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运河：中华遗产典范的人居书系

中国各区域遗存的历史人居环境，是不同历史时期的建筑技术、价值观、社会文化习俗和不同文化圈或文化类型的表征形式之一。它以其丰富的信息和独特性而成为历史的见证，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然而，世俗往往以相悖的现实情境或价值态度诉之于视听：一方面，众人的保护意识有所强化和提高；另一方面，漠视、破坏的现象和恶性事件时有发生。反观近世欧美诸国对之延续、维护、更新、改造的认识和行动，大多趋于守常、葆真、如旧、如初，其间不乏高端和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的运用，将其纳入具有约束性的条款乃至法律的范域中，鲜见脱胎换骨式的冒进举措或新潮性的形式表述。其旨、其为或如美国刘易斯·芒福德在《城市发展史》一书中向大家发出一段忠告里所阐述的那样：“城市社会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分岔路口……，如果对历史有了深刻的了解，对那些至今依然控制着人类的古老决定有了高度的自知，我们就有能力正视如今人类面临的迫切抉择，这一抉择无论如何终将改造人类，即是说，人类或者全力以赴发展自己最丰富的人性，或者俯首听命，任凭被人类自己发动起来的各种自动化力量支配，最后沦落到丧失人性的地步……”意欲认识城市的渊源、前生、变迁、结构和功能，必然要对历史的遗存倍加珍惜，期冀“对那些至今依然控制着人类的古老决定”能有“高度的自知”，从而提升“正视如今人类面临的迫切抉择”的能力，当然也是历史发展颇为理想的结果。无独有偶，历史学家傅衣凌曾经也说过这样一句话，“我在研究历史中，还有一种‘史料癖’，常常记住‘当人类沉默时，石头开始说话’”—对于如此重要的“石头”，能不慎乎？不敬乎？显然，包括建筑遗产、人居环境遗产在内的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我们认识自身历史的最好见证。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事实上，传统与当下并非是对立或截然分离的二项变量；即便从“致用”层面看，有关人居环境方面的微观历史、形态研究与当今人居环境的保护、再生和建设活动的内里，无疑涵泳着显明的逻辑或本体性进深的递进和关联性。有鉴于此，我以为，目下切实要做的，当应建构起敬畏之心、虔诚之意，或如钱穆在20世纪40年代所说的那般，对待历史要充满温情和敬意—这可能也是保护、修葺、更新和发展包括中国传统优秀物质遗产、历史人居环境场所，乃至城市科学发展在内的一项长期而正确的抉择途径和一种态度，或许，也是学习、实践的辩证法和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之一，是从事文物建筑、传统村镇和城市历史街区维护、改造、更新、再生暨设计、规划、施工和管理者们的当务之急。

身处快速变革的转型和激荡莫测的思潮变幻中，书生的作用是微渺的。不过，这些纸上烟云确也初步实现了依照笔者擅长的方式呼唤的初衷，进而奉献着共同推动人居环境自身历史发展和逻辑演进的绵薄之力。因而，以传统城乡聚落街区构成、历史变迁和特征等的梳理、复原和阐释的工作性质，大体上规定了“中华遗产·人居典范”书系诸文本的体例和格调—这种致力于对历史场景的读解工作，基本剔除了当下海内盛行的文化经营、工程创意类的运动型情结、权重性效应和群体性介入的取向，并借此作为勾联舆情、获取经济利益抑或政治绩效的契机—这些经营和创意貌似契合了政府有关推进城镇化进程、一体化和新农村建设的经略和潮流，土地集约、人口集聚和经济结构方式的转型、调整和统筹的举措以及试图减降城乡两元对立格局的现在进行时国情之需，正在快速地打造格式化、过度化的新型城镇和乡村。只是，历来浊清并置、多元共存的世俗情境，亦使得如此鼎革的前提裹挟和添增了隐显不一地删易人居环境中地域性、差异性和多样性的无限可能，—历史肌理及其记忆的漫漶或消弭，将随着岁月的更替而显得愈加沉重或迷茫。

基于上述，本书系的撰写实际上也反映了笔者学术研究领域方向的微调—从类别易为区域，变专一为综合，舍宏观而切近微观。如果说这是对先前有关传统人居环境系列研习的一种反动，毋宁认为前后的种种呈现了对中国传统人居环境科学的基础、内容等相关缺失的一种关切、自觉和努力—对于年均600余课时，兼顾本、硕、博三级教学和科研任务烦冗的教师而言，似乎只能以聚沙成塔的片断型方式积累和展开。因此，书系选题及其内容亦呈现着以下若干特点：第一，书的内容即对象的考察和相关积累大多在十年以上，甚至迈越二十年以上；书系所述所论以所见实物、实体为准，文献、史实考证为辅。第二，聚焦的区域空间、范围和时段宏微远近各异：大者跨省越市，小者集合于相同地理景观和文化特质的地域中，通常以相同或近似的文化类型为界；纵向时间轴的下限框定在20世纪40年代—这是一个传统体制、文化意识、核心价值观终结的时代，少数根据实际状态顺延至20世纪80年代。第三，选题和对象的差异决定了方法和切入点的不同：有些偏重于气候、地理条件、资源和经济方式等关联度较高的方面，有些着力于区域的核心、外围和辐射区的辨析，致力于传播、交流和互动的层面分析变迁、播化和变量的过程、结果以及特征形成的比较，但主旨仍在于探讨城乡聚落街区的构成、变迁、人居环境文化和建筑风格等，各在在不同。第四，“河出图，洛出书。”图文并茂有助于扩大对书籍阅读的理解和比较过程中视觉的独特功效。一方面，图像在“传既往之踪”层面，比文字直观、有效；另一方面，图像相对的原真性，一可凸现以图证史的功能和价值，二可提升可读性。书系的图像由现状彩图、正投影建筑制图、透视图和地图等四部分组成，试图构建起一种现势、真切的观看和阅读方式。

王安石在《游褒禅山记》一文中指出，欲领略世之非常之观，当须具备四项：一曰志，二曰力，三曰不怠，四曰相。四项中的一、二、三项主要关乎和取决于自身，尽管“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但努力则是前提和必需的—唯有竭尽全力，若仍不能至，也只能“可以无悔矣”。文中的“相”，当是辅助之意。在漫长的调查和撰著过程中，笔者得到了众人的关爱和援手，他们的帮助使得本书系不至于出现过多的谬误或纰漏。然此四项，又“非人人能得，故事亦不可件件皆成”。在此，真诚地希望能得到读者和方家的不吝教正。顺此，也希望“中华遗产·人居典范”书系并非仅是无所事事的自娱、自言自语的空寂，抑或无知无畏的偏拗。因为，仍然有足够的理由笃信，多样性的区域人居环境及其蕴含的历史传统和文化遗产，始终将会是人类社会和经济生活中的一个深远主题。是为序。(www.xing528.com)

刘森林

2013年6月23日于康奈尔大学