堰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治水名臣任仁发生于南宋宝祐三年（1255），世居青龙镇，擅丹青，任职都水少监。时长江泥沙淤积，古代上海的海岸线东移不止，太湖主要泻水通道吴淞江及其支流日益淤浅。故任氏数次建议疏浚吴淞江，提出了颇富远见卓识的治水方案：“今下源沙高水浅，不甚湍急，若及早开浚，工费省而易为力。数年之后，愈久愈堙，工费倍而难为功，所当预为之图也。”“治水之法，须识潮水之背顺，地势之高低，沙泥之聚散，溢口之缓急，寻源溯流，各得其当，合开者开，合闭者闭，合堤防者堤防，庶不徒劳民力，而民享无穷之种。”^[26]他不仅学识俱佳，而且富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为浚吴淞江、大盈江和乌泥泾，任氏开江置闸，虽未能确保青龙镇港口优势的延续，然其治水的实践和功绩在水利史和江南运河史上树立了一座丰碑^[27]。永乐初太仓州的刘家港海溢泛滥、潮沙淤积港口。户部尚书夏原吉取“制松入刘”案，大浚刘家河。拓浚时“命役夫用木排做垫脚，使吊盘取泥，百倍艰辛。”工程竣工后，“海潮奔涌，洪波壮阔”—为成就刘家港成为大港和远洋航海基地奠定了基础，也为嗣后郑和下西洋铺垫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